虔谦：如此犀利的文笔和观点……我还没有去跟读《浮光》，却读了一点《受活》（老舍文学奖作品）。内地文学的很多东西，海外跟不上。
沙里途 都基澳
内容提要
稻城的长篇《浮光》在世界文学格局里，是一部新流浪汉小说。这是一部“城漂文学”的范本。所有的人物，所有的情节，所有的文字都在漂。非情节因素的风土人文是漂的根基。漂是生存常态。抑郁，孤独，恐惧，彷徨和迷惘的个性成为必然。小说的力量就是语言的力量。现代主义的叙述方式，承担金融文学（矛盾《子夜》）后续的使命，亦即汉字的使命。
一
以空前的力度和广度，几近残酷地推进城市化进程的现实何其纷纭，本应与之匹配的小说创作在形而上总是差强人意。各个领域的长篇小说的创作空间都很大，而汉字的能量却是无穷的。
孙郁认为：“用白话写作以来，长篇小说一直没有像随笔和短篇小说那样，形成一种可反复阅读的文本。”（《文字后的历史》第219页）阎连科在总结自己的创作经验时则进一步强调：“现实主义，是谋杀文学最大的罪魁祸首。”“我们几十年所倡导的那种现实主义，是谋杀文学的最大元凶。”“自鲁迅以后，自‘五四’以后，现实主义已经在小说中被改变了它原有的方向与性质，……文学已经被现实主义所窒息，被现实主义掐住了成长的喉咙。”（《受活》第297页）可以说，阎连科的长篇创作实践无情地剥下了伪现实主义文学的画皮，那些和前苏联一样“用虚构的故事证明现成的理论”的货色正在失去读者和市场。一部《受活》，一次非凡的狂想式写作，成就了中国当代文学“狂想现实主义”的奠基。
“鲁迅的文本里，渗透的正是一部奴隶挣扎的历史。”（孙郁，同上第266页）作家稻城的长篇小说《浮光》（四川文艺出版社，2010年9月版）渗透的正是这种没有话语权的沉默的大多数的打工者的行为挣扎和心灵迷惘的历程。
它或许没有阎连科的狂想与尖刻，但别有洞天，独辟蹊径，从而抵达“唯有小说才能发现的底蕴”的生面。可供时尚玩味，留给未来探究。
二
这是一部新流浪汉小说。古典流浪汉小说堪称欧美。一直风光无限的有格里美尔斯豪森的《痴儿西木传》，凯鲁亚克的《在路上》，索尔·贝娄的《奥·吉马奇历险记》，甚至约瑟夫·海勒的黑色幽默《第二十二条军规》，它发现了人总也逃脱不了一切都物化了的困境。我国的却罕见。赵光鸣的《绝活》是中国第一部流浪汉小说集，长篇却了了，还找不到好的读本。恕我孤陋。传统流浪汉小说叙述方式上行为大于心理，总有超人之举；人物大都天性善良淳朴，机警狡诈，在黑暗与乱世里抗争。新流浪汉小说却是心理大于行动，是心态的放逐，总在歌舞升平里东奔西走，与光明与盛世抗争。譬如君特·格拉斯的《铁皮鼓》，侏儒的主人公一声尖叫能震碎所有的玻璃，而灵魂常常就失却了归宿。我国的“北漂文学”，有初露端倪者却大都是浅尝辄止，好像没有探雷器的人小心翼翼地进了雷区。读不出什么建树。故，《浮光》只能放在世界文学的格局里来考量，就不足为奇。
《浮光》叙述的是主人公江凡和几个知识男女，从异地不约而同来到西南的大都市成都打拼的人生与情感历程。他们来时豪情万丈，去时却空空行囊。最终被社会的浩瀚、生活的艰辛和大自然的天翻地覆无情地吞没。
主题只有一个字：漂。
