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3. 昂贵的“免费”公立教育，自由选择与等待超人
在拜会教师工会之前，我们有必要先了解一下教师工会势力王国之外的统称“学校选择”的教育“特区”，以及教师工会与这些教育特区之间的恩怨情仇。
“学校选择（School choice）”是指允许家长和学生拥有按居住地派位的公立学校之外的其他教育选择，包括特许学校（Charter school），学券制 (voucher system)，磁校（magnet school），开放注册(open enrollment)，在线学校，在家学习(homeschooling)，教育税抵免(education tax credits)，教育储蓄账户(education savings accounts)等形式。特许学校指的是由政府提供运营资金但由私人办学机构运营的学校，磁校可以跨学区跨地域招生，有点像国内的重点学校。学券制允许每一个家庭使用政府提供的入学金券（school voucher, education voucher）即一定数额的政府教育资金的兑换券自由选择学校入学，包括上私立学校和特许学校，而不是被限定于居住地的公立学校。这样家长和学生就可以用脚投票逃离坏学校，带走政府发给的教育资金投奔好的公校、私校或特许学校。可见，赋予家长学校选择权就是要在公校之间及在整个教育系统内引入市场竞争机制，并打破公校独占政府教育资金、一统天下的局面。
学券制早在十九世纪的佛蒙特州乡间已经采用。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1912–2006 )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提出了学券制的主张，他认为引进竞争方可改善教育的效率，在降低教育成本的同时获得优质教育成果。1980年弗里德曼的10集电视系列片《自由地选择（Free to Choose）》在电视台播出。另一位经济学诺奖得主、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哲学家哈耶克（Friedrich Hayek，1899-1992）同样在他的著述里表明了对学校选择权的支持，认为弗里德曼倡导的学券制完全可行。沃尔玛创始人沃顿、共和党人罗姆尼和麦凯恩、新任教育部长德沃斯等人也是学券制的支持者。在2005年的一次对210名美国经济学会会员的随机调查中，超过2/3的经济学家表示支持学券制和家长的学校选择权。
在1995年一个大雾的早上，《连线（The Wired）》杂志记者Gary Wolf驱车来到红木城的NeXT公司总部，对时年40岁的乔布斯做了一次访谈。乔布斯作了以下关于教育的评论：
“我曾经一度以为技术会帮助教育，我大概比地球上任何一个人都更努力地想要给学校装备更多的电脑，但是今天我不得不下这个结论：问题不是技术能解决得了的，教育系统的弊病不是技术能解决得了的，再多的技术也不可能改变分毫。
“这是个政治问题，社会政治的问题。问题在于学校的工会，在于官僚制度，官僚是问题的症结所在。NEA教师工会在增长，SAT分数在下降，你把这两条曲线对照一下，它们是负相关的。我是那些相信全面学券制是所有一切中最好的解决办法的人们中的一个。我有一个17岁的女儿，她在读高中前上过几年私立学校，这所私立学校是我一生中见过的最好的学校，名列美国100所最好的学校之一，它棒极了。它的每年学费是5500美元，这对于多数家长来说是一大笔钱。这所学校教师的工资比公校教师低，所以你看问题症结不在教师工资水平上。我问过加州财长平均每个加州学生上学要花多少钱，我想那个数字是4400美元。虽然不是很多家长都掏得起5500美元，但是有很多家长可以掏得起1000美元。如果我们给每个家长4400美元，就会有许多学校兴起，人们离开大学时会说，我们创办一所学校吧。
“……技术不是解决教育问题的出路。你可以把所有的知识都放进光盘里，我们可以在每一所学校都建立网站，这些不是坏事。但是如果这些事情引诱我们以为我们在解决教育的问题，那就坏事了。
“林肯在他父母的小木屋里“在家上学(homeschooling)”时并没有网站，但他长成了有趣的人。历史告诉我们没有技术一样可以诞生很棒的人物；历史也告诉我们,即使有技术也会产生非常无趣的人物。问题不是像你在二十几岁时想的那么简单 — 技术将改变世界。它在某些方面会，在某些方面不会。”
2010年，一份右翼保守派研究机构CATO Institute的研究员Adam Schaeffer发表了一份研究报告“公立学校的真实成本（They Spend WHAT? The Real Cost of Public Schools）”，他考察了亚利桑那州凤凰城、洛杉矶、华盛顿特区、芝加哥、纽约、休斯顿这六个美国最大的大都市区域，发现K-12公立学校的费用占据了州和地方税收的25%，比任何其它项目的花费都多，即使是老年医疗补助项目Medicaid的支出在教育支出面前也是小巫见大巫。各地学校财政支出极为不透明，即使公布的数字也极端有误导性，例如学生年人均教育支出为18000美元，比官方数字12500美元平均高出44%。据Schaeffer的估算，若这些大都市的公立学校全部改成私营性质的学校的话，实际花费会下降93%之多。
