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德怀生命时空初值=60499.07754感性A)
浦安修 生命时空初值=68701.67059(理性D)
心心相印指数=76.823751%经典
心心相印指数=90.366662%量子
心心相印指数=83.5952065%综合
可以对比林肯的婚姻不幸:
亚伯拉罕·.林肯 生命时空初值=71023.98244(理性B)
玛丽·林肯 生命时空初值=67336.38651(中A偏理)
心心相印指数=59.99609%经典
心心相印指数=89.918641%量子
心心相印指数=74.9573655%综合
彭德怀与浦安修的婚姻悲剧
侯伯鑫
(2016-10-12 23:03:02)1943年,彭德怀和浦安修在延安机场
庐山惊变
浦安修和彭德怀结婚后,严格遵守党的纪律,从来不干预丈夫的工作。战争年代,两个人聚少离多,朝鲜战争结束后,他们才有了个家。彭德怀全身心地投入新中国的国防建设事业,从来没有和妻子一起外出过。1959年庐山会议期间,正好浦安修有了几天假期,她听说有的中央领导家属乘送文件的专机上庐山,就心动了。她从来没有机会游览名山大川,“横看成岭侧成峰”的匡庐实在对她有太大吸引力了。
浦安修兴致颇高,坚持要去,最后,彭德怀说了句:“噢,那你来吧。”电话就挂断了。
一上庐山,如临仙境,浦安修神采飞扬,跟着沉默不语的景希珍跨进了彭德怀住的176号别墅。彭德怀不在,屋子里空旷又安静。她环视一周,款款地走到办公桌旁坐下来,玻璃板桌面上空空荡荡,一尘不染,只有桌子正中间端放着一份红头文件。
或许是命运的安排,浦安修在一个最不该来的时候,看到了一份最不该看到的文件。
晴天霹雳!浦安修眼前一黑,晕了过去。很快她清醒过来,一把抓住那份烫手的文件,低头细读,边看边哭。
庐山上狂风大作,乱云飞渡。那边,彭德怀正在被康生、陈伯达和柯庆施等人围攻,舌战群“左派”;这边,浦安修自投罗网,胆战心惊,饮泣吞声。夫妻俩还没有见面,两颗心就同时在受煎熬。
彭德怀很晚才回来,他默默地看着浦安修,妻子的双眼已哭得红肿。他只淡淡地说了句:“你都看到了吧。”
两天来,浦安修躲在屋里,以泪洗面,正在接受批判的丈夫没有时间向她多解释,只是表白道:“我这个人毛病很大,但我没有反党,没有反毛主席,更没有组织什么俱乐部。”
感情裂痕
浦安修惶惑不安地跟彭德怀回到北京。在永福堂,彭德怀有了时间,就把给毛主席写信的事,一五一十地告诉了她。浦安修只是哭泣,她不相信丈夫会反党,可那是党说的呀,毛主席说的呀,能错吗?她少不了要埋怨彭德怀:“你是国防部长,为什么要管经济上的事?”
彭德怀耐心地向她解释:“我是政治局委员,看到大跃进出了那么多的问题,我能不管吗?”
当时,彭德怀正承受军委扩大会议的万炮齐轰,猛烈批斗,他的心情极度苦闷焦躁,虽然泰山压顶,但他那刚烈性格决定了他宁死也不折腰屈节的态度。他对妻子那种大难临头,惶惶不可终日的萎靡样子很不满意,不免把话说得重些:“这不是我个人的问题,干吗那么紧张,天塌不下来!”
举家搬到吴家花园以后,浦安修上班太远,就住到北师大宿舍,隔一两周回家一次。此时,北师大党委对浦安修施加了沉重的政治压力,要她揭发批判彭德怀,和彭德怀划清界限。身为北师大校党委副书记的浦安修,她揭发彭德怀什么呢?她能和彭德怀划清什么界限呢?
浦安修认为丈夫的厄运缘起于那封信,她几次问彭德怀:“你为什么要写那封信呢?不写不行吗?”
彭德怀沉默一阵才说:“一个共产党员不能采取明哲保身的态度。这不是写不写的问题,是对不对的问题。共产党员不说真话,党中央怎么了解真实情况?多少次,老贫农拉着我的手,要我把问题带给毛主席。我只有反映实际情况的义务,没有隐瞒事实真相的权利。阿谀奉承是可耻的,无益于党和人民的事业,而且极端有害于党和人民的事业。”
彭德怀长叹一声,刚毅的面容透出困惑不解的神情,他反问浦安修:“安修啊,我不过就是写了那么一封信,给毛主席作参考,你说,为什么成了这么大的问题?”