浮光漂于水面，尘埃漂于空气，人漂在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及其芸芸众生的夹缝中。他们身不由己，却在顽强不息地寻找生活和未来的出口。命运将肉身抛向远方，灵魂一刻不停地渴望归宿。宗教曾经被革了命，理想主义的大厦早已坍塌，新的价值体系尚在模模糊糊，一切理念都那么暧昧，因此金钱高于一切价值尺度。农民工、大学生、海归的游子，不断下岗的失业者，上不了学的少男少女，统统漂泊在大都市的人海里。
漂，成了空前的人生常态。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浮光》的每一个字都有“漂”的感觉。那非情节因素的风土与草木，一片叶，一滴露；那情节里的酒店舞厅，职场马路，房间温床，一杯酒，一首歌；那人物生活的冲动与理智，温柔与决绝，喜怒与哀乐，一蹙眉，一浅笑；都像浮光一样在水面与万物的表面上漂。实词在漂，虚词也在漂。人物的每一声叹息，都漂着凝重的无奈。浮光在水面上炫耀与浮夸，掩盖了水的真实存在。人生的漂浮，遮蔽了社会原本的秩序。《浮光》个性的漂，恰是社会共性的虚无缥缈，浮光掠影。回归人类个性的尊严，恢复社会的常规，必须在漂浮落定之后。眼下的漂，将是一代人甚至几代人必须付出的代价。我们都生活在职场，我们又生活在别处。我们活着的尊严就是卑微的活着，所以漂就是生存的常态。可见，这个主题寓言着深刻的现实和高远的未来。
而当下就是未来。
当审美主体进入审美客体之后，读者会一下子就被小说“漂的气场”所俘虏。小说作用在人物上的漂是那么层次分明。
稻城的《浮光》正是通过看似温软的，流畅的，如同漂着落花花瓣的河流一样的人物命运，人物生存状态，人生故事的铺展和描述，让读者身临其境般地感受到江凡、郑雁鸣、韩眉和柳燕们“漂”的命运波澜及其所散发出的韵味。在感受诗意的历史名城成都的氛围中，细腻而琐屑地感受其生活的真实，感觉人物的一言一行，心灵的一次次脉动，甚至细致到成都这座文化深厚的古城的一花一草，一风一雨，一声流水，一滴鸟鸣。在巨大的文化能量上空的漂，正是风筝有了底线的牵扯。因此，漂就是纷乱飘摇的成长。沉沦了，出局了，回归了，无论何种结局都是历史的必然。
主人公江凡，一位为生存所迫从异地来到成都的“成漂”（也可能是“北漂”，“广漂”，“上漂”等等，命运把他抛到了天府之国的首府）。他一表人才，金融硕士，从事着令人羡慕的证券行业，而且顺理成章地得到了美女的青睐，又有一位市长助理的“老同学”的关怀，生活不可谓不“美好”。虽然故乡、童年、母亲甚至家乡的饭菜一次次破梦而入，但这位正充满青春梦想、青春激情的年轻人正凭着自己的实力奋力追求。现实并不如人意，社会的无序和生活的粗砺，让他迅速地被磨损，而这“磨损超过了他的想象”。很快他就发现，有尊严的活着是一种负担，美好的精神生活成了一种奢侈，个人如同一片树叶，随风起落，随流游走，完全失去了主宰的能力。气流，洪流，物流，人流，各种流的裹挟让他的“漂”更充满被动的苦闷。这种典型环境造就了他的典型性格。他的个性特征就是抑郁、孤独与恐惧。
他在股市里守望，却被无序股市的潜规则一次次耍弄。他写下大量的股市分析文章，只是对股市黑幕保持沉默。他几乎天天出入娱乐场场所，把大块的时间消耗在饭店、酒吧和歌厅，却总是沉默不语。处处带有一战后，“迷惘的一代”的青年人的影子。海明威《太阳照常升起》的叙述方式，在转型时期的东方得到了合理的继承。无论东西方，每个漂着的青年都带着心灵的创伤，却一刻也不能停止扇动的翅膀。江凡在职场里的磨损，却在大自然里，在风土人情的文化底蕴里得到了疗伤。他酷爱在巴山蜀水、杜甫草堂、石板光亮的小巷，流连忘返。一向守身如玉，颇有操守的学人，在大自然的怀抱里完成了青年男女的云雨，就顺理成章了。