2010年的一部由著名导演Davis Guggenheim执导的纪录片《等待超人（Waiting for "Superman" ）》风靡了全美，获得《时代周刊》和《纽约时报》的大幅追踪报道，两次上了Oprah Winfrey Show，还是国家广播电视台NBC一连几天的中心话题，奥巴马也在白宫接见了剧中人物。这部片获得了Sundance国际电影节最佳纪录片等多个奖项，福布斯杂志写道：“我劝你放下手头所有一切，尽快去看《等待超人》”。
这部纪录片讲述了五个孩子抽签上特许学校的故事，其中Francisco是纽约哈莱姆区的特许学校Harlem Success Academy的40个位子的792名申请者中的一个，东洛杉矶的Daisy在与135名学生竞争10个特许学校KIPP LA PREP的名额，硅谷的Emily则是Summit Preparatory Charter High School的110个位子的455名候选者中的一位。剧中主角人物是纽约哈莱姆区特许学校机构Harlem Children's Zone的总裁、黑人教育家Geoffrey Canada。该片向观众展示了一贫如洗、文盲父母、毒品泛滥的周边环境、犯罪高发社区 — 即使在这样的恶劣因素丛生的环境里，好的教育也是有可能实现的。
David Levin 和Michael Feinberg这两位“知识就是力量（Knowledge is Power Program，KIPP）”连锁特许学校的创立人也是影片主角之一。1994年，在完成了为期两年的Teach For America 教学任务后，他俩在Gap公司的资助下创立了KIPP，截至目前已在全美建立了200所特许学校，学生总数达80000名。KIPP学校全部建在贫困社区，96%以上的学生是抽签得中的非洲裔或西裔学生。KIPP学校上学时间是早7:30-晚5点，周六也要上学，教师每周工作60-80小时。截至2015年春季，已有45%的KIPP毕业生从四年制大学获得学位，这个数字是全美低收入社区的5倍，还比全国平均水平34%高出一截。KIPP的高中生毕业率更是达到了令人惊叹的95%。 2009年，曾报道过明星教师Jaime Escalante的华盛顿邮报记者 Jay Mathews将Levin 和Feinbergin 两人与KIPP的故事写成了《努力工作，做个好人》（“Work hard. Be nice: How Two Inspired Teachers Created America’s Most Promising Schools”）一书，荣登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
热映之中的《等待超人》遭到了纽约一些教师的街头示威抗议，他们给这部影片打分“不及格”，说它是“完全胡说八道”，“影片里没有教师的声音”。 在Huffington Post网站上，旧金山大学教师学院“城市教育与社会公正”专业助理教授Rick Ayers称这部片子是哗众取宠的商业片，里面充满了半真半假的段子和歪曲，影片制作团队乃受从意识形态上对任何公共机构都反对的大公司财团所雇佣，其真实意图是为了打碎教师工会，进一步拉低教师的工资，将教育私有化，把学校当小公司一样来经营。 Ayers还批评该片“为应试教育叫好，虽然已有许多研究表明标准化考试会使得教学愚笨化，催生出更多的不平等，使得那些不是说着一口中产阶级腔调的英语长大的移民家庭孩子们更加被边缘化”。
著名学者Diane Ravitch写过多本揭露美国公校弊端和进步教育危害的书，曾是呼吁加强教师问责的意见领袖之一。不知何故，她在2008年前后来了个大转变，变身为教师队伍的啦啦队员。她讥讽《等待超人》纯属宣传炒作，是大公司大财团恶意诋毁公校、意欲将公校私有化从中渔利的煽动片，并对影片提出多处质疑。她指责许多特许学校赶走学业差的学生来拉高平均成绩，还暗示一些特许学校与不光彩的房地产交易有牵连。
影片中还讲述了Michelle Rhee在华盛顿特区新政的经历。Rhee是康奈尔学士加哈佛硕士，她凭着“我不能让八岁孩子把自己撵出城”这个念头每天给自己打气，在纽约哈莱姆区的小学坚持教了几年书。2007年，Rhee受聘为华盛顿特区公校总监，当时这个学区的八年级学生只有8%的学生数学达标。Rhee对教师工会使用了收买策略：工资几乎翻倍，条件是答应放弃铁饭碗，允许解雇差教师，但是教师和工会都不为所动。2008年,Rhee是小布什总统的国情咨文演讲的座上宾。2010年，Rhee和工会终于做成买卖：学生成绩显著改善的教师将获得大幅涨薪和奖金，但是铁饭碗得砸出一个口子。这一年，Rhee解雇了241名教师，然而她没坚持到年底就在压力下辞职了。2011年，许多新闻媒体报道了 Rhee的丑闻，宣称很多学生考卷上有涂改痕迹，认为是老师和校长们迫于压力大量涂改学生考卷。华盛顿调查员和教育部的调查均否认了这一指控，然而Rhee却在媒体上继续被妖魔化。Ravitch说，欺骗、教学围着拙劣的考试转、制度化作弊、考题越来越简单和狭窄的课程选择就是 Rhee的新政的全部结果。