彭德怀真诚地望着浦安修,期待妻子的回答。浦安修转过脸去,抹掉涌出来的眼泪,心想:你问我,我去问谁呢?
彭德怀望着窗外,浓眉蹙起,凝思半晌,自言自语道:“我写了这么封信就出了这么大的问题,今后党内要多事喽!我们的党啊,以后又会怎么样呢?”
极度的紧张使浦安修的心理发生微妙的变化,她不仅爱哭,也爱抱怨和唠叨。她经常重复着相同的问题:“你是管军事的,为什么要去管经济上的事情呢?”“你骄傲自满,就你对,难道别的中央领导都错了吗?你要向毛主席检讨认错!”
彭德怀开始是默然置之,时间一长,实在不耐烦听她的抽泣和埋怨。有时他大声反问:“我是共产党员,为什么看到党受损失不去说话?”
有时彭德怀也生气了:“你懂得什么!就知道怕事!”
二十多年的患难夫妻,从来都是举案齐眉,相敬如宾,如今竟出现了感情上的裂痕,周末的见面常常是话不投机,不欢而别。
从1961年开始,浦安修很少回吴家花园。
夫妻“分梨”
这年暮秋,彭德怀获准去湖南农村调查,浦安修也不来见彭德怀,只通过侄女彭梅魁带信。
彭德怀曾苦涩地对侄女说:“唉,你伯母怕成了这个样子呀……”。
在一浪高过一浪的政治攻势下,浦安修脆弱的心理防线崩溃了,她决心与彭德怀离婚。彭德怀为了不再连累妻子,导演了一场令人肝肠寸断的“夫妻分梨”
七千人大会之后,浦安修陷入新一轮的矛盾和恐惧之中。“里通外国”成了彭德怀第一大罪,巨大的阴影投在他们夫妻之间。北师大又对浦安修加温加压,在“彻底交代,放下包袱”、“无事不可对党言”、“忠于毛主席要落实到行动上”这些标准化的政治攻势下,浦安修脆弱的心理防线面临随时崩溃的可能。
回到吴家花园,浦安修好像中了邪,两眼直瞪瞪地盯着彭德怀,追问“里通外国”是怎么一回事?
正赶上彭德怀怒火中烧,从来没有对妻子发过脾气的好丈夫也咆哮起来:“你不要再问了,这个‘里通外国’,莫须有的‘里通外国’哟,杀了我的头也没有!为什么要给我加上这个丑恶的罪名?为什么?”
素来温文尔雅的浦安修也失去常态,她朝丈夫大声喊道:“你究竟和赫鲁晓夫说了些什么?你说呀……”
“我连一句外国话也不会,我能和他说什么?别人不了解我,你还不了解吗?我们共同生活了二十多年,难道你是和一只大老虎睡在一起吗?”
这是少有的周末团聚啊,战争年代那种苦中有甜,温馨甘美的氛围已荡然无存,取而代之的是争吵和哭泣。浦安修一脸泪痕,低头紧走,到北京大学西门上32路公共汽车;彭德怀默默地跟在后面送她,看到妻子上的车开走了,他才回转身,低头背手,怏怏而归,跨进那扇警卫森严的大门。
再次见面,彭德怀先安慰妻子:“都是我连累了你,请你原谅。你很单纯,对党内的事情不清楚,还是不知道为好。”
然而,浦安修心中的迷惑、凄凉和痛苦好像疯狂生长的肿瘤,学校传达中央批判苏联“修正主义”的文件,不许她这个老革命去听;不久,又取消她听所有中央文件的资格。这说明她已失去党的信任。人们都躲着她,用警惕的目光睨视她。浦安修知道自己变成了鲁迅笔下祥林嫂式的人,是个令人晦气的不祥物。
彭德怀夙兴夜寐,赶写他的“八万言书”。浦安修回家时,彭德怀请她看看,这一回浦安修没有说什么,默默读过后,帮助改了些错别字。她也从心里盼望这封长信能帮助中央澄清问题,为彭德怀洗刷罪名。有一天,她忽然忘情地说了一句:“少奇同志在七千人大会上讲的问题,和彭德怀的意见也差不多嘛。”这一下可坏了,她被学校批判了多次也过不了关。
八届十中全会前后,浦安修很少回家,被党和学校抛弃的她,在孤独中作出最后的抉择:要党还是要丈夫?要毛主席还是要彭德怀?青年时代就忠诚于共产党的浦安修,在无限崇拜伟大领袖毛泽东的红色天地间,她没有保持中立的立锥之地。
声音清晰,没有带哭腔,一句话就戛然而止。
彭梅魁好像被大黄蜂蜇了一口,她稳住神,看看对面端坐的伯母,知道她是下了决心的,这对她来说可真不容易。可她想过伯伯的感情了吗?二十多年的老夫老妻啊,伯伯正在危难之中,她这一击会让伯伯雪上加霜,伯伯能承受得了吗?