另一方面，这恰是抑郁的递进。
当“漂”的沉重感一直窒息着人的生命和心灵时，对故乡、对家园的回望便成了漂泊者精神上的最后的寄托。虽然梦醒时发现的依然是“杨柳岸晓风残月”。孤独就是这样诞生的。江凡对“蒲公英女孩”的反复回味便是对这种守望故乡的心灵吟鸣。
怀旧，牙齿一样反复咀嚼着孤独。
春光弥漫的田野上，刚及脚踝的玉米苗被西下的阳光映出明亮透明的嫩绿明紫，摇晃的叶片将绿中带紫的颜色弄得闪闪烁烁，田间的土路边砌泥草竖着齐刷刷的刚及寸高的叶片，铺出了闪着春日绒光的绿毯。砌泥草中间一簇簇开着金子般耀眼的蒲公英，花朵娇艳洁黄，齿状的叶片衬着花朵，将弥漫的春光渲染到极致……这时有一位小姑娘，背着书包，穿着校服，辫子上插着蒲公英，手里擎着蒲公英，轻巧地走在长满砌泥草的土路上。田野里的禾苗在她的旁边铺向远处，西天的春日显出明丽而毛茸茸的柔软，如一个巨大的烧红的铁轮……小姑娘叫黄春英，她唱着“老菇花，刺薇薇，哥哥赶车叫妹妹……”又唱“不要问我从哪里来……”黄春英边唱边向我这边望着，她黄胧胧的辫子在她的肩后跳跃……云雀在春天的天空中啁啾……（〈浮光〉第018页）
在孤独中，反复时光的重现，恰是“恋母情结”他化。而在记忆的那只摇篮里，人们疼爱着的是时间。孤独，往往就是被时间挽留。
在原本的世界已经被完全颠覆，精神被连根拔起，从小孕育并已成长的理想被漂泊冲毁，寻求寄托的心灵被挂空的繁纷、驳杂、喧嚣、浮躁、暴戾的时代里，这为数数亿的漂泊一族，其心灵游离，精神深受创伤，白天被湍流冲涮，夜晚缩蜷在脆弱的蛋壳里喘息。唯一的心灵安慰是故土、故里，他们试求借助记忆回到故乡，回到精神的本根，但他们很快便发现，这种努力如同他们现实中的追求一样，同样是奢侈的，是异常艰难而且空前渺茫的。
但我们同样真切感受到人物的巨大失落、空洞，以及作者蕴于日常生活、生命的细枝末节中的肉体漂泊、精神流浪、心灵无处安放的伤感和茫然。这种创伤何尝不是当下中国最为普遍，最为真切，最为严峻，又被最认真地掩盖于一派升平里的精神处境？
孤独，四周笼罩着漆黑的迷茫。
小说里的人物对饭店酒屋的流连，郑雁鸣与江凡的深夜对酒而无语，无不透出这些“漂族”在巨大的社会、经济、体制剧变中，在生活的巨大压力下，对社会低层群族被边缘化，被陌生化，被碎片化的恐惧。
心灵的孤独，必然化为对外界的恐惧。
我在十字路口站了一会儿，然后走到春熙路的休息椅上坐了下来。带着暖意的微风阵阵吹来。盛开的樱花花瓣便簌簌落在肩上，衣服上和腿上，也一股一股地落在脚下的花岗岩地面上。虽有风，却不能影响与樱花杂陈的丁香花清新的芳香阵阵扑鼻而来。丁香花的芬芳是浓郁的，又是清新的；但簌簌飘落的樱花和丁香花瓣又给人以盛花已过的忧伤。我喜欢丁香，曾痴呆地找寻过据说是象征幸福的五瓣丁香。樱花更是美艳得短暂。我坐在春熙路步行街的休息椅上，心中忽然涌上一阵苍凉。我的眼前是熙熙攘攘的人群，或情侣相拥或朋友相携，都脚步匆匆。最多的自然是青春少女和妙龄少妇，她们一律生机勃勃，新潮时装装点着她们青春的肢体，裹在牛仔裤里蓬勃爆满的美臀和松垮布衫下饱满颤动的乳房在眼前飘飘扬扬，水中鱼儿一样地在空气中流动。还有墨镜、花伞、俏丽的随身包儿，再有踏踏的高跟鞋和沙沙的运动鞋声，渲染出这个城市时尚的风情……但在这热闹的流中，我感受到的是几丝清冷。这拥挤的人群中谁也不会注意到坐在樱花树下的我。（〈浮光〉第188页—第189页）