2015年10月26日，300多名加州East Palo Alto的家长在当地一家教堂集会，要求市政府和县教育局公开支持在Ravenswood学区新开一所KIPP特许学校。教堂的窗户玻璃上贴着醒目的英语和西语双语宣传贴：“83%的Ravenswood学区的学生英语不及格”，情绪激动的家长们令会场气氛几度变得高亢，家长们为孩子争一份好的教育的陈述像西班牙响板那般清脆急促。第一次Common Core标准的考试结果刚出来，该学区的小学生的英语及格率只有17%，数学及格率只有12%。
在过去的十二年里，该学区曾经开办过7所特许学校，至今只剩两所在运营，它们的成绩比学区其它几所学校稍稍好一点儿，其中一所学校英语及格率是30%，数学及格率只有4%。每一个离开公校投奔特许学校的学生每年都将从学区带走约13300美元资金，学区总监心里五味杂陈。一位家长说，“本区高中生毕业率只有50%，本市74%的犯罪都是高中辍学生干的。当年轻人没有出路的时候，他会走上一条非常负面的道路，全社会都将不得不品尝平庸低劣教育结出的恶果”。
家长们的抗争有了结果：2017年秋季，KIPP将在Ravenswood学区开设湾区的第12所特许学校。
24. 美利坚怪兽 -- 美国教师工会
如果说美国昂贵低效的医疗体系与医疗保险业绑架了美国人民的躯体健康的话，美国的畸形公立教育体系就绑架了美国百姓的心智健康。虽然美国号称Corporate America, 但是美国全国性和地方性教师工会的政治势力之大令任何一家大公司都难以望其项背。几十年来，面对教师工会这头美利坚怪兽，政客们或对其投怀送抱，或偶有几位勇士浩荡而来，铩羽而归。
国家教育协会(National Education Association，NEA)和（American Federation of Teacher，ATF）是美国两大教师劳工组织。美国工薪阶层的工会率（工会会员占劳工总数的比例）一直显著低于多数工业化国家，目前私人部门的工会率更是大幅度下降至6%左右。然而，这下降的大潮中却裹挟着一股顽强向上的逆流：教师行业的工会率从1960年的三成大幅攀升至现在的70%，目前NEA会员接近300万人，早已坐实了美国所有工会组织中老大这把交椅，AFT的会员亦达160万人。美国右翼智库CATO Institute的一份报告研究表明，教师行业工会率扶摇直上的这几十年，正对应了美国公校教育水平全面滑落、人均教育成本直线上升的历程。
美国联邦政府的K-12年度预算目前在6000亿美元左右，其中大部分拨给了公立教育系统，少部分花在特许学校、学券制和教育税减免等教育改革项目上。教师工会每年向每个会员征收数百至上千美元不等的会费，可谓财大气粗傲视江湖。各级教师工会的两大使命是：其一，运用集体谈判权来维护教育行业这一特殊利益集团的利益，即要求加薪和提高福利、终身雇佣、减少工作量、庇护不称职的教师等。其二，坚决抵制学券制和特许学校等学校选择(school choice)项目, 维持公校系统对联邦和州与地方各级教育经费的垄断性控制。教师工会几乎无时无刻不在为这两项使命作战，虎视眈眈地阻扰一切有实质意义的教育改革，视学券制和特许学校为眼中钉肉中刺，不惜一切将之赶尽杀绝。
和政治家一样，进步教育家们也深谙宣传机器和洗脑术，而且将之运用得炉火纯青。心理学是教师培训项目的必修课，进步教育家们对小组讨论、“头脑风暴”的热衷就是受了Le Bon和Bernays的从众心理学和宣传技巧的启发。教师工会的领导们大多来自教育背景，是从各大学教育院系毕业的进步教育的真传弟子，自然熟谙 “第三方权威”、“Tie-In”以及其它源自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法和Le Bon的乌合之众心理学的各种洗脑术。许多教育学专业人士、包括一些顶尖名校的学者们成为教师工会的御用学者，向公众提供“第三方权威”研究报告。教师工会砸重金开动“Tie-In”的广告和媒体宣传攻势，诱导已经被进步教育思想愚弄了几代人的不明就里的百姓继续支持他们在教育行业的垄断统治。除此之外，教师工会还有一个杀手锏，就是它们的政治献金。
Troy Senik在2012年的一篇报道“美国最差工会（The Worst Union in America）”中列数了加州教师工会(California Teachers Association,CTA)的累累恶行(网上中文翻译稿“美国最糟工会：加州教师工会是如何玩残加州的？”)，从中我们可以一窥教师工会的坚不可摧且无坚不摧之神奇力量。
加州教师工会CTA会员达32.5万人，绝对是加州最有权势的特殊利益集团。多年来CTA阻碍所有实质性的教育改革，庇护无能甚至犯罪的教师，把教师工资福利提高到无法持续支付的程度，使加州财政不堪重负还欠下巨额亏空。
