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2017年4月14日洛杉矶时间上午，我在一个群里看到盛雪女士转发的夏业良先生关“当前局势与中国民主进程”的微信演讲。演讲大约有一个小时，按夏业良先生自己所说的“这是一个宏大的主题，在这么短短的一个小时中，无法说得更细致”【大意】。
首先，我表示对夏业良先生的敬意，因为在大陆所有的智识分子之中，目前敢于直面邪恶的中共体制和暴政的人实在不多，更别说彻底的否定这个体制。这充分说明，夏业良先生是有良知和有勇气的智识分子，就凭这一点也是值得我和许多的中国人怀有敬意的！
同时，夏业良先生对于中国社会未来所展望的目标我也深表认同，那就是在自由主义思想所奠定的美式民主，以三权分立的政治模式或手段，来构建、制约公权力或政府，以此维护自由平等的核心价值理念。美式民主确凿是优于现今世界所有民主国度的政治实体，并且有着非常强大的自我完善、修正的能力，是目前人类最具有代表性的良性的政治机制。也就是说，对于中国现有政府和政治的彻底否定和对美式民主的肯定，我和夏业良先生可以说都是一致的。
我很专心听完了夏业良先生一个小时的演讲，但我有许多的疑惑和不解，同时也有非常确切的反对与不认同的地方。夏业良先生是做学问的人，为了更深入和更好的讨好中国问题，实现中国的“美式宪政民主”，我想以夏先生的胸怀，应该是十分欢迎的才对。再则，我以文章的形式来表达，一是对夏业良先生演讲劳动的尊重，二是希望自己所表达的观点更为严谨一些，更具理论意义。
1、 中国社会问题的根源性探讨
在夏业良先生的演讲中，他并没有对中国社会问题提出根源性的探讨，也没有做出任何结论，这或许是因为演讲时间的关系，以及语音即时性所决定的无法更具有逻辑性和系统性。但我在这里提出中国社会问题根源性的探讨，这是针对改变中国，让中国进入美式民主的一个前提性条件。也就是说美式民主是中国社会未来的目标，这个目标我也表达了充分和完全的认同，但要达到这个目标至少有几个不可忽视的环节，一是研究中国社会存在的问题；二是中国社会过度到美式民主条件的缺失以及系统的方案和方法；三是如何解决中国社会存在的问题，以及弥补或者获得中国过度到美式民主的种种条件。这恰恰是一个科学求真的过程，也是方法论层面的重要环节，不可或缺的环节。
在夏业良先生的演讲中，他似乎把中国所有的问题都归咎于共产党，虽然他没有明确这么说，但对于中国局势这一节的演讲中除了说到现在共产党的问题，并没有涉及中国其他任何问题的存在。但我的思考中，造成中国社会现实灾难和苦难的直接载体的确是这个体制和共产党，然而共产党的背后又是什么原因渠成呢？
我在我的《我为什么要彻底否定中国传统文化》、《我为什么要脱华反华》等文章中明确谈到中国社会的问题从表在和现实的层面来说，的确可以完全归咎于共产党，而八千万共产党员也是中国人，也就是说从根源上来说是因为其文化和信仰层面的精神意志问题。相信夏业良先生对欧洲历史和文化史的了解应该是超过我的，对于自由和平等价值理念的发生发展、变化，中国和亚洲社会的文化及人格精神里都是不存在的，而古希腊已经都有非常明确的理念形成。如果不承认这个历史和文化根源性的问题存在，那么我们无法解释欧洲为什么可以创造现代文明，而亚洲或其他地区却不能创造现代文明。
由此，这是我与夏业良先生观点的最大分歧所在。至于日韩台现有的民主成果，这都是在美国的直接参与下，甚至是强制性的推行下才有的成果。也就是说，在目前，整个亚洲没有一个民主体制不是得益于美国的帮助和直接参与才完成和完善的。从某一个角度说，也就是如果没有像美国这样的文明力量强势介入，那么亚洲也就不可能通过自身的觉醒实现向现代文明的转型。
