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鲁晓夫（1894－1971）的遗愿之一，就是请他的宿敌、著名雕塑家恩斯特·涅伊兹维斯特内为他设计墓碑。这个遗愿看起来很简单，但了解内情的人却会觉得这事并不寻常。
赫鲁晓夫和涅伊兹维斯特内的恩怨还得从将近十年前的一次画展说起。1962年12月1日，正如日中天的赫鲁晓夫在苏共中央书记伊利切夫等人的陪同下在马涅什展览馆观看莫斯科美协成立30周年回顾展。而在展馆二楼，只供内部人士参观的抽象派艺术作品展也在进行之中。在观看这些作品时，一向口无遮拦的赫鲁晓夫斥责其为诲淫作品，根本不是什么艺术。
他用手指着抽象派艺术家、美展负责人恩斯特·涅伊兹维斯特内的作品说：“就是一头驴子用尾巴甩，也能比这画得好。”战功卓著的涅伊兹维斯特内哪里能忍受这样的侮辱，他马上反击道：“你不是艺术家，也不是批评家，而且在美学上你是无知的。”他的话显然冒犯了正权倾一时的赫鲁晓夫。赫鲁晓夫当即反驳：“我当矿工那会儿是不懂。我当基层干部时也不懂。在我逐步升迁的每一台阶上我都不懂。可我现在是部长会议主席和党的领袖了，难道我还不懂吗？”
有钱就任性，有权就是真理的化身。颟顸的赫鲁晓夫着实荒唐的可爱！的确，在极权时代，权力可以给人平添自信，可以把人推上巅峰，可以使人至高无上。但任何源于权力的加冕都会随着权力的去势而土崩瓦解，身败名裂！
事情到此似乎该了结了，不成想赫鲁晓夫不依不饶，喋喋不休地说涅伊兹维斯特内是同性恋，这下可真激怒了他。血气方刚的涅伊兹维斯特内先是礼貌地向身边的文化部长福尔采娃女士表示歉意，然后狠狠地回敬了赫鲁晓夫一句：“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同志，请您现在给我找一个大姑娘来，我当场向您证实我是怎样一个同性恋者！”涅伊兹维斯特内祭出的这一招，让赫鲁晓夫满脸通红，哑口无言，一旁陪同的官员们也面面相觑。
十多天之后，赫鲁晓夫在列宁山宾馆与一批著名作家艺术家座谈。席间，他借着酒性，当面威胁涅伊兹维斯特内：“您这个人很有意思，我欣赏您这样的人。不过，您身上既有天使也有魔鬼。如果魔鬼占了上风，我们就会把您打趴下，如果是天使获胜，我们就将尽一切力量来帮助您。”接着，他又粗鲁地当众斥责涅伊兹维斯特内：“你的艺术像什么？”他停了一会，找到了一个尖刻的比喻：“对。就像你钻进厕所的便桶里，从那里向上张望，恰巧看见上厕所的人的身体的某个部分。这就是你的立场、你的艺术！”
涅伊兹维斯特内并不过多争辩，只是淡淡地说：“你这样做，损坏了我，也损坏了你，也损坏了更多的知识分子。”
比起斯大林时代，赫鲁晓夫对待自然科学界的知识分子多了份宽容。但囿于自身狭隘的偏见，他对作家、艺术家们还是心存芥蒂，认为他们并不直接给社会创造价值，反而还要提出一些不同的价值观，干涉社会政治生活，给苏共提出较为困难和难以捉摸的问题，是麻烦的制造者。因此，在赫鲁晓夫时代，许多著名作家和艺术家走上了流放他乡的不归之路。
赫鲁晓夫虽然挣脱了斯大林的束缚和钳制，但在现实的掣肘和自身的局限的双重挤压下，但他却始终无法走出斯大林时代的阴影。他的身体早已在新时代蹁跹起舞，而他的灵魂却依然在旧思想的泥淖里挣扎。
1971年9月，赫鲁晓夫去世后，他的儿子谢尔盖上门请求涅伊兹维斯特内为赫鲁晓夫设计墓碑。涅伊兹维斯特内先是大吃一惊，表示自己并不合适。但谢尔盖却诚恳地说“这是家父的遗愿”。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赫鲁晓夫被赶下台后，对自己不尊重艺术家的行为进行了反思，三次邀请涅伊兹维斯特内到他家做客，都遭到拒绝。临终前，他对家人说：“从我这方面来说，我表现得很粗鲁。假设现在能够见到他，我一定恳求他的宽恕。”
这下涅伊兹维斯特内也不好再说什么了，但他却提出了一个要求：如果要他设计，必须按他自己的思路来做，任何人不得干预。谢尔盖爽快地答应了这个要求。涅伊兹维斯特内不无幽默地说：“赫鲁晓夫生前浪费了我好几年的时光，死后还要来耗费我的时间。不过，这次我很乐意干。”
赫鲁晓夫的墓碑沿袭了涅伊兹维斯特内的一贯创作风格，简洁而抽象。墓碑高2.4米，由几块黑白两色大理石简单堆叠而成。大理石泾渭分明的颜色对比、截然迥异的形状变化形成强烈的反差，不由得使人联想起逝者是非参半、功过各现的一生；黑白大理石间的穿插搭接，强化了混沌交错的意象，很自然使人联想到个体生命历程中善与恶的交融、对与错的博弈。赫鲁晓夫的头像就位于黑白几何体的中间，双唇紧闭，倔强而深邃地凝望着这个世界。墓碑淋漓尽致地展示了赫鲁晓夫粗犷率真却又温情坦荡的性情，大刀阔斧却又踯躅游移的事功。
在解释自己的创作初衷时，涅伊兹维斯特内说：我力求体现的是一种哲学理念，经过生与死两种力量的不断斗争，生命、人性才会得到升华和进化，生与死、白天与黑夜、善与恶紧紧交织在一起，虽不规则，但又是一个整体。
特殊的时代将赫鲁晓夫塑造成了一个极其复杂的人物，但有一点却十分清楚：一个不尊重知识分子的领袖无论如何都不会得到历史的尊重。赫鲁晓夫请涅伊兹维斯特内为自己设计墓碑的决定正是他表达忏悔，求得知识分子宽恕的表现。这是他晚年的自省和进步，是他的理性自觉和自我救赎。无论如何，这都值得我们嘉许。
在波谲云诡的政治舞台上，政治家只是一个符号抑或某种象征。只有在血肉丰满的现实生活中，个体才能真正回归自我。
（作者：刘利民。图片取自网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