1991年，加州在全美首开先河，开始酝酿174号学券制提案(Prop 174)，该提案允许各家庭使用政府提供的入学金券自由选择学校入学。为了阻挠这一提案的出台，CTA在各大媒体上狂轰滥炸174号提案，声称在学券制下一群女巫都会有资格来开办学校。为了使得投票过程陷入混乱，CTA总裁D.A.Weber煽动一些民众在请愿书上重复签名，并说“一些提案是那样邪恶，它们永远都不应该和投票人见面”。一个提案倡议者出庭作证说CTA的人用40万美元做诱饵让他放弃提案，另一个提案支持者声称，在一次关于学校选择的辩论后，CTA的人在路上企图将他撞翻。In-N-Out 汉堡店捐助了25000美元支持174号提案，CTA就迫使学校解除了和它的合同。虽然174号提案侥幸逃过了CTA的魔爪，于1993年进入公投，但此时CTA已经成功地将投票日期整整推后了两年之久，为教育势力一方赢得了时间。这一期间CTA一家就砸下了1250万美元疯狂狙击174提案，而支持174的一方的花费不及反对方的1/8。在公投的关键时节，CTA说服了它所扶持的州务卿、民主党人余江月桂（March Fong Eu，其子邝杰灵是共和党政治家）将选票上的提案名称由PARENTAL CHOICE (家长的选择)改成EDUCATION VOUCHERS（教育券），这一名称更改导致174提案的支持率下降了10个点。这项提案原本在加州中已获得2：1的支持率，结果最终只获得了30%的选票。
1996年，CTA砸100万美元大肆宣传减少K-3年级的每班学生人数的好处，砸晕共和党州长Pete Wilson签署了为教室人数20人及以下的学校提供补助的法案。这项立法带来了灾难性后果，各学区不仅没有改善教学，还必须尽快雇佣新的教师来应付所有的小班，结果导致全州教师质量整体下降。这项立法每年耗费加州财政将近20亿美元，成为加州历史上最昂贵的教育改革。CTA却大获全胜：增加的教师带来了更多的会费，CTA的山头更大了，腰包更鼓了。
1998年，CTA赢得了98号提案，从此加州每年被迫将财政经费的40%用在K-12和社区大学的教育上。教育系统锁定这项花销后不再精打细算，却仍然天天哭穷。在地方教师工会的影响下，每年4.5亿美元的增拨资金大部分直接落入了教师薪金账户，用于为教师加薪。同在1998年，CTA花了200多万美元试图阻扰废除西语和英语双语教学的227号提案未果，但是砸700万美元挫败了8号提案，该提案要求把学生成绩列为教师考核的因素之一，并要求教师须通过科目认证考试。 2002年，CTA花2600万美元扼杀了和教育补助金有关的38号提案。2011年5月,CTA组织了名为“加州告急（State of Emergency）”的罢工周，煽动提高加州赋税，而加州赋税之苛重本已在全美各州名列前茅。CTA向教师发放了多达几十项的闹事指南，比如无休止地跟踪加州立法人员，切断交通要道，抵制倡议建立教师问责制的微软公司等等。
Locke高中是洛杉矶一个校园犯罪率最高学业最差的学校，辍学率高达51%，只有5%的毕业生升上四年制大学。2006年，新校长Frank Wells铁腕治校，很快改善了局面，他的事迹被作家写成了书。但是当他要求教师每周提交教学计划时，麻烦就来了，地方教师工会开始要赶走他。Wells孤注一掷，试图将该校改成特许学校。在工会的捏造指控下，三名警察和一位学区总监将Wells赶出了校长办公室。2010年，洛杉矶内城McKinley小学的再也不愿忍受他们的小学长期在洛杉矶所有差学区中垫底的状况，高达61%的家长们请愿要求将该小学改制为特许学校。CTA声称“家长们从来就对情况没有全面的了解……他们不知道学区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并威胁想在请愿书上签名的西裔家长说要向移民局告发他们。最终，CTA以没有日期和拼写错误为由胁迫学区委员会将请愿书作废。
教师工会的集体谈判权使得解雇一个教师比登天还难。因为诉讼时常耗资近50万美元，耗时一年甚至几年，教师只要不公然犯罪，无论教学多差、犯什么样的错误都难以被解雇，学区对来自家长和学生的投诉大多充耳不闻，顶多只是将问题教师在不同岗位间转来转去。在2002-2012十年间，洛杉矶联合校区的33000教师中只有4位被解职。加州工作三年以上的教师中，仅有0.03%的教师被解职，而且解职极少是教学方面的原因。2009年洛杉矶时报一篇报道揭露，加州教师被解职的案例中仅有20%是因为教师不胜任教学，大多是因为教师有犯罪行为。
在CTA的庇护下，教师即使有重大过犯也不一定就会被炒掉。当被解雇的教师上诉到美国从业资格委员会（Commission on Professional Competence）时，这个机构指派的三个听证人中两个必须是教师，其中一人须由当事教师指定。CTA还要求法庭按照民事诉讼的标准搜集证据，并培训教师如何应对听证委员会。一位资深的学区律师称诉讼教师的过程是“世界上最复杂的民事诉讼之一”。洛杉矶时报曾报道某学区想解雇一位在学校藏匿淫秽图片、大麻、带有可卡因残留的小瓶子的高中教师，但是却被从业资格委员会以“解雇的惩罚太严厉”为由驳回。
