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说过很多次我家在上海是住工人新村的， 我是在工人新村长大的， 我的同学朋友居多也是工人新村的工人子弟，有如这篇文章里所说工人新村有意无意被遗忘了， 很多人一开口就是”阿拉弄堂“， 其实他家是住日晖新村的， 似乎住过工人新村丢人， 要说从1951年到80年代， 上海的住宅， 恐怕最大比例的人是居住在工人新村里的。
至于居住条件， 无非住房面积厨厕所卫生，交通方便等等， 那个上下只角是个虚指标， 工人新村是比不上花园洋房蜡地钢窗新式弄堂， 但和老实石库门弄堂一比， 至少不用拎马桶了， 虽说厨房厕所大多是合用， 但第一总还有啊， 再说即便高级公寓花园洋房里的住户， 又真有几家是独用厨厕的呢？还有更重要的就是人均面积， 住过石库门的自家有数， 一句”阿拉地段好呀“掩盖了其他。记得江湾那块几所大学的教授宿舍， 也和工人新村是一样的房子， 不过他们除了文革期间， 都是一家一套独门独户，外加复旦大学宿舍还十分倒霉地是宝山县户口， 一级教授还能被四川北路哪个建于20年代石库门里的居民视为”住工人新村的乡下人”呢， 还有可能这位教授不会讲上海话。--转载者。
华灯初上，外滩鳞次栉比的欧式建筑群闪烁着光辉，予人重回十里洋场的错觉；新天地南里北里的石库门掩映在树荫下，又恍惚让人体验了一把老上海的市民生活。游客无论中外，来上海总免不了来这两地“发思古之幽情”。许多商家也正以此为机，人为营造出所谓的“怀旧”气氛——浪奔浪流里，满足的却只是对于老上海的想象——就像二三十年代的廉价月份牌一样，成为上海的又一个“标签”。
而真实的上海，却不仅有欧式高楼、花园洋房、老式石库门，更有洋派公寓、新式里弄、棚户区、滚地龙，乃至被人遗忘多年的工人新村。在百年岁月里，各国殖民者、各地来沪的人，都留下了他们不同的足印，为上海的城市建筑添过砖，加过瓦。上海，也是一座名副其实的“万国博览会”。
万国博览会：多国租界的产物
外滩建筑群并非一日建成。从1864年的“上海总会大楼”，到1916年的“有利大楼”“亚细亚大楼”，再到1948年建成的“上海市总工会大楼”，历经近百年沧桑。
（上海陕西南路上的金亚尔培公寓，是典型的花园洋房。）
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上海的都市空间经历了一次集中性的大飞跃——1932年，有着“东方第一乐府”美称的百乐门舞厅落成开业；1933年，“跑马总会大楼”建成、中美合资的“大光明戏院”耗资百万完成重建；1934年，高19层的“百老汇大厦”竣工；1936年，“大新公司”开业，四大百货公司从此比肩上海滩。也是在此时，公共租界的南京路，法租界的霞飞路，虹口的北四川路，一起组成了中国商业文化与娱乐文化的宏大图景。 
上海本就是中西高度融合之地，多国都曾在上海设立租界，更为它的城市建筑带来一波又一波不同的影响。“近代的上海，一块是英美共同管理的公共租界，代表着基督新教文化，讲究简单实用和效率；另一块是法租界，更多的是拉丁文化，注重艺术和情调。英美租界商业发达，大银行大商场多集中于外滩、南京路一带；而法租界重生活情调，从八仙桥到徐家汇，以霞飞路一带为中心，几百幢欧化风格的别墅、公寓，几万欧美外侨都云集于此。”华师大中文系教授罗岗告诉《新民周刊》，“不仅如此，这里还有犹太教、东正教文化的传统，在二战期间，上海是全世界唯一不需签证、容纳犹太难民的城市。犹太人聚集区，一个在虹口的提篮桥地区，另一个是静安区以西摩路教会堂为中心的陕西北路。在外国侨民中，犹太人最会做生意，他们拥有上海租界的大部分财富。但俄国的文化传统也不容低估，十月革命之后，大批俄国贵族逃到上海，形成一个可观的白俄群落，在新乐路上，白俄们有自己的东正教堂，在汾阳路上还树立起了普希金铜像。而在虹口的公共租界，当年又是日本人的天下。最高峰的时候有10万日本侨民生活在上海，在今天的四川北路溧阳路一带，形成强烈的东洋风格，被称为‘小东京’。”
