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明忆母
娇花易折风雨逝，岁月沧桑几多愁
母亲的木讷和不善花言巧语，在某种程度上，限制了她的人生乐趣。
多次写母亲，不是因为母亲比父亲爱多几分。在母亲去逝以后，我一直努力回忆着母亲给我们留下的点点滴滴的母爱，哪怕是一些蛛丝马迹，哪怕是一抹母性的柔美。然而，这位大小姐的气质在那个血雨腥风的岁月早已荡然无存，母亲留给我的是血和泪的交错、爱与憾纠结在一起的痛，和无边无休止的心痛。
文革初始，母亲就被列为没有改造好的子女。一屋子有文化没文化、有工作没工作的变态女人，逼母亲背颂念毛主席语录：在拿枪的敌人被消灭以后，不拿枪的敌人依然存在。可能母亲背成: 拿枪的敌人被消灭以后，不拿枪的敌人也被...咔嚓了。“怎么背的，你”! 一阵响亮的口号。
我想起我们小学一个智商有障的同学，老师留作业，叫抄十遍“多思”。拿来他的作业本，满满一页都是“多私多私多私”，吓得我赶紧撕掉这一页，让他抄我写的。
母亲，是我童真里苍老的画面。凌晨，她拿着扫把走出家门，应该说是何等的难，30多岁的她看上去像极了50多岁的老妇。扫街时，她总是下意识张望一下院子里有没有行人，是不是有人早起要去毛厕。其实，比扫地更难看的是成人的鄙视、孩童的无知。 母亲的父亲是个罪大恶极的“特务”，虽然母亲的母亲改嫁了，但也并没有给子女带来一些轻松，母亲是长女，下面只有一个弟弟。我小时候，最不适应的是父母这辈，除了我们有一个舅舅，就再也没有亲属了。
姥姥识字，估计也教会了母亲读书。待经济稍好些时，母亲常读《北京晚报》。母亲谈不上是个任劳任怨、勤劳质朴的女性，一共生了六个小孩子，到了冬天，手忙脚乱还做不全我们的棉衣。
母亲的五女一子，奶奶有一版本。她曾经做过一个梦: 在一个孤岛上长着一棵树，形只影单，树上却开着五朵花，一只孤鸟飞来飞去。于是奶奶就大做文章，偏说那树是我的爸爸，小鸟是我的弟弟，那五朵娇花不言而喻就是我们五姐妹了。可那时，奶奶并没有看到我后来的小妹。母亲的奶水非常充足，也常玩笑说她莫名其妙地容易怀孕，以致我高中毕业前一直见母亲服避孕药，那时药片不小，母亲又是非常地不会吞咽，我们总是笑话她，因此给我们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也证实了我的单项生活经验奥斯卡奖：即穷人瘦人更容易怀孕这一尚未属实的理论。
母亲从小娇生惯养，不擅家务。每到冬日来临，姥姥就急急忙忙从天津赶来北京帮她的女儿给我们这一大家子翻制棉衣,“翻”就是将穿旧了的衣面翻到里面去，同时将里面的调到外面来，看上去还像是新的一样。“制”那就是给老大老二做新衣了，旧的往下传给排行小的穿。 听我姥姥讲，母亲是因为她太大包大揽了，所以才“滞碍”了母亲的“手巧”。后来我的大姐在天津遗传了姥姥的女工活计。
母亲也是左撇子，应该是更俱一双巧手。 我怎么也想不明白，母亲这样一个不显山不露水的家庭妇女，一夜之间就像她的父亲也成了反革命，还是一个老反革命“紧箍咒”下的未改造好的新反革命。 母亲后来的早逝无疑与这段历史有关。母亲抑郁，有严重的胃溃疡和偏头痛症。更没人想到，她还有心脏病。
其次，是母亲与父亲的“婚姻战争”。
母亲虚岁十八嫁给了父亲，父亲当时已是一个收入颇丰的技术工人，他给私人企业的资本家干活，手下管着好几个徒弟。 我看见过父母的婚纱照，五十年代初正规的婚纱照还是不多见的，因为那是十分奢侈的。母亲的头饰虽然不是什么纯白的真纱，但也是质地良好的白色绸缎了，整个婚纱雍容华贵，拖至地面，想必那底下就是母亲文革初“撕心裂肺”般丢弃的那双高跟鞋。
母亲也许有过幸福的婚礼，因为她曾经给我讲过他们婚礼闹洞房的“闹剧”：好不容易等来宾散了，该进入洞房了，父亲和母亲却不能“合卺而酳”。因为父亲是在玻璃行业做工，被褥里被他的那帮徒弟散满了玻璃粉，银光闪烁，如同积雪，可就是不能粘身，粘在身上奇痒无比。母亲也不敢在半夜里到外面去抖被褥，只好挠痒到天明。看到母亲真生气了，父亲后来把他那帮不识好歹的徒弟好好地痛骂了一顿。
后来孩子多了，父亲先是工作上的不舒心。父亲斗大的字不识几个，技术再好也升不上去。孩子愈来愈多，家里的钱愈来愈少，父亲开始酗酒。婚姻的不幸，彼此的吵闹愈演愈烈，一直到死，他们都不能相互融洽。这是我的第二种痛，无法释怀的痛。以致于我们兄弟姐妹之间，总怕谈及父母的这一不幸。不幸得连一丝安慰也不给!