这里不仅仅是伤感，更是直接对存在的恐惧。诚然，我们无法简单评述当下中国这种步伐日益加快，气势如暴风骤雨，如地震、泥石流一样不可阻挡的城市化建设给中国社会，尤其是给中下层百姓带来的巨大震撼、巨大冲击和巨大改变。传统的生活方式不复存在，随着城乡的震荡与涌动，生产关系，原有的体制、伦理道德、价值观念以及人们的行为方式和心态在眼睁睁的注视下土崩瓦解，来不及思索、被动地匆忙地进行着变异组合，以致几亿人在这块古老的土地上漂泊、移动、挣扎，喜剧、悲剧，更多的是难说是悲剧还是喜剧的人生命运戏剧，在社会极度冷漠无视的情况下血泪交流地发生，上演，并如它无声发生一样又瞬间消失。
孤独源于心理，恐惧来源外力。生存压力是人类唯一的恐惧。民族还有分裂（台湾），民权依旧虚无（司法不独立），民生不得保障（就业难），多媒体充斥着虚假新闻，所有的监督都是自我监督（纪委监督党委），就是没有监督。太平盛世，歌舞升平，浮光下是一个多么和谐的社会形态的初级阶段。
然而，社会高度和谐的下面，却是人类生存的极端无常。这就是江凡们无端端的陡生恐惧的根源。
这层次分明的漂，每个人都是有联系的，每个人又都是孤独的。人人都在惶惶不可终日的心态里度日如年。生存恐惧如影随形，注满本应尽情享受的红酒，房间，职场和马路。人生最大的快乐就是有一分钟“我不因为生存问题而恐惧”。然而，现实是人人自危。
郑雁鸣是个大官（市长助理），一位几乎算是“显赫”的年轻官员。虽然这“显赫”的开始是借助于京城位高权重的准岳父的影响力。但“漂”到成都后，他也同样相信凭自己的能力和热情会扎下根来，但最终却在“5·12”大地震中魂归汶川江石中。在他几近壮烈的终结中，让读者看到一位官员的“漂”剧，虽然这剧让人心痛。可以说这是一个更大的漂泊，更为沉重的游离，更为凄切的悲音。高官在自危。
另一位“80后”的美少女韩眉，她的“漂”更为典型。她医学院毕业，成为医生，信奉“奉处”结婚。但生活却挤得她东奔西突，忽来忽去。渴望扎根，渴望爱情，渴望一个温暖的家，但人人都在彰显魅力的背后，亮着绿幽幽的眼光盯着她的不过是她的肉体，是她“两腿间”的东西。我们从韩眉的身上，更清楚地看到我们赖以附着的东西不存在了。你越寻求，越想抓住在手中，越想走进精神家园，融入心灵的栖息地，就越是发现那些你渴求的东西已远离自己。自己“漂”向的是一个困境，一个转不回身的死角落。你面临的也许正是一种放弃一切的被吞噬。青春在自危。
美女柳燕当然更不例外，她在以色开路的“漂”的人生命运轨迹中，面临的是共同的窘境。在这些列举之后，是联想的空间。美丽在自危。
一言以蔽之，自危是所有人的心理常态。数以亿万计的“城漂”粉尘一般飘扬在祖国的上空。他们被无常无情地捉弄着：我曾经豪情万丈，归来却空空行囊。