加州教师资格评审委员会（Commission on Teacher Credentialing，CTC）是负责吊销行为不端的教师的资格证书的机构，却因CTA的施压沦为其傀儡。 CTA通过对州政府官僚的威逼利诱直接影响CTC的成员任命，例如在2011年9月，布朗州长就任命了CTA从前的说客 Kathy Harris担任CTC主席。加州审计署署长Elaine Howle的2011年报告显示，截至当时CTC已积压了约12600件案子，有些案子的回应时间长达3年。
CTA不停抱怨教师行业处在薪资低谷，常常获得公众同情。实际上，虽然教师年薪不算高，但若按实际工作时间折算，教师当属效益相当不错的职业。加州教师平均年薪全美最高，2011年的数字是68000美元。以一个双教师家庭的平均年收入136000美元计，比整个加州的家庭平均年收入的中位数高出整整80000美元，何况教师每年按工作量计的工作日平均只有180天，只是加州私企行业的2/3。教师的退休福利更是堪羡：工作30年以上的教师可拿到现有工资的75%的退休金。加州教师平均退休金超过51000美元，比美国一多半州的现职教师的收入都高。从2005年到2011年，每年退休金100000美元以上的退休教师数量从700人飙升至5400人。2011年加州教师退休系统CalSTRS的负债的官方数字已达560亿，大概还能撑30年，而这只是乐观估计。一项调研报告表明，若要补足CalSTRS的亏空，需要纳税人在至少三十年里每年向CalSTRS再填入额外的39亿美元。
全国和地方的各级教师工会组织拥有一览众山小的财力和政治势力，令任何一家国际商业巨头都自愧不如。NEA在2012–2013的年度预算达3.4亿美元。2008年大选中，AFT 为希拉里捐献178万美元，为奥巴马捐赠了近200万美元。2015年7月，AFT总裁Randi Weingarten宣布支持老友希拉里竞选总统。自1989年以来，两家的政治献金总计高达5600万美元之巨，相当于Chevron, Exxon, Mobil, NRA，Lockheed Martin几家商业巨头的政治献金的总和。历年来，教师工会的政治献金的95%以上是捐给民主党。在民主党大本营的加州，CTA在2003至2012年间的政治献金达1.02亿美元，超过制药、石油和烟草行业的政治献金的总和，其中只有0.08%是给共和党。这一期间，CTA豪掷在为阻止各项教育改革的而进行的政治宣传战和游说运动上的花销更是高达2.1亿美元以上。面对这群手舞选票和美钞的政治怪兽，政治家们或是对其投怀送抱，或是折戟沉沙落荒而逃。
因为州政府对地方教育具有更大决策权，地方教师工会也更嚣张，无时无刻不在做各种游说，在选民投票率低的地区操纵选举，扶持符合自己利益的学区委员、总监和州行政官员们上台。例如，纽约州教师联合工会2006-2007学年在州政府旁的一家豪华酒店的开销就达57万美元，纽约市与州教师工会在2008年的花费达660万美元。
一位教育观察家的《美国教育改革观察：回望威州之战》一文讲述了2011年威斯康辛州新任州长Scott Walker领导的与教师工会就集体谈判权展开的惊心动魄的斗争并险胜的故事。加州就没有这番幸运了。多年来，加州人民苦盼天降一位超人来驯服CTA这头怪兽，恍惚迷离中，他们在迷倒世界的施瓦辛格州长身上看到了些许希望，觉得他们的州长具有“终结者”那样的魔力和刚勇。然而就在2005年，CTA不惜抵押其在州首府萨克门托的总部大楼，砸下5800万美元废了施瓦辛格的关于改革教师终身制、严格学校财政制度、限制工会政治献金等一系列议案，向大伙证明了终结者不过是好莱坞神话。文学士和律师出身的现任布朗州长(Jerry Brown)则是CTA的坚定同盟。七十年代正是他为CTA的集体谈判权开启了大门，2011年他上任州长头几天就解雇了四位支持改革的加州教育委员会成员，并任命了一个包括CTA头号说客Patricia Rucker在内的新的小组。大概从前任施瓦辛格的惨败中得到教训，布朗在他的退休金改革议案中对CalSTRS只字未提，以免摸了老虎屁股导致全线溃败。
在美国教师工会的统治下，教育这个原本高尚的行业、教育系统这个全社会最重要的公共部门，异化成了与人民福祉相违背的畸形存在，导致美国任何一场振兴教育的努力都一败涂地。
25. 华山论剑，学者过招
教师工会头领们深谙洗脑术中“第三方权威”的力量，因此在各种造势宣传中，他们总能从自家的庞大的教育专家队伍中或从其他学者里找到华丽和听着义正言辞的声音来为自己壮大声势和辩护。
围绕美国公校教育改革的学术研究有这么几个热点：学券制、特许学校等学校选择(school choice)教育模式是否比公校更有效率且能促进公校改善教学？将公校教师的考核与学生成绩挂钩是否合理？公校教育质量差是因为教师不行还是因为资金不够？是教师因素还是家庭环境因素对学生学业成绩起更大影响？减少班级人数、政府投资学前早教、增加贫困学生的福利开支是有效改善了教学业绩还是大都打了水漂？教师终身雇佣对学生学业是利大于弊吗？
关于这些问题，其实凭借常识和良心应该不难得出答案或达成共识，但由于话语权不在散兵游勇的百姓一方，关于这些问题的争吵必然会升级到专家级的争论。由于这些问题的学术研究需要用到的统计与计量经济学知识超出了教育学博士或者是数学教育博士的能耐范围，因此一些经济学家们加入了教育学领域的混战。