梦里母爱笑容亲，梨花醉雨又清明
母亲真的没有优点吗？不是!
懂事之后，我才明白母亲对于儿女爱多么真实，不象今天的家长一样，讲究表达，而且是甜蜜的表达方式。 一九七六初春，我高中毕业，准备放弃北京户口，毅然决然地把自己的“下放”到陕北去。那时，母亲已经从邻居的子女里看到了知青的命运，她真的不想让自己的孩子再“重蹈覆辙”，去吃大亏。母亲愤怒地举起了笤帚疙瘩，劈头盖脸便打。N年之后，我觉得母亲是用了极大的爱去保护我们，怕我失去未来。 后来，我得了脑炎回京治病。如果呆了傻了，如果没有考学出国，如果，如果，该是怎样的人生悲剧，父母是早有预见的。
母亲的左手针线活儿还是很地道的，锁个裤脚，针脚藏而不露。缝被子也是四周缝好后，中间再竖缝两行。这些是我从母亲那里学来的，受益匪浅。 母亲是天津卫人，讲究吃。她的打卤面就做得非常精细考究，直到今天想起来母亲做的打卤面还口水直流呢。 从我一九七八年春天上大学后，北京的食品供应虽比不得上海，但已经开始好转。母亲从市场上买回大虾，她剥得特仔细，不让一丝虾肉粘在虾壳上。剥好备用，虾肉、鸡蛋再加上鹿角菜(好多年没吃它了，这菜熟了以后吃起来咯吱咯吱的，很有嚼头)。卤做出来是非常的漂亮，红的是虾肉，白的是肉丝，黄的是鸡蛋，黑的是鹿角菜(若没有鹿角菜，可以有质地厚一点儿的木耳代替)，既是观赏的艺术品，又是美味的菜肴。
母亲的烙饼堪称一绝。首先是和面，母亲说要“三光”，即和面要做到盆光、面光和手光。后来我才明白，其实烙饼的面挺难和的，面要软，很容易拖泥带水，搞得到处是面粉。面醒好后，擀成大片，撒盐抹油，卷成长龙，然后用手揪成若干份，还不能将层次乱了，还要顺着层儿擀，这样才能保证层多。烙饼时火候更要掌握好， 火大了容易糊，而且是外糊里生。若是火小了，则容易把烙饼烙铁了，死板不脆。小时候家里用的是蜂窝煤炉，往往烙到一半时，还要在炉上再加一个石盖儿，才能使火势削弱，热度降低慢慢出饼，外焦里嫩，层次多多而且分明，既好吃又好看。母亲的这一绝活叫我偷来了，所以许多朋友吃过我的烙饼以后赞不绝口，“那是!” 得意忘形之余就更加想念我那没有享过多少福的可怜母亲。
再回到陈氏茄苞上来吧。
母亲最最绝的是她的茄子做法，不是著名的北京蒜泥蒸茄子，也不是夹肉茄盒，更不是费油费时的红烧茄子，而是母亲独创的“椒盐小茄苞”。买的是茄子落秧时的小茄苞崽，一块钱一筐，用清水洗净，两面开切形成花刀，但不能切透，一定要连刀。蒸熟，上下用盖帘儿压平，斜着控水，母亲通常是再用一个大石头压在盖帘的上面。控干水以后，每层撒上事先备好的椒盐，码好，腌制两三天后，这时再将快要发酸的茄子切成大块儿，锅热加油，将茄子放入锅中略微煎一煎，然后加上蒜瓣儿，点几滴香油香醋，一盘美味的蒜瓣茄花包出锅了。我没有见院子里任何人这样做过，这也是母亲的拿手菜。
唯一一次对不住母亲的事，是我夺了母亲一块心爱的手表。大学第一个暑假回家，一直琢磨怎样要到妈妈那块心爱之物。急死我了，明天就回校，还迟迟不见母亲松口。那个临走的夜晚，母亲是怎样的不情愿，而在父亲“劝说”下，我如愿以偿地得到了母亲那块儿梅花牌手表。母亲，对不住啦。现在我可以给母亲买十块二十块价格十倍的手表了，可我，再也买不回母亲的生命。
母亲，您看这块手表怎么样，喜欢么？
妈，卖菜的来了，您要几筐茄子，一筐够了吗？
“细雨轻风频袭梦，残花无梅入香泥”，谨以此纪念我天堂的母亲。
04/04/20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