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出生于《马关条约》签订的第二年，粤北山村的一个普通农家孩子被父亲取名“仰岳”，意为敬仰岳飞，不忘自己民族经历的屈辱。长大后，这个农家孩子将名字改为一个单“岳”，以更加重“身体力行”的意味——这个名字蕴含的意味，似乎也在冥冥中暗合了这位农家子弟一生的轨迹，他，便是抗日名将薛岳。
1896年出生到1998年去世，薛岳是民国史一个重要的亲历者和见证者。晚年的薛岳和二弟薛孟达、三弟薛仲述，在台湾南部嘉义乡间，过着闲云野鹤、与世无争的半隐退日子。薛仲述的独子薛维忠，也成了这段岁月一个独特的观察者。“大陆的记者要写我大伯的故事，说实话我真的很意外。”一直微笑着的薛维忠很坦诚地说。
国共之间
说来有意思，十几年之前，我跟太太去湖南张家界旅游，在长沙机场等飞机的时候，我太太去书报摊闲逛，看到一本杂志封面上有《蒋介石的十大名将》的标题，是大陆出的，她就买了下来。飞机上，我们俩翻看这本杂志，越看越觉得奇怪：我们家跟中共好像有那么一点不太愉快的过去，可是这“十大名将”中有9个都被骂得狗血淋头，怎么到了我大伯薛岳这里，却没怎么挨骂?
类似的事情还有许多。每一次我们回大陆，都有一些人因为我们的“薛”姓而和我们谈论起薛岳，虽然他们未必知道我们的家世，但是谈起薛岳来都是尊敬有加，而且对他的事情了如指掌，让我很意外。
想来有些讽刺的是，现在大陆越来越多的人在津津乐道地谈“薛岳”，可是台湾这后来对薛岳却不怎么宣传，知道他的人越来越少。有一次我被台湾的一所军事大学请去做管理方面的演讲，校长晓得我的家世背景，送了我一本《中华民国国军建军史》的画册，我挺高兴地翻看。你猜怎么样?里头谈到了三次长沙大会战，可是竟然“薛岳”的名字一次都没有出现!
在国共之间，大伯的地位比较微妙：一方面，在中共眼里，薛岳是蒋介石的“嫡系”，是和他们打了几十年交道的“老对头”。可是另一方面，在国民党那边，大伯虽然是中央军的热门，也从来没有像白崇禧、李宗仁这些地方军阀那样搞过“割地自居”的事，但他又不是“黄埔系”的人，这就成了他与蒋介石关系的“死结”：他对蒋介石并不服气，蒋介石对他也不完全信任。
大伯的资历非常老。他当年是追随孙中山而参加革命的。我们薛家祖籍在广东乐昌，是粤北的一个小山村，我的爷爷薛豪汉虽是普通农民，却非常重视对子女的教育。大伯是1896年出生的，正好是《马关条约》签订的第二年，所以爷爷就为自己的第一个儿子取名“仰岳”，敬仰民族英雄岳飞之意。大伯后来把自己的名字改成一个单“岳”，意思是不仅仅要敬仰岳飞，更要身体力行。
当时革命风潮在广东一带兴起，大伯也深受影响。虽然当地人轻易不离开故土，但是15岁那年，他还是说服父母，离开家乡到广州学习军事，从此开始戎马生涯。大伯很早就加入孙中山创建的粤军，当年他因为“革命党”在安南被捕时，孙中山先生还亲自出面与法国人交涉营救他。
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毕业后不久，1922年，26岁的大伯任孙中山的大元帅府警卫团第一营中校营长。6月1日，大伯带着警卫营，陪同孙中山先生回到广州，驻扎在总统府。孙中山与夫人宋庆龄住在粤秀楼。6月16日，孙中山十分信任的陈炯明突然发动叛变，以4000人围攻总统府——很多年后，大伯和我们在家里聊天时曾回忆过当时的细节。他告诉我们，本来他们要先把夫人送走，但宋庆龄很了不起，她坚持让警卫人员把孙先生先带出去。她说：“孙先生要紧，孙先生走了他们不会拿我怎么样。”是大伯他们这些警卫人员护卫着孙中山与宋庆龄度过了最危险的时刻，这段经历也让大伯铭记终生。
大伯一生经历了无数风浪，对很多政治人物不以为然，但是他终其一生，却是孙中山的忠实追随者。后期在台湾的时候，有时我对他说：“大伯，我们去教堂吧!”他说：“去什么教堂，我是‘国父教’的!”当年跟随孙中山的将领，谁会对蒋介石服气?