关于学校选择权，学术界发生过一桩非同寻常的争端。2000年，哈佛大学经济系女教授Caroline Hoxby在经济学顶级期刊上发表了一篇论文“公立学校之间的竞争对学生和纳税人有益吗？”（"Does Competition among Public Schools Benefit Students and Taxpayers?" ），如同大多数经济学论文一样，这篇论文用了很多复杂的数学推导和高级计量分析模型。Hoxby发现，一些学区多、学生可以跨学区选校的大都市区域的学生成绩比只能划片就近入学的小地方的好，Hoxby认为学区间的互相竞争提高了学校的教学业绩。Hoxby还对密歇根州Milwaukee地区的学券制、亚利桑那州和密歇根州的特许学校做了研究，发现位于特许学校附近的公校的学生的成绩比其它没有受到竞争威胁的公校有明显的提高。
四年之后，哈佛红与伯克利蓝发生了激烈的碰撞。加州伯克利大学经济系新鲜出炉的博士、刚拿到普林斯顿大学教职的Jesse Rothstein，发表了一篇超长工作论文，质疑Hoxby的论文中计量回归的工具变量选择有误，因此结论靠不住。他还怪罪此前Hoxby不肯及时公开论文数据，在得到Hoxby的数据之后又称这些数据与她最初使用的数据有出入。几个回合下来，双方论战的火药味愈来愈浓烈，即使在经济学这门本来就吵来吵去的学科领域也是前所未有，超出了寻常的学术争端的规格。Hoxby责怪初出茅庐的Rothstein和他的导师、得过比经济学诺奖还难得的克拉克奖的David Card教授带有种族和性别偏见。许多同行们觉得Rothstein刚刚出道便如此言辞激烈地向一个名望很高的学者挑起学术争端，此举颇有些出格。这桩学术争端上了纽约时报和华尔街日报。
2007年，斯坦福大学经济系将Caroline Hoxby从哈佛挖来做终身教授。 Rothstein在普林斯顿大学教了几年书后，又到华盛顿担任了劳工部首席经济学家和奥巴马的经济顾问委员会高级经济学家等职，之后回到了伯克利大学，在一家劳工和就业研究所任所长。他写了一系列论文，认为目前公校师资面临短缺，如果不给教师终身雇佣合同，容易导致教师队伍不稳定，不利于改善教学质量。
斯坦福大学教育学院一直是重量级的教育专家人士的老家，一个多世纪前在其成立之初，Cubberley、Terman和Snedden等人就是进步教育的先锋人物。该学院主页上有一篇由斯坦福教育博士Frank Adamson于2017年2月1日发布的关于学券制的评论，这些言论代表了当前教育界人士对学校选择权的敌视态度：
“学券制蚕食了美国的民主原则：政教分离、能力治国和民主参与。家长可以用政府发放的资金送孩子上教会学校，这违反了政教分离原则。这种选择本身已经带有对抗社会的性质，未来一代在为狭隘的宗教和文化信条服务的教会学校里接受与世隔离的教育，这将会加剧这种对抗。有研究表明，接受学券学生的私立学校其竞争对手主要是低收入社区的学校，这样竞争的结果导致这些原本资源缺乏的低收入社区学校流失了教育经费。这些私立学校可以设立入学门槛招收学习能力较强的学生，那些处于弱势、需要更多资源投入的学生被留给了公立学校。富裕的父母经常在学券资金之外贴补费用购买更加优质的教育，如此更加拉大了学生间的学业差距。最有说服力的是智利的例子，智利从1980年起实行学券制，结果导致社会不平等重新出现，引发了大规模的要求重新恢复公共教育的抗议。
“学券制还违反了美国的民主理想，因为它将教育决策从以学区委员会和选举为特征的公共范围转移到了私人管理公司和机构，这些私人特许学校管理机构拒绝来自公共部门的教学和课程决定。不仅如此，这些组织常常将盈利目的置于学生学习之上，用公共税款来雇佣没有经验的、更便宜的教师，从而从中渔利。学券制还容许完全私营的私立学校，因此将会进一步降低公共问责的可能，在公立和私立教育之间竖起一堵墙，从而日益弱化教育作为公共品的角色，并将使得民主日渐消损。
“关键的问题是，关于学券制的争论其实是一个更大的关于就业的争论。学券制会破坏教师工会，因为它将使得教师被分散到多种教育机构中，他们的集体谈判权将受到抑制。在智利，教师工会就被解散了，教师工资砍了一半，教师变成非专业化了，不再享有竞争性的工资和工作条件。在美国，教育私有化主要由一些大财团大家族的基金会所推动，例如沃尔玛的创始人的后代们，而沃尔玛的反劳工思想和行径早已是臭名昭著。
“Trump和DeVos所支持的学券制系统将把学生按阶层、族裔和能力水平分隔，将使得一些学生因他们的种族特征被边缘化。这些以攫取私人利润为目标的教育私有化努力违反了美国的三个核心原则：政教分离，能力治国和民主参与。在智利，学券制摧毁了他们的系统，成百上千的人们已经上街游行要求重新恢复公立教育。美国公民在丢失掉作为民主根基的公立教育之前，抗议全国性的学券制政策是明智的”。