宪政民主对于人类来说，已经是普遍的目标，然而对于中国来说还是一种理想，原因就在于中国社会普遍不存在民主的一切应当具备的条件。而这个一应具备的条件恰恰就是系统的精神信仰和文化传统，以及思想理论和人格意志的养成，这一切可以归结为对自由平等的认知与践行的能力及勇气，具有现实意义支撑的因素。在脱离了这一系列具有现实价值的支撑，那么原本只是目标的民主，也就沦为了彻底的理想主义。
所以说，在我看来改变中国，让中国过度到美式民主首先是一个具有非常浓厚科学性质的哲学问题，必须找到中国社会存在的根本问题，才能进一步制定出改变中国的方法和方案。如果只有一个普世价值和美式民主的政治目的或方向，那么忽略中国社会存在的深刻而根本的问题，是脱离了客观和实际的理想主义的范畴，同时也具有明显的机会主义的特征。当年国民党的三民主义，以及共产党的共产主义，其本质都是脱离了对中国社会现实存在的根本问题的深入探讨，不具备现实意义和实际价值的理想主义，最后推行起来最终又沦为形式主义的窠臼之中。
2、 推翻了共产党就一定能实现美式民主吗
正如当年的国民党，大家以为推翻了大清朝中国就会实现三民主义，今天是否推翻了共产党就意味着中国就一定能实现美式民主呢？！这两个概念，事实上由于精神信仰、文化传统、人格思想、历史发展的缺乏，并不存在一个必然的逻辑关系。也就是说，推翻了共产党并非说中国就一定会迈进或走向美式民主，这是缺乏必然条件和因素的。当然，要实现美式民主，首先必须要推翻共产党，这是方法论也是手段，这个立论才是成立的。而要让中国真正的实现美式民主，在我看来，推翻共产党仅仅只是第一步，更为漫长和艰辛的是精神信仰的建立和文化的重新塑造，这才是具有文明意义和普世价值的。
推翻共产党是中国走向民主的前置条件，这是我非常认同的，但我绝不认同推翻了中共，中国就一定能实现民主，更别说美式民主了。
关键问题在于，如何推翻中共？如果庞大的体量，并且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并且绑架了十几亿奴性未改的国民作为人质，我想美国是不会为了中国的民主而奋不顾身，完全大公无私的去对中共实现彻底的瓦解的。海外的民运力量，目前要钱没钱，更别说军队了，所以，在我看来中共的瓦解最终主要的力量绝不可能是来自海外民运的，而是来自于中共内部分裂，或者中国内部分裂。那么也只有在中国中共内部分裂的裂痕与矛盾无可调和时，那么海外的民运力量只要是价值观的输入，也就是思想理论、知识、精神的主要来源。
3、 中华与华夏同为狭隘民族主义概念
夏业良先生在演讲中提到“中华民族”是梁启超等人从日本“拿来”的民族主义概念，这个“中华民族”包括了“国学”、“国粹”一系列的文化构成。可以说民族主义也日本军国主义诞生的文化根源，所以夏先生提出否定“中华民族”的说法，我是完全赞同的。
然夏业良先生继而提出“华夏民族”这个说法，这个问题可以说是我与夏业良先生分歧最大的地方，甚至很难达到共识的一个问题。事实上华夏是商周以前对生活在黄河流域的华族与夏族的统称，被视作“中华文明”和汉语文化的起源，然而在自由平等为价值基准的文明体系中，在我理论体系中，“中华文化”或者是汉语文化根本就不存在任何意义上的文明价值。这就是牵涉到文明概念的定义了，我对文明概念的定义就是对真理和正义的体现，文化仅是文明的外在表现形式。而汉语文化的本质只是奴隶文化，并不存在自由和平等的文明基因。所以，基于这一点，“中华民族”是一个更为空洞的文化概念，而“华夏民族”则是更为准确的一个文化概念。华夏民族虽相对于汉语文化相对准确，但这两个概念，无论是准确和空洞都是没有现代文明价值的，均属于狭隘民主主义思想下的范畴。从某种意义上说，“华夏民族”比之“中华民族”是更为狭隘的、出自于原始文化认同的概念。