北伐完成之后，蒋介石整编部队。大伯的第四军虽然战绩卓著，却被缩编为第四师，军中的精英也被打散到各个部队。大伯心灰意冷，有意辞归乡里。大伯后来回忆，他途经南京时向蒋介石辞行，蒋介石对他说：“并非我对你不好，是何敬之(注：时任军政部部长)不谅解你!”大伯心灰意冷，他开始学习德语，准备到德国深造军事。
此时，蒋介石正准备发动对中共的第五次“围剿”。准备去美国洽购棉花的宋子文临行前与蒋介石会面，宋子文向他建议，最好能征召薛岳来江西“剿共”。蒋介石也深表认同。宋子文马上发了一份电报给我大伯。正在香港九龙埋头学德文的大伯从九龙直奔南昌行营见蒋介石，且被委任为第三路军上将副总指挥，负责协助陈诚“剿共”。从1933年起，他亲自参与了历次战役，和共产党周旋了无数次。湘江之战中他也让红军吃了不少苦头，所以后来有人说，“薛岳是红军长征路上最为头疼的敌将”。红军长征时，他率领国民党中央军8个师穷追不舍，确实给红军造成很大威胁，可以说红军走了两万五千里，他长追了两万里。他和中共很多领导人交手多次，也成了“不打不相识”的“老朋友”。
其实大伯跟共产党的很多高级干部很熟，他和叶剑英同是老广，早期更是“兄弟兄弟”地互相称呼。我父亲跟邓小平也很熟。邓小平到法国勤工俭学的时候，我父亲薛仲述也在法国多佛尔航校学习开飞机。我父亲后来也常常会提起周恩来、邓小平这些人，他也很尊敬他们。
赫赫战功
1937，淞沪会战爆发时，大伯还驻守在贵州。他连续三次请命，要求到前线抗战，最终得到蒋介石应允。9月17日，他到达南京，被任命为第十九集团军总司令，归第三战区左翼军总司令陈诚指挥，投入淞沪战场。他们在蕴藻浜南岸一带坚守半个多月，虽然伤亡巨大，但也给日军很大打击。
淞沪会战中，大伯还有一次死里逃生的经历。11月初，日军从杭州湾登陆，向中国军队发起猛攻，为了掩护主力部队撤退，大伯一直坚持到11月11日。当天傍晚，他正在安亭司令部与67师师长黄维通电话时，突遭日军攻击，通话中断。他急令特务营抵抗，同时率司令部人员撤退。途中他的车又遭日军袭击，司机、副官和卫士都中弹牺牲。此时大伯正感冒发烧，声音已经嘶哑，他急忙打开车门，跳到路旁的稻田中，幸亏他水性好，才游过河沟幸免于难。
1938年6月，日军进攻武汉，大伯出任武汉卫戍区第一兵团总司令，他指挥军队在万家岭一带，重创山下奉来兵团，俗称“万家岭大捷”。这是中国抗战中唯一一次几乎全歼日军一个师团的战役，至今还被很多人提及。
在整个抗战过程中，大伯最为有名的战绩，当然是三次长沙会战。
国民政府原来是不准备守长沙的。蒋介石的意思是，守着阵地打，守不住就走，避免决战，保存实力。当时大伯接到命令，在长沙死守两个星期，一旦压力太大守不住，就把部队后撤到湖南醴陵、衡山、湘潭地区，放弃长沙以北。可是大伯又来了倔脾气：“什么挺不住?我老薛一定挺得住。”为此白崇禧和陈诚专门乘飞机从重庆到长沙，面劝他。大伯坚持不撤，还斥责他们俩是懦夫。陈诚和白崇禧没办法，只好无功而返。
当天晚上大伯把电话直接打到了重庆，找蒋介石请战。当时蒋介石已经入睡，是宋美龄接的电话。大伯在电话里跟宋美龄说：“我就要在长沙打，打败了我自杀，以谢国人;打赢了算我抗命，你们枪毙我!”宋美龄告诉他不要激动，由她向蒋介石转达。第二天宋美龄就给大伯打电话：“伯陵兄，委员长讲过了，你要有这个信心你就在这里打，这个时候我们难得有这样的信心，有这个信心我们为什么不要呢?你这不是抗命，现在委员长重新下个命令，配合你。”后来蒋介石补发了一条命令：“在长沙打!”