2016年4月，美国教师联盟（AFT）工会主席Randi Weingarten在Hoffington上发文“一场全国性的屠杀公校的协同战斗”，声称“许多人在策划一场拆毁公立学校、代之以特许学校的阴谋，并正在积极为之努力中，但是斯坦福大学教育成果研究中心（The Center for Research on Education Outcomes，CREDO）的研究报告表明特许学校的教学成就并不比公校好”。两天后，CREDO主席Margaret Raymond在Hoffington上发文，驳斥 Weingarten对CREDO的研究报告断章取义，曲解了报告结论。自2009年《等待超人》曝光CREDO报告以来，关于如何解读CREDO报告的统计数据就一直争论不断并上了大报。目前美国43个州加华盛顿特区约有6800所特许学校，学生达300万人左右。目前已有十多份大样本的关于特许学校和公校的教学业绩比较的研究报告，CREDO是最引人关注的研究之一。
“学生的学业成就和教师的教学水平有多大关系？”— 这个问题，即使没上过学的中国民工都能不费力地给出答案，在美国却成了左右千万亿万资金流向的学术问题和关乎自由平等公正的政治问题。
前文提到的全美乃至全球都极负盛名的Linda Darling-Hammond是充满道德正义感的教育学专家。她曾在哥大教师学院任教多年，是2008年奥巴马的竞选教育顾问，也是当时教育部长的热门人选之一,后来到斯坦福大学教育学院担任讲习教授，是十几本书和数百篇关于教育政策和实践的论文的作者，经常到各级政府发表演讲给予政策建议。她以反对考试、反对“低层次思考”而著称。她和她的许多同行们的研究结论是，教师的因素只占学生学业成绩的10%至20%左右，学生的成绩表现更多由学生的家庭背景、社区环境等校外因素所决定的，光凭教师一己之力并不能对抗来自贫困和其他家庭和社区的不利因素对学生学业的破坏性影响。Darling-Hammond等教育学家们普遍认为学校资金是决定教学成果的关键因素，大力呼吁要给贫困社区大量注入资金，教育资金要大力向贫困社区倾斜，要减少每班学生人数，政府应继续投巨资改善弱势人群的学前儿童教育、营养和医疗上。
纪录片《等待超人》访谈了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院的经济学家Eric Hanushek。 Hanushek是CREDO主任Raymond的丈夫，他一直坚定地认为教师教学能力是决定学生学业水平的最重要的因素，学校的资金规模、每班学生人数（class size）等和学生成绩没有显著关系。早在1971年，Hanushek就提出用学生成绩的改进来衡量教师的教学业绩，并在此基础上发展出了“价值增加”教师教学绩效评估模型（Value-Added Models，VAM）。这些观点成为美国近三十年标准化教育改革的理论基础，其核心是以学生学业成绩的进步来作为衡量教师的教学业绩的主要指标，将教师的考核与学生成绩的进步指数挂钩，在此基础上建立教师问责制。
自20世纪70年代初以来， Hanushek至少20次作为专家为有关学区间地税分配的官司出庭作证，其中包括著名的 Lobato 诉科罗拉多州案。当原告上诉说应该将地税平均分布到各学区而不是支持当地学区为主时，Hanushek提出研究表明更充足的资金并不就能带来好的教学业绩，学校的问题并不是资金不足，而在于效率低下，那种以平均分配为由寻求增拨资金的举措是一种浪费。与其寻求在各学区间平均分配地税，还不如容许学券制和特许学校这些基于市场机制的家长选择权益。他毫不客气地指出教育界的特殊利益是“碰不得的圣牛”，那些反对学校选择权的人是为了保护他们的特殊利益，他们所要的只是保持现状，教师工会对美国惨淡的教育现状难辞其咎。
Hanushek在《等待超人》里说：如果每年都能够将教学最差劲的那5-10%的教师解雇掉，美国学生的数学和科学成绩就有可能很快赶上国际先进水平。他在2011年的一篇论文中指出，如果教学最差的教师能被平均水平的教师所取代，美国GDP在未来80年内将额外增加80万亿美元，相比之下2008年的那场金融危机引发的经济衰退造成的经济损失只在3万亿美元左右，美国公校的平庸教学相当于使得美国陷入了一场永久的经济衰退。他的多国研究结果显示，劳动力的知识水平与经济增长率正相关，教师教学水平的提高能显著增加学生的知识水平和未来的工资水平。
Hanushek在胡佛研究院的K-12教育专家组（K–12 Education Task Force）的同事Williamson Evers是1995年Palo Alto数学战争中HOLD组织的发起人之一，他是2016年总统大选期间教育部过渡时期的领导。这个教育专家组的研究员Chester Finn Jr.也是力图拯救美国基础教育的人物，Caroline Hoxby也是该专家组成员之一。
教育学博士们一边倒地反对“价值增加”模型，对这一量化工具从各种角度提出了质疑。2010年，洛杉矶时报发布了当地6000多名教师的“价值增加”排名，教师和教师工会们发表抗议声明，认为此举公开羞辱了他们。不久，纽约时报也学样发布了当地教师的排名。这一年，1535名纽约州的校长和6500名教师联名发表公开信，抗议学生考试成绩在教师考核指标中占了20%-40%的权重，信中引证了Rothstein等学者的质疑“价值增加”模型的论文。