《浮光》的这种存在主义观照中，我们看到了“漂”族生命无处落地，心灵飘在空中，精神处于漂移的寂寞、郁闷，压抑、惊悸、恐慌、浮躁、空虚和无奈。从这个意义上说，《浮光》是一部尊重灵魂，追寻心灵，追寻人类之命的生命叙事，是一个“灵魂的伤怀，生命的喟叹”（谢有顺《贾平凹小说的叙事伦理》），也可以说是对“漂”之生命的伤感的抒情曲。而漂浮在文字上面的是优美的忧伤。有如郁达夫《春风沉醉的夜晚》一样，洇着丁香般的淡淡的忧郁。这正暗合里米兰·昆德拉诗意派小说的创作理念，在无情地批判专制与腐朽时，在苦难的生存状态中诗意的栖居与生活。
这种忧郁的文风是个颇具感染力的磁场。挑灯夜读时，往往使人潸然泪下。
三
《浮光》将“5·12”大地震作为小说故事的高峰，甚至可视为结局。即所谓的高潮即结局。这既是现实，同样也不乏象喻意义。老子以一“道”字，高度抽象出自然界的最高法则，宇宙的起源，自然和社会的规律与关系。顺道者昌，逆道者亡。当众人逆“道”而贪婪，不懂得“人与天调，然后天地之美生”（管子《五行》）的基本道理时，灾难常常会不期而至。水面上，屋宇上，草木上，大地、马路与街区上的所有浮光，瞬间被一道蓝光所没收。人类的命运，在这个结构里急转直下。这一刻，伟大的人类和渺小的蚁群没有什么不同。
结构，即内容。奥地利小说理论家斯坦策尔指出，现代小说的美学特征有三：“第一，由客观事物和事件组成的外在世界不再重要，除非这些东西能被上升到象征的高度，变得透明以展示思想，或用做意识发生过程的背景；第二，小说家全神贯注于时间主题；第三，对叙述技巧和手法的试验。”维·什克洛夫斯基在《散文理论》中也指出：“光描写结构还不够，还要研究它的起源。”
传统的小说叙述结构，大都以时空顺序叙述故事的过程，或几线并列，或几线交叉，或几线并列又交叉，往往形成一个清晰可见的线性结构。读过《浮光》，不难发现，小说故事的结构与此不同，时间的线性踪迹只是模糊、断续，隐约在文字后面。从小说全力展现的主题和故事内容上看，“生存状态”这一中心已经预示了小说抽象的结构风格，并决定了《浮光》的结构不得不是网状的。它由“我”（江凡）这个中心伸展出去，形成了纵向的线性。又在各点的关联中形成横向的联结，于是边界不封闭的网状结构便形成了。这正如斯坦策尔所说：“当一个小说家求助于抽象写法的模式时，故事讲述的结构形式也许被抛弃了。”在《浮光》这样的小说里，其结构基本单位并不是冗长的情节的连续，而是片断，通常是突然插入和同样突然结束的较短的情节的断面。这种自然形态，块状形态的结构，与这群人“漂”的生存状态结构相吻合。比如很多叶片，在透明的大网兜里飞，有时独处，有时重叠，有时还聚成一堆。那个提着网兜在走的是一只无形的手，他轻轻一抖，叶片漫天飞舞。
“当人类赖以生存的时空环境发生变化，人的审美意识不会无动于衷。人们的审美趣味也一定会发生这样那样的变化。”（李小江《后寓言——〈狼图腾〉的深度诠释》）城市化的隆隆推进，社会转型的无情深化，人的社会生活和家庭关系便变得残缺不全，其空间不再是一个封闭的场景，而是开放的表面下暗布着层层阻隔的大空间。小说《浮光》表现的正是这样一个大空间，因此它也就跳出了线性叙事的模式，用缝隙很大的网状这样一个自然逻辑的结构将这些许多小故事、小人物，以及他们各自的今天、过去串连起来，展示着一群生命的生存状态和生存价值，承载着一个个不同的生命历险，在横向环形的辐射中次第展开。
《浮光》的结构形式，往往会深刻影响叙述的节奏，而不同的节奏又会造成不同的审美效果。这种节奏性的感受效果反过来又将影响对作品的欣赏。《浮光》的节奏在“5·12”之前，一直是自然流畅的，甚至是舒缓的文面，而到了“5·12”地震一章，节奏骤然紧张，力度如鼓点般加强，最后止于轻风细雨般的飘浮中。