长沙会战中，大伯开创的“天炉战法”至今还被很多军事迷们津津乐道。大伯晚年的时候，台北的“中央研究院”为他整理了一本回忆录。有时他们在采访的时候，我就坐在旁边听。大伯用他的一口湖南官话跟对方侃侃而谈——我们家乡在粤北，靠近湖南，讲起普通话来与湖南话很接近，大伯最爱提及的，也是“天炉战法”。他后来解释说：当日军发起进攻时，在保存自己的情况下，部队先节节抵抗，节节后退，尽量地拖累和疲耗敌人，然后向斜侧后方山地撤退，绕到敌人的包围线外面去，从更大的层面上形成对日军的反包围，砌成两面“天炉之壁”。同时，在中间地带，彻底地破坏交通道路，空室清野，诱敌至决战区域，而断其后路，从四面八方构成一个天然“熔炉”，最后歼灭包围之敌。
大伯当时有一个口号：“化路为田，运粮上山。”就是把路统统破坏掉，使敌人的机械化部队没办法活动，田埂也被缩小到只有一尺之内，穿皮鞋的日本军人在田埂行军也十分困难;运粮上山，把老百姓同部队的粮都运到山上藏起来，使敌人不能够就地补给，不留一口饭给敌人吃。
日本人在长沙会战中吃尽了苦头，他们称薛岳为“中国战神”、“长沙之虎”，对他心生畏惧。有一个流传已久的故事也是真的。抗战后期，日本人打到广东来，快到我们粤北老家时，留在家乡的二伯也跟着乡亲们一起逃到附近的山上，他们很担心日本人知道这是薛岳的家乡后，会来报复。可是日本人到了后，非但寸草未动，还把我们的祖坟清得干干净净，杀鸡杀羊杀牛来祭祀。就是因为大伯把日本人打得落花流水，他们觉得薛伯陵(薛岳)是一个英雄。
大伯很早就声名远扬，抗日战争更为他赢得赫赫威名。1942年1月，大伯获得国民政府颁发的象征最高荣誉的青天白日勋章;1946年10月10日，美国总统杜鲁门授予他“自由勋章”，以表彰他的战功。在中国赫赫有名的美国“飞虎队”队长陈纳德将军的遗孀陈香梅女士，后来在美国出版了一本畅销书，叫《一千个春天》(AThousandSprings)，我高中的时候就买来看了。那本书里讲到，抗战时期，天上有一个“flyingtiger”(飞虎)是陈纳德，地上有个“runningtiger”(奔虎)就是薛岳。这是相当高的评价。
“兄弟相争”
征战多年的大伯其实特别渴望宁静的生活。1945年日本宣布投降，大伯在江西主持受降仪式后，他立即解散了长官部，也推辞掉山东省主席兼济南绥靖主任，从南昌迁到上海，决心“解甲归田”。薛家兄弟5个，从来没有分过家，一直是一大家子生活在一起。薛家以前非常穷，后来大伯带着我爸爸薛仲述、四叔薛叔达、五叔薛季良从军，二伯薛孟坚在家里管家。其他四兄弟打拼赚了钱之后就往家里送，二伯在家乡买田买地，慢慢就把家业给兴旺了起来。
那时候，我父亲和四叔、五叔还都在前方打仗，我和母亲就住在大伯家。我们在上海住的房子很漂亮，前面有很大的一个院子，这幢房子以前是汪精卫的家，后来被没收，给了大伯住。