民族这个说法本来就是文化认同，其与种族完全不同，种族是生物性的客观界定，比如黄种人、白种人，是看得见的存在，而民族则是看不见的，完全出于文化区别的划分。所谓的中国人普遍是黄种人之蒙古利亚人种。文化认同是民族产生的根源，也是民族主义的根源，是比种族认同更为狭隘的认知。
无论是日本当年，还是国民党时期，共产党，都是拿着汉语文化和“传统文化”这种文化观念来鼓动民族主义的，事实上这是极为狭隘的，是中国人的思想转变和社会过度到现代文明最大的阻碍。以这样的狭隘的文化观念和民族主义，将其与美国式民主的现代文明价值联系起来，这从逻辑上根本就是说不通的。这也是，我非常希望和夏业良先生深入探讨的最为重要的因素之一，也是我对他的演讲分歧最大的地方。
4、 关于募捐与集资问题
从现代政治理念上来说，无论夏业良先生是怎么的价值理念，我都会在政治立场上表示给予支持和肯定，因为只有反对的力量存在，社会才有矫正平衡的可能性与向前发展的动力。基于这一点来说，作为反对中共一切的力量我都表示支持，当然这仅仅只是出于政治立场的，但在文化观点以及对文明的认识，以及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哲学层面来说，那么我则有我独立而系统的理论，以及判断。
夏先生谈及募捐与集资的问题，这的确是一个政治组织是否可以得到健康发展的最为根本的前提条件，然而在这一点上，我首先是希望很多人去支持夏业良先生的，但从理性意义上来看，却又充满了担忧甚至是失望的。原因是什么呢？因为在中国的改革开放大潮中，真正有钱的利益既得者们，恰恰是中共极权的受益者，也就说只有在认同和成为这个极权机制的前提下才有可能成为巨大利益的受益者，换句话说，那些有钱人本身就是中共极权的组成部分。而对于那些夏先生说到的个体户、中小企业，他们本来维持生存就非常困难，也不会有太多的经济能力拿来支持反共的政治势力。再则，在共产党如此严酷的监管下，由于缺乏对真理的信仰和对正义的遵循，没有这样的精神意志，一般人也缺乏勇气站出给予支持。再加普遍的中国人对于反对政治力量的价值缺乏认识，很多人也就不愿意舍得拿出多少钱来。这一点，我们看看海外民运每次活动集资的情况就非常明显，说实在的，连基督教会的奉献都比这个来的顺畅得多。
5、 结语
总体来说，我支持像夏先生这样一切的反对政治力量，有反对派的存在才可能促进或者加速中国社会进步，同时我对夏先生的赤子之心也深表钦佩，在中国奴才遍地的知识界像夏业良先生这样有勇气和胆识的智识分子，确实非常可贵！
但我坚定的认为中国文化不具备现代文明的任何价值及基因，在自由平等的文明价值理念的推行，是比之中共更难以根除的最大障碍。
孟德斯鸠说“只有权力才能制约权力”，海外民运要想获得真正和实在权力的可能性几乎不存在，所以，只能积极的去促进中国社会内部的分裂和共产党内部的分裂，形成势均力敌的权利较量和斗争。在此基础上，海外的学者最应该做的是基于科学精神，对中国社会问题进行全盘的探讨，形成具有现实意义的思想理论体系，提供给未来中国社会的变革，这比起没有实际权力的反对政治组织或许对中国社会更具有长远的价值和深刻的意义。
最后，再次向夏业良表达我的敬意，同时我的文章难免挂一漏万，若有不当之处，还望夏先生给予谅解指正！
2014年4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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