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乡记－我的“乌衣巷”（一）黄巷的小破屋

在我回国前的一个月，闺蜜敏特地预约了福州市最有名的导游黄玉麟老师为我的三坊七巷之行作向导。黄导曾上过央视，是福州地区的活化石，以解说福州的"名片"三坊七巷和马尾船政蜚声海内外。

其实，我对三坊七巷并不陌生。我的外公外婆在三坊七巷的黄巷生活了四十多年。从我九岁开始，每年的大年初一，我们全家都要穿戴整齐去黄巷给二老拜年，在他们家吃完午饭后，再坐公车去南台的碧玉姨婆家拜年。

外公家在著名的小黄楼的斜对面的一个大院里，那里破烂不堪，至少住了十几户人家。外公家在正大门的左边，靠着街边，一楼再加二楼阁子间不足二十平方米。他们家没有厨房和厕所，一直用马桶方便，外婆在靠近正大门的走道上搭了一个简易的灶台，用的是可以折叠的饭桌，平时收着，吃饭时才把饭桌在走道里撑起来。邻居们进进出出，每个人都能看见我们吃饭。我们吃得香时，他们会笑着对外婆说：“伊姆，今天这道鱼真好食（福州话，好吃的意思），大老远就闻到香味了。”

外公过65岁生日时，我们全家和尚未成家的两个舅舅在走道里为他庆祝，外公就着好菜喝了几口青红酒，脸上笑开了花，头光光的，大腹便便，愈发像庙里的弥勒佛。妈妈和他开玩笑：“你这一辈子连灯泡都不会换，不识电，居然还开电厂，传出去让人笑话......"

十二岁的我听到这话吓了一跳，没想到这个解放前金峰镇的电厂老板（林家电厂可能是金峰镇唯一的一家电厂）这么不济。外公憨憨地笑着，自我打趣：“所以电厂倒了。我这辈子还是做医生好了......"

他和外婆住在厢房的一楼，摆了一张小床在墙边。靠街边的那堵木墙被他们拆了半面，安了一扇木门朝街开着。外人从这扇门迈进屋里，可以看到侧墙上的一块白色的牌匾，写着“林一谔医馆”五个字。牌匾下有一张桌子和几张椅子，这就是外公给人看病的地方。自78年底外公全家平反从沙县回城后，因文革而中断了将近十年的私人中医诊所又重新开张了。

第一次来妈妈在黄巷的娘家时，我才六七岁。那时爸爸经常去出差。他一走，妈妈便带我回黄巷，住在外公外婆家。她说她喜欢旧家的味道。

她的旧家空无一人，外公外婆和两个舅舅已经下放到沙县下属的杜坑村好几年了。

妈妈的家残破不堪，一楼不到十平方米，二楼是阁子间，十分狭窄，成人根本直不起身。我只能顺着楼梯爬进阁子间，坐在地板上，玩累了，再爬下来。阁子间有两张很小的木床。母亲出嫁前，一直和自己的两个小弟弟睡在阁子间里。

小屋的拥挤和残破让我惊心，我头一次发现妈妈一家的生活条件那么差。这哪是人住的地方，分明是狗屋嘛。爸爸所在的重工业设计院的职工宿舍的条件比这里好多了，我不明白妈妈为什么还这么恋着旧家。

妈妈白天带着我在三坊七巷周围闲逛，去南后街的食杂店买七珍梅（一种蜜饯）给我吃，晚上领着我爬进阁子间，一起挤在她出嫁前睡过的小破床。阁子间四周的木墙上贴着发黄的报纸，起到了一点挡风的作用，却不隔音。和我们仅一墙之隔的南华剧院经常在晚间放电影，有时还有闽剧班子在唱戏，我躺在床上，耳朵贴着墙，可以清清楚楚地听到影片中的每一句台词和咿咿呀呀的戏剧唱腔。我本来就是小影迷，没钱上电影院，听听片中人物对话和背景音乐也非常过瘾。我在寂静的深夜，默默地靠着木墙，一边“听”电影，一边在脑子里想象可能发生的情节，不知这是否在无意间丰富了我的想象力。从十二岁开始，我写作时常常处于思如泉涌的状态，只恨自己的笔飞得不够快，配合不到跳跃的文思。

渐渐地，我也喜欢上了小破屋。只要爸爸一出差，我就嚷嚷着要去旧家睡觉“听电影”。

外公一家回城后，妈妈说：我们和外公外婆永远是一家人，上他们家就等于去自己家，可以无拘无束。而南台的姨婆算是亲戚，在姨婆的家人面前一定要毕恭毕敬规规矩矩的。

于是，我去外公外婆家时总是很轻松自在的，在屋子里翻箱倒柜找瓜子和水果吃。只要管教甚严的妈妈没瞅见，我会缠着外公去巷口的南后街为我买蜜汁橄榄和七珍梅。外公套一件白色的旧汗衫，穿着肥大的黑裤，将黑色的旧布鞋踩成拖鞋穿，慢吞吞的，从抽屉里找出几毛钱，牵着我的手去食杂店。春节的时候， 外公带我去逛南后街的花灯店。巷子里的孩子几乎人人一盏莲花灯或者小绵羊灯，喜气洋洋的，过节的气氛很浓。

兴致来的时候，外公带我走得更远，我们路过林则徐祠堂，沈葆祯故居，还在谢冰心的旧家门口探头探脑，这无疑是一种非常好的历史启蒙和文学启蒙，我在读中国近代历史和文学作品时，那些名人不再是干巴巴的只停留在纸上的人物了，我总是想象着他们在三坊七巷的自家大院里或玩笑嬉戏或临窗苦读的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