可是那时候的情势，也注定过不了他想要的那种生活。眼看国共即将展开厮杀，我还记得大伯那时经常在家里念叨：好不容易打完八年抗战，老百姓吃了那么多苦，为什么打完日本人又要打自己人?何必自相残杀!言语间很是痛惜。大伯经常说这样一句话：“国民党和共产党都是同门师兄弟，共产党的方式是自下而上，国民党从上往下，两者都是为了国家，殊途同归。”所以他当时曾提出这样一个建议：以山海关为界，把东北交给共产党，共产党的共产主义做关外，国民党的三民主义做关内，“公平竞争”。这个看法和老蒋产生了严重冲突，据我所知，这也是他俩矛盾的导火线。
国共内战全面爆发后，大伯注定过不了他想要的那种生活。当时任参谋总长的陈诚，受蒋介石委托，两度召见他，第一次要大伯当陆军总司令，被大伯婉言谢绝;第二次陈诚又要让他任海军总司令，大伯以自己非海军出身为由，推辞不就。不久，蒋介石亲自召我大伯到南京，要他接替顾祝同，出任“徐州绥靖公署主任”，这一次，大伯感到难以推辞，只好再一次披装上阵。
那是1946年5月，我已经在上海读小学一年级了，起初觉得“主任”好像不是什么大官，没有“司令”听起来那么威风，很多年后才知道，这一位置可是非同寻常。他下面管了几十万大军，可以讲当时国民党最精华的部队都在他手里。为什么要选在徐州呢?你看《三国演义》，看中国古代历史，徐州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它刚好在中国南北的中间点上，无论铁路、公路都是枢纽之地，所以蒋介石也必然要在这里设立“绥靖公署”，对付共产党。大伯在这里坐镇，与陈毅、粟裕在华东对抗。粟裕对他有一评价，说他是“国军中的干将”。
可是大伯在这个位子坐了一年多，就被蒋介石调走;转而给了他一个“总统府参军长”的虚职。调他离开的原因，大伯后来回忆，他和陈诚对当时的指挥有一些不同意见，国防部作战次长刘斐借机对蒋介石说：“陈辞修(陈诚)、薛伯陵(薛岳)对统帅信心已经动摇，不听委员长的命令。”我们后来才知道，刘斐很早就加入中共，一直潜伏在国民党的国防部里。接替他的是刘峙，国民党将官里面对他普遍评价不高，我还记得大伯在家里吃饭提起他时一直摇头哀叹：“完了，半壁江山就快没了……”
大伯是个倔脾气，他一气之下决定辞职不干。我记得很清楚，有一天大伯回家跟我妈妈说：“三嫂，交代大家一下，我们回家去了!”我妈妈一听有些糊涂：“大哥，回家?这不就是我们的家吗?”大伯有些生气地回答：“三嫂!听不懂啊?我们回老家去啊!”我从来没有见过大伯对我妈妈讲话那么大声过，很显然他当时的心情很不好。那天吃晚饭时，我印象也非常深刻：他们大人一桌，我们小孩子一桌，那天的气氛有些沉闷，我们小孩子就在一旁嘀咕纳闷：大伯究竟是怎么了?