所以，假如试图用一两种建筑形式来“代表”上海，是注定会失败的。复杂的建筑构成也正是上海滩让人眼花缭乱以至迷醉其间的魅力之一。当以鲁迅为精神领袖的左翼文人潜伏在虹口公共租界弄堂深处针砭时弊时，张爱玲正住在她大隐于市的公寓顶层，写着《公寓生活记趣》：“公寓是最合理想的逃世的地方。厌倦了大都会的人们往往记挂着和平幽静的乡村，心心念念盼望着有一天能够告老归田，养蜂种菜，享点清福，殊不知在乡下多买半斤腊肉便要引起许多闲言闲语，而在公寓房子的最上层，你就是站在窗前换衣服也不妨事。”
老式石库门：江南士绅的基因
如今，石库门被公认为是上海城市建筑的“母体”。但在罗岗看来，石库门远不止代表市民阶层那么简单，它其实是租界时期上海第一轮房地产开发的标志。
（2017年新春的田子坊充满了年味，这也是上海剪纸艺术大师李守白为田子坊度身定制的新春石库门弄堂艺术空间。）
“石库门这种住宅形式的出现跟太平天国战争有很大关系。太平天国革命席卷江南之后，江浙一带有许多富人，为了躲避战乱，纷纷带着细软逃到上海的租界。他们手里有大量的资金，战争年代生意不能做了，就想投入到房地产。一开始英国公使还不准，最后达成妥协，就在租界建造了第一批石库门房子。”罗岗说，“石库门是英国人投资的，但房客都是江南富人，所以石库门的内部格局很像江南一带的民居，高墙深宅，进门有一个天井，天井两边是厢房。但是上海当时已经是寸土寸金之地，他们不可能像在江南乡下一样把房子造出三进四进，就只好向天空扩展，形成了一楼二楼三楼。整体上仿照的是欧洲的联排别墅，一家紧挨着一家，对着门形成一条条弄堂，于是成就了上海民居的典范——石库门。” 
可以说，石库门本就是西洋建筑与中国江南民居融合的产物。两种原本毫不相干的风格，在石库门上相融无碍。等到几十年过去之后，上海的老式石库门又再度发展成为新式里弄——曾经“白墙黑瓦”的江南味道，演变成了更加洋派的“蜡地钢窗”，空间布局上也更自由，一部分天井还被改造成了露天小花园。
滚地龙：另一个贫民的世界
在十里洋场繁华似锦的销金窟之外，老上海也有自己的黑暗角落。1930年代接连不断的战乱不仅吸引来大量的江南士绅，也让内地城镇、乡村的大量贫民流向上海谋求生计，给上海的城市空间增添了新的景观——浓烟滚滚的工厂区，肩挑背扛的码头旁，逐渐形成了一个又一个居民点，这就是所谓的“棚户区”。
（解放前的棚户区。）
棚户区多集中在闸北与普陀地界，为贫穷的劳工随意于泥地之上搭建而成。据史料记载，1949 年5 月上海解放时，全市200 户以上的棚户区就有322 处，其中2000 户以上的4 处，1000 户以上的39 处，500 户以上的36 处……可见有多少穷人都住在了用竹竿、苇席搭建而成棚户区中。这种棚户区还有个名字叫“滚地龙”，因为门户低矮，出入需要弯腰低头，形似滚地。这些滚地龙，夏不能避暑热，冬无法御风寒，雨天潮湿漏水更是家常便饭。 
“当时的工厂虽然也有一些专门供工人居住的工人宿舍，但是主要集中在杨浦区。而且据我查到的资料显示，不少是通过当时的工人运动争取来的，而不是一开始就给他们的。即使如此，有能力给工人提供宿舍的企业也很少，所以这样的工人宿舍绝对数量很小，绝大多数人仍然住在棚户区。此外，还有大量的旱船、草棚、水上阁楼，也被当作工人的栖身之地，星罗棋布地分散在上海的各个角落。”罗岗表示，“偶尔有条件好一些的，比如英国电车公司的职工，可以负担得起，租住在石库门的一间厢房或是亭子间，就像《七十二家房客》里演的那样。”
工人新村：被遗忘的历史
灯红酒绿的租界和贫穷落后的华界之外，还有没有中间地带的存在？答案是肯定的——但是这个中间地带，却一直有意无意地被人遗忘。
“我们发现‘魔都梦’ ‘上海热’，都是在重新想象作为消费主义城市的上海。而从1949年到1979年的社会主义时期的上海，好像被有意遗忘和压抑了——这也是“上海怀旧”的主要特征。那么这30年间，作为社会主义城市的上海，真的是一片空白吗？”
（曹杨新村是解放后上海最早的工人新村。）
正是怀着这样的疑问，罗岗开始了他对于上海另一建筑生态：“工人新村”的研究。(1).jpg)