“伯母,你听我说,”彭梅魁强作笑颜,“你还是不要离婚为好,你想,离了有什么用呢?他们照样会说你以前是彭德怀的老婆……”
浦安修打断彭梅魁的话,扬了扬手里的信封说:“我给刘仁书记的信都写好了。你走吧,你走吧!”
彭德怀听完侄女的叙述,紧闭着嘴唇,一声不吭。他终于慢慢地垂下花白的头颅,两滴混浊的泪珠夺眶而出,顺着眼角边密密的皱纹淌了下来。
沉默好久,彭德怀才开口:“我有预感,浦安修早有准备。我前些天到她的卧室翻书,发现她的书柜差不多空了,凡是经她手买的书,她都像老鼠搬家一样地拿走了,平常回来是为了搬书的。她的用品也没了,钱也拿走了一半。唉,她的致命弱点就是明哲保身,但求无过,胆小怕事,自私自利,她不会振作起来了,太脆弱了。”
彭梅魁不甘心地说:“伯伯,我明天晚上下班后再去劝劝伯母,她可能是一时糊涂,想明白了能回头的。”
彭德怀说:“也好,我给她写封信,你顺便带给她。”
彭梅魁把伯伯的信默读了一下,大意是:你决心分离,我不反对,但相处二十四年,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也算是生死与共,一旦离别,竟无一言相告,似不近情。你的被褥等物,特拣送给你,请查收。
第二天晚上,彭梅魁早早去见浦安修,她苦心婆口地劝说,还是慎重考虑,别离了,伯伯很难过啊。
浦安修不接受劝说,对彭德怀的信也不满,她有点烦躁,不客气地撵彭梅魁:“你走吧,你走吧!”
几天以后,彭梅魁去看伯伯,两个人分析浦安修闹离婚的原因,彭梅魁说:“伯母怕受牵连,我每次去她那里,她都哭着说‘株连九族’,‘还不如在抗美援朝时死了’……”
那是1962年10月下旬的一个星期天下午,秋高气爽,碧空如洗。浦安修按约来到吴家花园,她和彭德怀关起门谈了好久。彭德怀安排了一餐不错的晚饭。饭后,彭德怀拿来一个黄澄澄的鸭梨,小心翼翼地削了皮,再把梨子一切两半,放在盘子里。他看了看坐在饭桌对面的浦安修,她已吃完饭,似乎在想什么心事。
彭德怀的声音亲切、温和、轻柔,宛若是一对情人间的贴心话:“安修,你要离婚,咱们今天就分梨,这个梨,你吃一半,我吃一半,好吗?”
彭德怀拿起一半梨,三口两口就吃掉了。浦安修没有说话,拿起另一半梨,一口一口地慢慢吃了。
在场的彭梅魁看得好心酸,天底下还有这样温情脉脉、高雅文明的离婚仪式,伯伯真是个有情有义的伟丈夫,他为了不再连累妻子,导演了这场令人肝肠寸断的“夫妻分梨”。
浦安修把她过去的学习和整风笔记整理好,又坐了一会儿,小声说:“我对你没有帮助,我们在一起也处不好,今后有机会每年来看你一两次吧。”
浦安修要回学校了,彭德怀送她到北京大学西门32路车站前。夕阳下,一辆破旧的公共汽车摇摇晃晃地开过来,彭德怀紧紧握住浦安修的手,说声“再见”。他的目光一直跟着浦安修的身影上了车。他伤感地发现,那个身影背着他,没有回过头看他一眼。
在乡间的土路上,彭德怀踽踽独行,他突然感到自己的两条腿十分的沉重……
浦安修的离婚报告由北师大党委转北京市委,市委书记刘仁又转呈中共中央。杨尚昆闻讯叹道:“划清界限并不一定要离婚嘛!”