我们薛家从来不分家，一向是同进同退的，所以离开上海的时候，我们家包了一节车厢，挂在火车头后面，我还记得我们这些小孩子都非常好奇，而对外面纷乱的时局、对身边心事重重的大人们也毫无体会。我们一大家子人就这样回到了广东乐昌的老家。
可是在老家还不到两周，上面又来了新命令：任命薛岳出任广东省政府主席兼保安司令。那时已是1949年初，蒋介石已经下野，上了台的李宗仁也没有能力收拾残局。宋子文、陈诚一再来信苦劝大伯出山，还有广州当地的一些人士上门劝说，大伯无奈之下只好应允。他乘粤汉铁路离开乐昌、南下广州的晚上，乐昌当地舞狮舞龙、燃放鞭炮热烈欢送。可是对于这一次的前途，大伯心里多少是清楚的，在火车上，他对自己的老师说：“这一次是去跳火坑的，前途未卜，还不知道能不能再回家乡。”说罢掉了眼泪，听者也跟着黯然落泪。
此时的国民党大势已去，他这个省主席也是当得有责无权，有心无力，孤掌难鸣，身边的人也是各自在为自己打算。1949年10月，解放大军入粤;12月，他转到海口，被任命为海南防卫总司令，实际上麾下已无国民党正规军一兵一卒。大伯派船把原来广东省的6个保安师运到海南，编成了第4军、第63军和第64军，每军各两个师，又利用军舰和飞机在海南构筑了一道“伯陵防线”。据说毛泽东知道薛岳在守海南岛时，还特地嘱咐海南岛的前线将领：“你们遭遇薛伯陵务必持重。”
大伯是1950年5月从海南撤退的。因为解放军当时无制空权和制海权，所以他把在海南的部队完整撤退到台湾。其实大伯当初没打算撤到台湾，他准备和蒋介石谈：“你守台湾，我守海南岛。”因为带到海南的，很多都是他自己的人。而且当时海南岛与大陆是隔绝的，琼州海峡又并不是很宽，所以他想以海南为基地，从这里“反攻大陆”。现在还有一些资料说陈济棠与薛岳在海南闹翻了，这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他们俩都是“老广”，从来不会互相扯后腿的，就算是桂系的人见到“老广”，也要“见面三分礼”的。其实大伯最终从海南岛撤出，是美国人的主意，因为美国只能帮助蒋介石协防台湾，所以国民党最终只能放弃海南岛。
淡出政治
大伯在海南带的3个军，是他一生调教的最后一支部队。到了台湾后，这3个军被整编为4个师。从此，大伯手上没有一兵一卒，彻底没了兵权。古书上说“杯酒释兵权”，大伯连“杯酒”都没被用上。蒋介石给了他一个“总统府顾问委员会顾问”的职务，也是个闲差。
到台湾不久，大伯就在嘉义的阿里山脚下挑了一块地，他雇工平地，开路凿井，修运动场，种了花木果树，又修建了5间房子，给兄弟几个居住，所以我们一家人到了台湾后，还是没有分开。为什么选嘉义呢?因为大伯感觉那里的山水非常像我们老家。
其实从我们内心来讲，当初谁也不愿意离乡背井来台湾。那时在我们心目中，台湾是只有槟榔树和椰子树的蛮荒之地——事实上我们当年刚到台湾的时候，它也就是那个样子，荒凉得不得了。当初即便解放军快打到广东老家的时候，二伯也不肯走。他说：“走什么走?日本鬼子来了都对薛家没怎么样，解放军好歹是中国人，也不会把我们怎么样的嘛。”大伯特地让我父亲回到老家，劝说二伯，他才不得不离开。
安顿好了之后，大伯又有意识地叫其他兄弟几个陆续从军队中退出。我父亲、四叔、五叔都是由我大伯一手拉扯大的，长兄如父，大哥说一不二。他们当年是军中有名的“薛家兄弟”，后来也都像大伯一样，淡出政治。我父亲是黄埔五期的学生，多年征战沙场，也深得蒋介石的重用。他当时的职务是第五军军长，驻守金门——这个第五军军长非同一般，金门一共才3个军，我父亲管了两个军，不但如此，连海军陆战队也都归他指挥，可想而知当年胡琏对他是非常赏识的。胡琏从“金门防卫司令”退下来后，蒋介石一度想让我父亲接任他的职务。可是我父亲推说自己年龄到了，趁此机会就退休不干了。薛家五兄弟中，除了四叔(薛叔达)住在桃园、五叔(薛季良)全家搬到美国外，老大老二老三还是一起住在嘉义那里。