“解放前，上海没有专供工人居住的大型社区。虽然解放前上海的工业发展已经达到了相当的水平，但工人的居住问题没有很好地解决。”罗岗说，“1949年以后，‘工人阶级’在理论上成为国家的领导阶级，它在主流意识形态中的位置必然会投射到城市的空间面向上，直接影响到社会主义对城市发展的重新规划。”
但他并不认为“工人新村”仅仅是国家给予工人阶级的一种福利。“这不仅是出于意识形态的考虑，同时也关系到城市形态的变化——1949年之后，上海从消费型城市向生产型城市转变，上海变成全国重要的轻工业基地，‘上海制造’开始名扬全国，这些都对上海的城市改造提出了新的诉求。”
而工人新村的出现，不但提高了工人的幸福指数，给人以“当家作主”的感觉，更是契合了城市转型的需要。
“早在1949年和1953年，上海市政府就已经两次邀请苏联专家为上海城市的改建和发展提出相应的规划方案，主要都是参考了苏联社会主义城市的发展模式，力图实现由消费型城市向生产型城市的转变。”罗岗查阅了许多史料后发现，“1951年5月，上海市人民政府派工作组去普陀区调查工人住宅问题，在调查报告中把问题说得很清楚：普陀区在6.2平方公里的境域内，由于过去数十年来长期处在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统治下面，市政建设极为畸形，工人居住不但普遍地十分拥挤，既缺少空气，更没有阳光。工人夜班回来得不到很好的睡眠，而且绝大部分的工房都已超过使用年限，破烂不堪，时有倒塌危险……并且建议市政建设首先以普陀区建筑工人宿舍这个内容为重点。”
正是以这份报告的内容为基础，上海市政府确定了一个以“建造工人宿舍”为重点的改善劳动人民居住条件的方案。1951年，上海市人民政府成立了工人住宅建筑委员会，潘汉年副市长受陈毅市长委托，具体负责筹建工人新村的领导与监督工作。从1951年8月起进行建房的前期工作，共征用真如镇东庙前村土地225亩，9月正式开工兴建工人新村。次年5月，首期工程完工——共建成楼房48幢，计167个单元，建筑面积32366平方米。因这个建房基地靠近曹杨路，故定名为“曹杨新村”，首期完工的住宅，称为“曹杨一村”。
选址曹杨并非一时兴起——事实上，根据当时市政府的一份《拟定普陀区曹杨村工人宿舍建设计划初步总结》来看，上海对于第一个工人新村建筑地点的选择，还考虑过“闸北西区” “浜北王家弄” “中山西路天山路两侧”三处，但详细列出优势与缺点之后，还是决定选在曹杨路以西——“曹杨路两侧都是农地，虽不在普陀区之内，但接近普陀区边缘，以距离计算，到国棉一厂仅约3.6公里，到大自鸣钟也仅4公里许。公共汽车仅需20分钟，步行不到一小时，不能算过远。空地多，环境好，可隔离工厂煤灰并可疏散普陀区的人口。西边面积大、将来北接真如镇，南接大夏大学（今华师大），是很理想的居住区域，估计可以利用的土地达三千亩左右。”就这样，最终划定了“东到铁路线，南到季家厍，北到俞家弄，西到杏堤路”的区块。
曹杨新村新建的工房，均为两层立柱式砖木结构，五开间，坐北朝南或坐西向东。每个单元建筑面积为275平方米，居住面积173.4平方米，可住大户4户，小户6户。大户居住面积为20.4平方米，小户居住面积为15.3平方米。每层均辟有公用厨房，为5户合用。厕所设在底层，为同一个单元内的10家住户共用。根据当时的住宅分配标准，新建住宅总共可安排1002户居民，所以也被称为“1002户工程”。
当时上海还诞生过一句口号：“一人住新村，全厂都光荣。”因为首批房子只能改善1002户居民的居住条件，所以第一批入住曹杨一村的工人，基本上都是劳模级别。
值得一提的是，曹杨一村建设的不只是住房，还有配套的一系列公共设施——有小学、图书馆、公共浴室、老虎灶、菜场、消费合作社、诊疗所、大礼堂，还有必要的政府管理部门、房管所、公安派出所。甚至在建造伊始就考虑到了未来长远的发展——预留了银行、邮局、托儿所、公园、文化馆等公共设施的建筑基地。而上海的第一班通宵公交车，也是往来于曹杨地区的，因为有很多工人要上夜班，需要提供方便的交通条件。这些规划虽然是针对工人新村的，却极大地影响了上海这座城市，为这座城市增加了以前没有过的新元素。