这种节奏感是表现人物生命节奏律动的需要。也就是“漂”的主题需要。就像所有的自由元素，无不制约于万有引力的定律。
这印证了形式即内容，结构的抵达就是主题思想的抵达。
四
我们最无法忽视的还有《浮光》中大量的几乎无处不在的对成都这座有二千多年历史和文化积淀的名城的风土人情的描叙。高行建的《灵山》，川端康成的《伊豆的舞女》、《雪国》，显克微支的《灯塔看守人》，甚至海明威的《老人与海》…… 不夸张地说，《浮光》中的非情节因素与经典范本里那些点相比并不逊色。
这种非情节因素的铺排与张扬，不仅让我们感受到主人公们“漂泊”之地的自然文化风貌，领略到小说诗化了的自然与社会环境，更让读者更深层地体味到这更是对主人公们漂泊的生活，焦虑、游离的心灵的一种外围开掘。一方面具有强势文化的奠基和后盾，另一方面又有了漂的根基。为什么面对那些人文的和自然的景观主人公总是暗自流泪，黯然神伤？因为他们对这片悠久的土地和文化爱得太深。越对这种情节外的非情节因素沉迷，就越能深刻地感受到生命“漂”的沉重和疼痛。这种非情节因素的铺排已完全与人物命运、生命的挣扎融为一体。当然，它更是一种反衬。想想在如此的美好上面的那些腐败、那些拜金、那些物欲横流、那些勾心斗角和尔虞我诈，小说人物怎能不焦虑、郁闷、彷徨与迷惘。物是人非正是物我交融，浑然天成在相反相成里。最不可战胜的就是文化的力量，它能给予人们反思与抗争的勇气和信心。
非情节因素与情节因素的关系就是交汇贯通，这是语言艺术的特质。语言艺术就要突出语言的力量。小说是书面语言的艺术，小说的力量就是语言的力量。《浮光》的非情节因素紧紧抓住了地方风土人文的特质，靠的就是语言的力量取胜。
江凡在朋友韩眉忽来忽去时“被揪到”青城山参加培训，培训者满嘴炫耀却空洞得只剩炫耀，江凡的心却被“窗外”掠夺而去：“培训会址被安排在青城山下的岷江山庄。……此时正值雨季，窗外雨线绵密，刷刷地落着，似乎又悄无声息。好像雨也是绿的，绿荫和雨水一样流淌，在绿色的空气中流淌，带着花草的香气，泛着青碧的光冲击。站在廊下，青城山的峰岭就在墙外。放眼望去，青城山更绿，山岭如巨大的绿色的云朵，一层一层向空中叠垒上去。绿树包裹的青城山是软的，棉花般松软，但它又是涌动的，山风拂过，山体似乎在摆动，似乎也在升腾，在飘浮。（《浮光》第131页）”足见他的心思不在利欲，而在山水。成都的街道每一枚叶片都放射着诗歌的光芒，深厚的底蕴给予它们丰富的文化养份。江凡漂在无序与迷茫里，但面对苦难他诗意地放飞心灵。又有谁人不是在笼子里歌唱，戴着镣铐跳舞？
江凡的思绪又回到故乡和仍在故乡的母亲，以及母亲过世带来的伤痛上。这里我们清楚地看到作为“成漂”一族的江凡，精神在四牵八拽的撕扯中撕碎了心灵。文化的力量战胜了浮躁的现实，小说的寓言性呼之欲出啊！
主人公走在街上，对街景的欣赏更透出江凡让读者心碎的透明的孤独与浑浊的无奈。
元旦过后明显感到忙起来了。春节的脚步声在一千米的高空中沓沓传来。春熙路上自不用说，人流如织，密度加大，所有的商场空气稀薄，令人窒息。马路上仿佛从地缝中钻出了一群群汽车，如同蚂蚁从蚁穴中涌出。路有多宽，有多长，车和人就有多宽有多长。如空气一样充塞了每个空间。商家促销的广告牌、横幅、彩色巨型汽球悬挂着招徕口号和耸人听闻的出血“让利”讯息铺天盖地。在这个城市里，除了神一样主宰别人命运的国家机器剩下的就只有商人了。