到了台湾之后的大伯，实际上已经离国民党的政治中心越来越远。大伯的原配夫人与宋美龄是拜把姐妹，因为她们都是海南文昌人，所以大伯与宋美龄关系也非常好，他的很多话都是通过宋美龄传的。他和蒋介石闹矛盾的时候，宋美龄也从中做了很多工作。当年大伯在徐州不肯放兵权，就是宋美龄出面去劝他的。大伯母去世后，他与蒋氏夫妇的关系也越来越淡。
在国民党的高官中，大伯与陈诚两个是真交情。抗战初期，陈诚任第六战区司令长官兼第九战区司令长官。武汉沦陷后，他把第九战区的军事权交给大伯代理。我记得在台湾读大学的时候，有一次陈诚在高雄澄清湖的一个招待所和大伯见面，大伯还带着我和我的堂弟(大伯最小的儿子)一起去看陈诚。这次会面时，我依稀听到陈诚提及，当时第九战区大大小小的事情，其实都是大伯在处理。陈诚后来到重庆再三向蒋介石请求，蒋介石才把第九战区司令长官的实职给了薛岳。
陈诚一生中有两次把自己的职位让给我大伯。第二次是到了台湾以后。当时陈诚担任“副总统”，兼“光复大陆设计委员会”主任委员，大伯是副职。1966年，陈诚把主任委员又让给了我大伯。
大伯与余汉谋和张发奎也是好友。张发奎当时长期住在香港，每次到台湾来一定来找薛岳，我在大伯家见到张发奎好多次，我喊他“张大伯”。余汉谋和张发奎都是“老四军”的人——国民党的第四军在北伐期间就赫赫有名，被称为“铁军”。共产党里面很多将领，比如叶挺也是国民党第四军里出来的。“新四军”的名称也是从“老四军”而来。
在台湾的军阶中，特级上将只有蒋介石一个人，“独此一家，别无分号”;然后是四颗星的一级上将、三颗星的二级上将。大伯的资历虽然很深，可是他到了台湾很长时间都一直是三颗星，直到1965年才升为四颗星。可是何应钦、白崇禧早就是四颗星了。大伯最看不起的人就是白崇禧，他觉得白崇禧是败国民党之功臣。不知道大陆这边的杂志，为什么还称他为“小诸葛”。
国民党失掉了大陆，我不认为是共产党打败了国民党，而是国民党自己打败了自己。
大伯后来是看透了，和蒋介石“没得玩了”。他觉得蒋介石想打仗的时候才会想到他，天下太平的时候就把他一脚踢开。我记得他和我们说过这样的话：“孙先生打天下是这样的……”他用手从里往外画圈，越画越大，然后又说，“蒋先生打天下是这样的……”从外往里画圈，越画越小。长大以后我慢慢琢磨这句话，越想越觉得有道理。到台湾之后蒋介石身边全是江浙人了，孙先生那个时候身边都是湖北湖南人，连冯玉祥这样的人都为孙中山所用，到了蒋介石的时候，冯玉祥有事干吗?你听过冯玉祥的笑话没有?冯玉祥拿着草绳吊着一小块肉，大白天提个大灯笼去看蒋介石。蒋介石看到灯笼，冯玉祥二话不说吹熄灯笼，蒋介石问他：“老冯啊，你这是干什么?”冯玉祥说：“哎哟!你不知道天下乌烟瘴气，只有到委员长这里才大放光明，所以我这灯笼就不要了。”我们在家也经常说这种笑话，大伯听了，也跟着我们笑，大家知道，他对蒋介石后来也有失望之情。
当年蒋经国快要当“总统”时，大家的政治嗅觉都非常灵敏，一有风吹草动大家都异常敏感，台湾的报纸杂志不知道从哪里得到消息，纷纷传说蒋经国要请薛岳当“行政院长”。我那时候已经上高中，印象非常深刻：我们住在嘉义竹崎乡下，房子很简陋，家门口是一条上山的马路，平时非常冷清，突然间，有很多大车停在这里，人来人往，车水马龙，很多人听说薛岳要“组阁”，而跑到我们家“拜码头”来了。不过有这种传言也不奇怪，大伯当年在贵州、湖南、广东都当过主席——马英九的父亲马鹤凌就曾亲口告诉过我，大伯当年在湖南主政时，他还是一个高中生，在台下看着大伯演讲。论经验、论资历，大伯当这个“行政院长”都绰绰有余。可蒋经国最终没有选择我大伯。他当年是怎么考虑的，外界无从知道，但是至少在表面上，他一直对大伯尊敬有加，还几次上门征求他的意见。
