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文斗堂回到初初姐家，正式的采访开始了。
重返杜坑村前，我一直隐隐地认为杜坑村和文斗堂在我的笔下被诗化了。我生在文革期间，当时年纪小，只是文革的旁观者。我的家人用肩膀为我撑起了风雨中的天堂，我才拥有了一段美好平静的童年乡村生活。
湘西是沈从文的边城，外面的大世界战火纷飞，民不聊生，沈从文却以纯净的格调描写湘西小环境的静与美，以及人与人之间发自内心的友爱。
杜坑是我的边城。文革十年，几乎所有的家庭都未能在那场民族的大灾难里幸免。在我的笔下，城里的黑五类分子到农村接受贫下中农的思想改造，却过上了一段宁静淳朴的生活。那里有不讲阶级，不计功利的真诚相待，有风吹稻浪的丰收喜悦，有随着黎明清凉的空气传递的栀子花香，有啼声婉转的鸟鸣，潺潺流水和美丽的黄昏......
我上小学和初中时，正值伤痕文学盛行，我靠着阅读返城知青的多部伤痕著作完成了文学启蒙教育。文革期间的插队经历绝对是一部知青的血泪史。我写家族故事，除了抒发内心主观感受，也要采访至今仍在世的长辈们，从他们的眼光和角度记载他们的真实人生。
初初姐的出现，弥补了空白，让外公一家在杜坑的生活记录更加写实和丰满。
初初姐说，他们家是69年12月31日抵达杜坑村的。那年老黄38岁，老婆32岁，初初11岁，光光9岁，遥遥5岁，其余的弟妹尚未出生。
老黄的家庭出身不错的。大哥是国民党海军上校，二哥是留美博士。老黄思想左倾，1947年参加了解放军，跟着部队去解放四川。在四川呆了几年，娶了漂亮的川妹子为妻。他在部队里没混好，复杂的历史背景导致他屡受审查，最后被部队开除，赶回原籍。
1969年老黄一家被下放到杜坑村。一谔一家恰恰比老黄早来几天。两家人都是福州鼓楼区的，老乡加同病相怜，很快稔熟起来。文斗堂里还有五个来自福州台江的知青，其中有一对姐弟。五个知青同一谔和老黄两家人的关系也很好。
十几个福州人被分在不同的小队下地劳动。一谔家是六小队，老黄家是四小队，知青是三小队。全村都种水稻，海拔低的地方种双季稻，海拔高的地方种单季稻。闽中山区每年冬季下几场小雪，海拔高的缘故，水稻并不高产。
杜坑是个穷地方，大多数时候，一碗米饭（其实是半碗米饭掺着半碗番薯）加一碗青菜，一顿饭就这样搞定了。有时连青菜也没有，饭里洒几滴酱油就算对付过一顿了。一谔家和老黄家的酱油和菜油也是省着用的，炒菜时发现没有油了，互相借一下，邻里关系特别和睦。
越是穷地方，农活越重，生活越艰难。早稻4月中旬播种，5月初插秧，7月下旬收割，紧接着马上晚稻插秧（称为双抢），一般必须在立秋前结束，10月下旬至11月晚稻收割，冬天还要修梯田。往田里送粪全靠人挑（我亲眼看着可凡和可诚从文斗堂挑粪到田里），有时一天挑几趟。插秧和割稻也是辛苦活。
一谔根本不会种田。他的光脚陷在泥里，半天拔不出来。华玉将近六十岁，又瘦又小，一双白薯脚走不了很远的山路，只能在家里继续从事老本行－做裁缝。华玉的针线活做得很好，农村人穷，爱一毛钱两毛钱和她讨价还价，生性大度的她并不计较，很快赢得一帮忠实客户。
一谔则开始行医。乡下缺医少药，县城医院的医生也不多。看一趟病翻山越岭去县城医院也不是件易事。福州名医林一谔的到来不啻为一大福音。一谔的医术精湛，尤其擅长治疗老年慢性病，如风湿，腰膝酸软等，很快便声名远播，找他看病的人很多。一谔提着竹篮，里面装着他的午饭，戴着一顶破草帽走乡串户行医，赚一点生活费。
地里的农活只能靠可凡和可诚来干。刚到农村时，可凡20岁，可诚16岁，两人身材瘦小，力气一般，农活干得很烂。使了吃奶的劲，秧还是插得不整齐，地里的菜苗无精打采的，惹来无数嘲笑。一开始，两个地主“崽子”知道自己成分不好，要虚心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面对讪笑只能强忍着。
初初在福州城只读了三年小学，来杜坑村后，老黄发现学校离杜坑很远，初初若去了学校，就没有办法帮忙干农活了。再说一家人这辈子注定在农村修地球了，念书也没有什么用，老黄索性不让两个女儿去上学。初初和光光成了文盲。
初初是长女，懂事勤快，个子小小的她每天跟着爸爸下地，还要打柴割猪草，回到家升火做饭，里里外外一把好手。她很体恤父母的辛苦，父母流泪叹气时，总是她在一旁好言相劝。
光光比较偷懒，不爱干农活。一年后，穷得走投无路的老黄夫妇一咬牙，将光光卖给了郑湖乡的一户农家做童养媳，收了500块人民币，全家靠着这些钱补贴了好几年的生活。
来杜坑的第二年，老黄家添了小妹梅梅，再过几年，又有了小弟。
光光在郑湖的夫家比较开明，买了光光后，不时让她回娘家小住几天，蹭吃蹭喝的。夫家其实也很穷，没啥油水下肚。老黄在福州的姐姐和妈妈不时寄一些好吃的，光光在娘家可以趁机享享口福。这就是晶晶来了文斗堂后，偶尔在老黄家的厨房里看到在一旁帮忙做饭的光光的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