2011年，伯克利的Rothstein和斯坦福的Linda Darling-Hammond等人发表了一篇合作论文，对“价值增加”模型再次提出质疑。他们认为这个模型中以学生考试分数的逐年变动幅度为基础来计算的指标的统计可靠性差，因为这个指标对于基本技能(basic skills)和高层次思考(higher-order thinking)这两部分考察内容的打分结果出入很大。
2015年，斯坦福大学经济系从哈佛挖来了青年才俊Raj Chetty。这位耀眼的印裔学术明星年仅27岁时即获得了伯克利大学经济系的终身教职，28岁时收到了哈佛大学经济系寄来的终身教授聘书，人家犹豫了一年才接受，34岁时获得了比诺贝尔经济学奖还难拿的克拉克奖。Chetty的研究方向之一即是关于如何有效考核教师的教学业绩。他和John Friedman等人的2011年的合作论文发现，基于考试成绩的价值增加模型并不会因为未观察到的学生特质产生显著偏差，由带来高价值增加的教师执教的学生在未来生活中的成就显著高于其他学生，如果将教学业绩居底部5%的教师由平均水平的教师所取代，一个普通班级的学生的终生收入的折现值将至少增加25万美元。
伯克利大学的Rothstein和斯坦福大学的Chetty两人同在哈佛读本科，同年获得经济学博士，两人先后在伯克利经济系任教却擦肩而过。在豪华的研究经费支持下，两位青年才俊都祭出最复杂的计量模型和统计检验工具，写下成百上千行程序，挖掘百万个数据点，写出几十上百页教育学博士看不懂的论文，互相反复过招，质疑与反质疑，只为了证明一件本来凭良心就能朴素判断、但即使排上一打的诺奖学者也永远吵不清楚的美利坚难题：教师的教学水平是不是决定学生学业成绩的主要因素？
虽然教育政策的制定归根结底取决于各方的权势的角力，但是明星学者的研究报告和观点是交战各方必不可少的“第三方权威”。2012-2016年期间加州发生了一场官司，控辩双方的明星学者的对垒使得这场官司显得不同寻常，这就是著名的载入史册的“Vergara v. California”诉讼案。
2012年5月，在企业家David Welch的非政府组织Students Matter资助下，加州洛杉矶学区的贫困学生Beatriz Vergara和 Elizabeth Vergara姐妹俩和另外7名中学生向加州政府提起一场诉讼，控告维护加州政府的永久雇佣Permanent Employment ("Tenure") statute、解雇Dismissal statutes和裁员Last In, First Out ("LIFO")layoff statute的三项法规（statues）使得教师仅需要实际不到16个月的考察期就可以获得终身雇佣，学校解聘不称职教师异常困难，平均每年只有不到0.0008%的不合格教师遭到解雇，这些法规偏向教师权益，损害了学生尤其是贫困学生获得良好教育的权利，违反了宪法第十四修正案的平等保护条款。Beatriz Vergara出庭作证，说她的六年级数学老师上课时睡觉，七年级老师对学生出言不逊。2013年5月，加州最大的两家教师工会California Teachers Association (CTA) 和 California Federation of Teachers (CFT) 介入这项诉讼，与州政府一起捍卫三项法规。2014年6月10日，洛杉矶加州高等法院法官Rolf Treu作出判决，裁定上述三项法规违宪。教师工会和布朗州长不服判决，向加州上诉法庭提出上诉。2016年4月14日，上诉法庭的三位法官小组推翻了审判法庭的裁决，认定三项法规没有违宪。同年5月，学生一方的律师代表提请加州最高法庭重新审理上诉法庭的裁定，要求恢复审判法庭原先的裁决。
这场诉讼控辩双方集结了豪华的明星学者阵容：学生一方的出庭作证专家团有斯坦福大学的经济学家Eric Hanushek、Raj Chetty和哈佛大学的Thomas Kane，华盛顿大学的 Dan Goldhaber；教师工会和州政府一方的专家团有斯坦福大学教育学院教授 Linda Darling-Hammond，亚利桑那州州立大学的 David Berliner, 哈佛教育学院的教授 Susan Johnson ,加州伯克利大学的Jesse Rothstein。
2016年8月22日，加州最高法院拒绝重审“Vergara v. California”一案，虽然7位法官中的3位 Goodwin Liu、Mariano-Florentino Cuéllar和 Ming Chin声明加州最高法院应该要给学生重审的机会。
华盛顿邮报感叹加州上诉法庭的裁决是向教师工会献上了一大胜利果实。加州两大教师工会弹冠相庆，其中一个工会主席说，这项诉讼是一个由反公立教育的亿万富翁们策划的阴谋，他们耗费巨资试图绕过选民、家长和立法机构，目的是为了对地方公校实施他们的贻害学生的私有化计划，这项诉讼使得加州的教师短缺问题更严重了。
不知阿尔法狗能否解答这个难题：教师的教学水平是不是决定学生学业成绩的主要因素？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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