在这纷扬的气氛里，你可以看到人们那美丽的笑脸。他们或者是快乐的孩子，甜蜜的恋人，也可能是满足的老人。当然最让我难忘的，还是那些贫穷的民工脸上洋溢的欢笑。那天我在老码头火锅店外面就看到一个也许不足20岁的女孩站在人行道上打电话。她穿着火锅店的服装，胸前的兜里揣着点菜用的黄色简易笔和特别的菜单。但她在用缀着小卡通的手机跟家里人通电话。那时天飘着雨，但雨点一点也不密集，逗人似的风倒也吹得舒畅。吹得她的衣衫扬起来，这使她如舞女一样成为街中的风景。她响亮地笑着，把笑声和她的欢乐随风传到四周……我喜欢看人们笑着，喜欢看洋溢着笑容的脸，喜欢听朗朗的笑声。雁鸣说我看人笑脸的样子有点呆，尤其是看女孩子的笑。这样瓜娃子一样的盯着女孩看，而且别人笑，我却不笑，早晚会出事。（〈浮光〉第155—166页）
小说第26节江凡极具恐怖感的孤独的春节的描写也是一个极好的范例。能够充分感受到这种通过非情节因素的渲染，展现“漂族”人物的肉体和心灵在被抽走背景，无所附着的悲剧色彩。这是人的漂泊，这是知识的漂泊，这是灵魂分离肉身的漂泊。因此，“对知识分子，拿掉他的眼镜就够了。”（帕拉《瞒骗警察的笑话》）所以，性格悲剧就是语境悲剧。
有很多人说非情节因素难以卒读，往往一掠而过。那或许是语言出了问题。而语言的苍白，正是思想的困乏。思想是一切文本之根本。
一切理论都是灰色的，唯有生命之树常青。因为它能不断地抽着思想的枝条。
小说对股市叙述方式也颇耐人寻味。它将股市有节奏地做了切片分析。江凡作为一位证券明星分析师，几近生命历险的方式，揭示投资行业严酷的生存方式。从中窥现精英如何专业操作，犀利解读行业里鲜为人知的金融黑洞。这在作为金融小说的奠基作《子夜》的后面，终于可以看到后来者居上，是我国文坛一大幸事。
孙郁说：“《子夜》的宏大曾给我们惊喜，但过于时尚和理念化，便失去了自己的丰富性。”（《文字后的历史》，第219页）对于前辈的遗憾，作为一个学者作家，稻城有了填补的自觉。他的创作因此就有了使命感。这是一个作家重要的，也是必须的能动与能指的先决条件。
遗憾的是具备与时尚对垒，怀揣使命感的作家总是凤毛麟角。因此，稻城的创作愈显难能可贵。它是流俗里的崇高。
2012年2月27日8时30分，记毕于大连幸福e家福祥园
参考文献
孙郁《文字后的历史》（春风文艺出版社，2001年9月版）
阎连科《受活》（春风文艺出版社，2004年1月版）
张学昕《话语生活中的真相》（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9年10月版）
米兰·昆达拉《不朽》（青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9月版）
萨特《萨特读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5月版）
转自沙里途新浪博客：http://blog.sina.com.cn/s/blog_4c1704fe0102dwtu.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