传言不攻自破后，本来门庭若市的家门口一夜之间又门可罗雀。世态炎凉，人心冷暖，可见一斑。不过大伯对此倒一直是淡然处之，因为类似的事情我们也看得太多了。当年大伯任“绥靖公署主任”时，家里的客人非常多;等他一变成虚的“参军长”时，就基本上没有人登门了。所以后来我们全家对政治都是“敬鬼神而远之”。
云淡风轻
大伯晚年基本上是在嘉义乡间过着闲云野鹤般的生活。大伯的第一位夫人叫方少文，在他做“参军长”的时候就去世了;他的第二任太太姓谭，本来是在上海教我们几个孩子的家庭教师，到了台湾后被人介绍给大伯，跟他结了婚。大伯晚年的衣食住行起初都是这位二伯母照顾的。
大伯晚年生活非常有规律。他每天早上4点多钟起床，洗漱完了就出去运动。他穿着大马靴，“啪!啪!”地走，还像军人一样。运动完了洗个澡之后，他开始练字，他自己练了一种很特别的字体，然后看书，生活起居非常有规律，到下午再睡半个钟头觉，继续读书。吃的东西基本上也不忌口，可是什么都不贪吃，点到为止。
大伯留在历史上的形象是一员武将，可是在生活中，他却是温文尔雅，除了那次要回广东老家的时候大伯对我妈妈说话大声一点外，我从不记得他在家里发过什么脾气。他对中国古典文化酷爱得不得了，喜欢读的也是《论语》、《易经》这些古书。晚年时候，有一些被他遣送回日本的老兵还专程跑来嘉义拜访大伯，向他忏悔。大伯对日本的老军人也很客气，大家坐在一起，平心静气地谈论当年双方的交手。
1971年，我从国外回到台湾。因为我是独子，父辈这一代，包括我父亲、四叔、五叔都只有一个孩子，我就决定回来陪爸爸妈妈。可是大伯对我的决定似乎不太赞成，我去看他时，他说：“你为什么回来?你傻乎乎地回来干什么呀?”大伯的第一位夫人生了5个孩子，后来都早早去了国外;第二位夫人生了4个孩子，最大的儿子也比我小10岁，大伯和这几个孩子年龄差距很大，再加上大伯平时在家里又不苟言笑，所以他们也谈不上与大伯多亲近。大伯的许多事情，我还比他们知道得多一些。
大陆与台湾往来解禁之后，我的身份出入大陆比较方便，我就带些客家的东西回来。客家人喜欢吃鱼干炒辣椒——那种辣椒不是普通的辣椒，是红辣椒晒久了变色而成的白辣椒。我记得有一次我从家乡带了很多辣椒回来，他吃得特别高兴：“哇，家乡菜，真香啊，可是落叶归不了根了……”言语间无限遗憾。
大伯、二伯和我父亲这三兄弟一直生活在一起，从来没有分家。到了上世纪90年代，二伯、我父亲，还有大伯娶的第二位夫人都相继去世，我们第二代留在台湾的人也不多，住得也很分散。同辈人都走了，只剩下大伯孤零零一个人在乡下。父亲去世后，我就把大伯当做自己的父亲，经常去探望他，陪他聊天，可是我也知道，老人家内心深处的那种寂寞是我们无法帮助排遣的。薛家人都高寿，我的五叔薛季良现在还在世，已经100岁了。高寿则高寿，但是与自己同时代的人都走了，这个世界上只留下他一个人，你能想象得到那种孤独的光景……
大伯是1896年出生的，1998年离去，用传统的算法，他虚岁活到了104岁。大伯的葬礼是按照“一级上将”的规格来办的，也无所谓隆重或不隆重。只是那个时候台湾也没几个人知道“薛岳”的名字。可是最近这些年，在海峡的这边，他的名字却被越来越多的人提及。我想如果大伯地下有知的话，会很欣慰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