从50年代初到80年代，曹杨新村从1002户发展到3万余户，面积不断扩大，人口不断增加，而这些都在最初的总体规划中已有所体现。除了曹杨新村以外，当时的上海还规划了其他八个类似的工人新村，其建设速度之快，规模之大令人惊叹，开创了上海城区建设住宅新村的道路。
其实上海并非全国最早建设工人新村的地方，晚于南京。上海的工人新村也不像《二十四城记》中成都的“420军工厂”家属院那样，将工人的工作场所与家庭生活无缝衔接起来。曹杨新村并不隶属于任何一家或几家工厂，而是由市级层面统一规划安排，因此居民并非来自一家厂，更有小社会之感。
许多年后，许多城市的工厂家属院都随着工厂的关闭潮而破落、荒废，产权归属不明，乃至成为一块“飞地”；唯独曹杨新村依然健在——从一村一直建设到九村，最新的房子在1990年代才告建成。90年代还有许多东欧国家来曹杨新村取经，电视台时有“外国人在曹杨的一日生活”等节目播出，将此地视为工人新村的标本和样板。
一种对于城市生活的全新设想
“如今看来曹杨新村的建设是很有点乌托邦色彩的。”罗岗表示，“它带来的不仅是住宅条件的变化，还营造出一个全新的生活空间。”
虽然按照现在的标准，曹杨新村的房子煤卫不能独用，私密性上略显不够——作家金宇澄曾居住于工人新村，在《繁花》中亦有描述其中不愉快的体验。但当时新村的空间设计目的，就是为了打破了“公”和“私”的界限。合用的卫生间、合用的厨房，再加上户外大量的公共空间、配套设施，都提供了“公”与“私”交融的可能性。
“这实际上是提供了一种全新的对于城市生活的设想。”罗岗认为，工人新村正是通过这种方式来塑造一个新的邻里关系和生活世界，“有一部老电影叫《今天我休息》，是一部很好看的喜剧，讲的是户籍警察马天明相亲的故事。这部戏的外景就是在曹杨新村拍摄的，它的一个要的特征就是：把外景变成了内景——马天明本来是要去相亲的，但是他以‘今天我休息’为借口，在新村的人家中可以走来走去，穿堂入室，这里帮人家扶一把梯子，那里帮人家救一个人，最后救上来的农民被发现是自己相亲对象的父亲……看似没有关系的陌生人，互相扯出了关系，这在公寓、新式里弄房里是根本做不到，也没法想象的。”
在罗岗看来，从前的中国乡村是熟人社会，讲礼俗；而城市是陌生人社会，讲法理。一个乡下人初进城，往往找不着北，城市于他形成巨大的压迫，根本无法融入其中，和如今的年轻人宣布要“逃离北上广”是同一种心情。而工人新村却无中生有地创造了一种新型的人与城市的关系——在一个工人聚集的小型社会里，每个人都感觉自己很有归属感，属于这座城市，而不是被这座城市无情压榨之后再被抛弃。“1949年前的新村和曹杨新村最大的区别，就是没有工人的主体地位和新的生活方式的想象。”
上海大学的蔡翔教授从小在曹杨新村长大。“以前我还常去他家聊天。他和我谈过一个很重要的观察和体会，五六十年代上海的孩子其实有两种：一种是弄堂里的孩子，一种是工人新村的孩子。这两种孩子小时候所居住的空间和周边的环境给他们留下的记忆是不同的，在性格上也有一定的反映。”罗岗说，“弄堂里的孩子可能住在城市中心，各方面的条件比较便利，但大多数弄堂里的房子空间比较狭小；而工人新村的孩子居住的空间比较大，这种空间还不仅仅指房子里面的面积大小，主要是他居住环境的公共空间比较大、业余生活比较丰富。”
当年，经过了曹杨新村的成功试验后，工人新村这一城市新空间逐渐从曹杨地区扩展到了全上海——比如杨浦区在1952年以建设职工住宅发展起来的控江、鞍山、长白、凤城等新村，如今也已构成了城市东北部人口稠密的集聚点。
到90年代末，工人新村慢慢变得式微，原因说起来也很简单——工人下岗大潮是其一，房地产的商品化是其二。“工人新村的告一段落，实际上最大的原因就是福利分房制度被取消，商品房取而代之成为主流。”罗岗告诉《新民周刊》，“上海从生产型社会重新回到消费型社会，工人新村自然不可能继续发展了。”
“今天我们当然不可能说再去建造一批工人新村，但是它曾经重构出的那种邻里关系，曾经创造出的新型城市生活空间，还是很值得我们思考——我们需要的究竟是一个基本的居住条件，还是一种有意思的生活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