报告送给周恩来,周恩来说:“彭德怀同志同意吗?离不离应由他们自己定。离婚是法院的事,党组织不要管。”
报告又转给邓小平,邓小平看也不看,摆摆手说:“我从来不管这种家务事!”于是,这份离婚报告就此搁浅,以后再无下文。
“文革”相见
“文革”中,江青决心整点新花样来折磨彭德怀。彭德怀在批斗会上看到浦安修被蹂躏,发疯似的呼喊:“你们打我吧!我和她早就分手了,她是无辜的!你们放开她吧!”
“文革”中,对彭德怀的残酷批斗给江青一伙带来浑身通透的快感,她觉得还要弄出点新花样才够味儿,对了,浦安修不是在北师大吗?她乐得合不拢嘴,和戚本禹精心研究了一番后,再传来北师大的造反女首领谭厚兰面授妙计。
1967年8月11日下午,浦安修被一伙五大三粗的红卫兵从“牛棚”里押解到校内一栋教学楼前,她目光凄惶茫然,抬头望着眼前乱哄哄的人群。骤然间,她看到一个老人被押在一辆三轮车上,尽管那人衣貌全非,她却一眼就认出是分别两年的彭德怀。彭德怀也看到了她,四目相视,竟是咫尺天涯,两人都痛苦地低下头。
在批斗台上相逢的老夫妻都想多看对方一眼,然而,“喷气式”使他们抬不起头来,浦安修只觉得眼前一片昏暗。只是在那些粗大胳膊松懈的片刻,浦安修才看到彭德怀不屈的头颅。那是曾经被湖南军阀宣布要砍掉而砍不了的头,那是曾经被国民党反动派以万金重赏购买而买不去的头,那是在枪林弹雨中千百次冲杀而仍然高昂的头,如今竟以“革命的名义”被强按到地面。浦安修五内如焚,听不清批判者罗织的她和彭德怀“狼狈为奸”的“罪状”是什么,突然,她热血上涌,惨叫一声,昏倒在地上。随即,几个红卫兵上来拳打脚踢,硬是把她脚不沾地地架了起来。
彭德怀看到浦安修被蹂躏得失去形体,心如刀绞,发疯似的呼喊:“你们打我吧!我和她早就分手了,她是无辜的!你们放开她吧!”
彭德怀的呼喊声淹没在“打倒彭德怀”的震耳欲聋的口号声里,跟着背后飞来一脚,把他踹倒在地,几个人按住他,强迫他跪下“低头认罪”。彭德怀挣扎着坚决不跪,他两眼通红,嘴唇咬出了血,殷红的血滴在胸前的大牌子上……
最后时刻
1974年7月21日,彭德怀已经病危。
有一天,专案组的人问:“彭梅魁,你们家还有什么人来看彭德怀吗?”
彭梅魁摇摇头。
“不是有浦安修吗?”那人显然自视甚高,“彭去三线,浦安修不是到车站送行了吗?”
彭梅魁纠正说:“他们离婚了。她也没有去送行过。”
既然专案组有那个意思,当天晚上,彭梅魁还是跑了一次北师大,把专案组的原话转告了浦安修,让她有个思想准备。
很久以后,彭梅魁才听说,9月份伯伯病危的时候,专案组真的去过北师大,工宣队奉命来问浦安修:“彭德怀病重住院,你是否去看他,由你自己决定。”这句话让浦安修心生疑虑,她又害怕了:为什么要我自己决定呢?什么意思呢?工宣队是不是又要考验我的立场问题?什么事情都要依靠“组织”拿主意,一日无“组织”就惶惶然的浦安修,想了又想,最后嗫嚅地说:“我还是不去吧。”
浦安修还没有意识到,她这个决定为自己铸成终身的悔恨。
11月29日中午,彭德怀满怀冤屈地离开了人世。
犹豫了好半天,彭梅魁还是到北师大找到浦安修,告诉她伯伯的死讯,问她是否去看看伯伯的遗体。
晚年忏悔
“四人帮”垮台以后,浦安修开始反思自己和彭德怀晚年的关系,她越想越深感内疚和羞愧。一天她去看望张闻天的夫人刘英大姐,刘英说:“彭老总临终时你应该去看看他,不去是不对的,夫妻一场,这点感情要有。你看我和闻天同志,要死要活都在一起,绝不分开。”
(本文摘编杨国选《彭德怀与才女浦安修不为人知的恩怨情仇》、彭梅魁《我的伯父彭德怀》、《彭德怀传》、《彭德怀与浦安修的恩恩怨怨》、《彭德怀与浦安修的悲剧婚姻》、林杰等著《盖世英雄彭德怀》等文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