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春天，凤鸣和南方已经交往三年，感情稳定。突然之间发生了一件让凤鸣料想不到的事：一谔一家的户口被强行牵出福州城。
上面下了一条政策：凡是成份不好的城镇居民一律下放到农村。
气焰嚣张的红卫兵冲进派出所，不由分说，将一谔一家的户口迁往闽中山区。这些黑五类，到农村接受贫下中农的改造去吧。
一谔一家的户口簿上只有夫妇二人和两个未成年的儿子的信息。凤鸣转正后，凭着多年政治运动锻炼出来的警觉性，果断将自己的户口与父母一家分开了。
红卫兵小将也不是吃素的，几天后就发现了凤鸣这条漏网之鱼。他们对居委会放出风声：三天后就去派出所强迁凤鸣的户口，她必须跟着父母去下乡。凤鸣是地主的女儿，哪配在国营单位上班？
居委会将这个坏消息透露给凤鸣，让她有个思想准备。凤鸣的头开始发昏，天旋地转，泪水夺眶而出。自八岁那年家破后，她拼死拼活读书，小心翼翼在夹缝中生存，不敢轻易得罪任何人。好容易进了国营单位做国家干部，有了大学生男友，难道命运的小舟又要将她载往汹涌的暗流？
“南方啊南方，我要被赶到农村了，我们之间完了。”凤鸣躲在被窝里偷偷地哭，思念着男友，又不敢将实情相告，上班时也神思恍惚。她在办公室里趁四下无人时偷偷拭眼泪，正巧被经过的一个老同事看见了。
老同事问她：“你有什么心事，可以告诉我吗？”
凤鸣刚进单位做临时工时，这个老同事不是她的顶头上司，却老爱对凤鸣指手划脚。凤鸣写的宣传和文案，领导已经点头说可以了，偏偏这个老同事鸡蛋里挑骨头，要凤鸣再次修改，直到他满意为止。凤鸣心里委屈，又不敢得罪他，只好重写。从那以后，凤鸣每做一件事，总是恭恭敬敬让老同事先过目了，再向领导汇报。凤鸣一直觉得这个老同事不是太喜欢她，对他敬而远之。
这回要被红卫兵强迁户口，打击实在太大，凤鸣想到马上要下乡的命运，悲从中来，明明知道老同事平时严厉，对她不是太好，还是忍不住将实情相告。说罢，大颗大颗的眼泪掉了下来。哎，反正自己很快要滚出单位了，就放纵一回，痛痛快快哭吧。
老同事沉吟半晌，终于拿定主意，坚定地凤鸣说：“这件事包在我身上，我不会让你去下乡。”
他找了领导，将凤鸣大大表扬了一番，这么好的同事一定要留在运输系统发光发热，岂能让红卫兵小将乱来？
领导也同意他的观点，出了公函，派这位老同事和另外两位膀大腰圆五大三粗的卡车司机一起去凤鸣户口所在的派出所，阻止红卫兵抢户口。
第二天，同事一行早早到了派出所，等着红卫兵小将的到来。小将刚到，同事一抖公函，厉声喝道：“凤鸣是我们运输单位的好同志，积极分子，我们一定要留她下来的。谁也不许动她的户口。你们红卫兵小将算什么？我们是工人赤卫队，工人阶级领导一切。我们的赤卫队有几千个工人，有种的来试试，保证将你们这些红卫兵打得落花流水。”
说到这里，老同事一使眼色，身边的两个卡车司机撸起衣袖，露出粗壮的胳膊，一副挑衅的架势。红卫兵小将看着阵势不对，赶紧撤了。
凤鸣终于留在了福州。
几日来心情的大起大落令凤鸣悲喜交集。再次见到南方时，她拉着南方的手泣不成声：“南方，我们差点完了！”
南方获悉一切后，赶紧求婚：“我们去打结婚证吧，你搬到我的单位宿舍，我来照顾你。”
他和凤鸣交往三年，自尊过度的凤鸣总是矜持着不肯早日确定关系。其实，南方一点也没嫌弃凤鸣的地主父母。当凤鸣一五一十告知身世时，他被这一对旧社会贵族夫妇的高尚品格深深震撼了，愿意和他们做一家人。南方来自厦门鼓浪屿，小学时读的是岛上的基督教会学校，对凤鸣家的天主教信仰一点也不排斥。
他们从单位开出了结婚证明，去市政府领结婚证时，发现政府被造反派占领，已经瘫痪了。他们一连去了几次，仍然办不到结婚证，政府恢复运作看似遥遥无期。
“我们别等了，先举办婚礼吧。”南方说。
南方买了几大包喜糖派发给单位同事，结婚仪式也很简朴。按当时的习俗，办了仪式发了喜糖就算结婚了，谁也不会追究有没有领证。婚后，凤鸣搬进了南方的重工业设计院单身宿舍。
婚后三个月，市政府终于开门办公了，南方和凤鸣赶紧去打了结婚证。领到证时，凤鸣已经有两个月的身孕了。
此时，华玉已经打好简陋的行装，带着20岁的可凡和16岁的可诚去了沙县下属的南阳公社的杜坑村。一谔还在黄巷磨蹭着没有跟下去。
他的医馆已经没有几个病人，形同虚设。一谔穷得叮当响，一身破汗衫，肥厚的旧裤子，脚上是破袜破布鞋，头也秃了，身子发福，看上去很邋遢。他跑到凤鸣的家里讨些钱花，凤鸣翻箱倒柜，找出仅有的三块钱交给父亲。
“伊爹，你快去乡下与伊妈会合吧。伊妈很需要你。以后我每月发了工资，会全部寄到乡下给你们。”凤鸣向一谔保证。
一谔叹了一口气，和凤鸣说起年轻时有朋友给他算命，算出他后半生穷得只剩背心短裤，当时心高气傲的他根本不信。
“看来不信不行啰！”一谔苦笑一声。
69年底，一谔也离开了福州，凤鸣含泪送走了父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