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遗体灵梓置于“国父纪念馆” 1975年4月5日，是中国传统的清明节。这天晚上，雷电交加，大雨倾盆，蒋介石躺在台北市郊阳明山的官邸，他的病情已经恶化，此刻，他该怎样面对死神？
历史前进到20世纪70年代，台湾上空又开始聚集起重重乌云。刚刚舒口气的蒋介石又陷入深深的忧虑之中。
1970年10月，加拿大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与台湾断交；1971年10月25日，第26届联合国大会以压倒多数通过决议，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并立即把蒋介石集团的代表从联合国及其所属的一切机构中驱逐出去。
1972年2月21日，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导致了后来中美建交；1972年9月25日至29日，日本总理田中角荣访华，实现了中日邦交正常化；接着，在数月之中，20多个国家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与台湾绝交。蒋介石的驻外使馆纷纷关闭，使馆官员一个个灰溜溜的，纷纷下旗返台，一派凄凄惨惨戚戚的景象。
―个个打击接踵而至，一个个坏消息联袂而来，蒋介石比当年丢失大陆还要伤心。他困窘、惶惑、气愤、伤感，各种情感杂处胸中。他吃不安、寝不宁，不由惊呼：“这世道变了！”
面对这多事之秋，蒋介石束手无策，毫无办法，为了稳定人心，他只是阿Q似地发表一纸文告，硬着头皮说：“古人常言，天下之事，在乎人为……，只要大家能够庄敬自强，处变不惊，慎谋能断，坚持国家及国民独立不挠之精神，那就没有经不起的考验。”空洞的说教，毫无内容的陈词，除了让人感到蒋介石内心的恐惧与空虚外，还能起到什么作用呢？
蒋介石对台岛的未来并不乐观，想到将来总有一天要置于共产党的管辖之下，因此，整天忧心忡忡，处于极度苦闷之中，国际关系上所出现的一系列风云变幻，确实如当头一棒，一下子击倒了这个86岁的老人，他的身体状况急转直下，一天不如—天。
1973年元旦，病中的蒋介石照例发表致同胞文告。10月10日，双十节，他又照例发表国庆文告。在这些文告中，仍然表示其反共的态度决不改变，仍然是那些早已听厌的高调：“纵使我们的权利蒙上一层悲痛的面纱，我们的气氛暂时受到安抚逆流的毒化，我们决不会气馁，我们不会迷失方向与道路。”蒋介石发表这些文告的目的，除了表示他反共的决心外，主要为了向外界表示，他没有病，他还是台湾的统治者。
蒋介石住院期间，对外高度保密。他本应辞职，以副总统代理其职，但他一直没有这样做，为的是让蒋经国接班有更充分的准备时间。1973年7月，他第四个孙子蒋孝勇结婚时，他还与他们合照，让报纸公开刊载，以向公众证明他的健康状况和并没有暗中引退。
1974年夏天，蒋介石的病情一度好转，他每天可以在花园散步，并与家人讨论政治及国际形势，似乎十分轻松与愉快。但到年底，台湾发生流行性感冒，蒋介石偶感风寒，再度患感冒而转为肺炎，这次病得十分厉害，身体虚弱到了十分严重的程度。由于蒋介石治疗慢性前列腺炎而长期服用抗生素，所以此次肺炎很难治愈。
1975年1月9日，蒋介石在睡眠中发生心肌缺氧症，虽经抢救转危为安，但由于肺炎未愈，不时发烧。
3月29日，蒋介石病情转危，他高烧不退，已不能起床，他自知年事已高，多病并发，不可能治愈了。于是，他让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副秘书长秦孝仪拿来笔和纸。他口授遗嘱，让秦孝仪记录，后由宋美龄、严家淦、蒋经国、倪文亚、田锦、杨亮功、朱俊贤等签字。遗嘱全文如下：
余自束发以来，即追随总理革命，无时不以耶稣基督与总理信徒自居，无日不为扫除三民主义之障碍，建设民主宪政之国家，艰苦奋斗。近二十余年来，自由基地，日益精实壮大，并不断对大陆共产邪恶……展开政治作战。反共复国大业，方期日新月盛，全国军民、全党同志，绝不可因余之不起，而怀忧丧志！务望一致精诚团结，服从本党与政府领导，奉主义为无形之总理，以复国为共同之目标。而中正之精神，自必与我同志、同胞相左右。实践三民主义，光复大陆国土，光复民族文化，坚守民主阵容，为余毕生之志事，实亦即海内外军民同胞一致的革命职志与战斗决心，惟愿愈益坚此百忍，奋励自强，非达成国民革命之责任，绝不中止；矢勤矢勇，毋怠勿忽。
蒋中正
中华民国六十四年三月二十九日
蒋介石口授完遗嘱，喘了一会儿气，又说：“我死后，将灵柩暂厝慈湖，那儿风景好，很像我们奉化老家。”说到这里，蒋介石闭上眼睛，再也不说话了。大家知道，此时此刻，蒋介石是在强烈地思念自己的家乡——奉化溪口，那古木参天、危崖耸立的武岭，那流水旋洄、游鱼可数的剡溪，如一幅幅立体画面，在蒋介石眼前出现，老人的眼睛有些湿润了。
4月5日下午，蒋介石病情恶化，他腹部感觉不适，泌尿系统失灵，医疗小组认为心脏功能不佳，可能腹内积尿，便给蒋服用少量利尿剂，不久便排出500CC。下午4点，小睡片刻。晚8点1刻，蒋介石病情进一步恶化，脉搏突然转慢，医生当即施行心脏按摩术和人工呼吸，并注射药物急救，约一两分钟后，心脏呼吸恢复正常，但四五分钟后，心脏又停止跳动，便再施行上述方法，然而效果已不佳。此时，呼吸不能恢复，血压也不能测出，只能使用电击，促使心跳。
这天夜晚，台北上空，雷电交加，大雨倾盆，如此恶劣的天气，更增加人们的焦虑。草山别墅中的蒋介石在狂风暴雨声中已是人命危浅，奄奄待毙。延至晚11点50分，蒋介石瞳孔已放大，医生仍在抢救，注射心脏刺激剂，将电极直接刺入心肌，但已毫无作用了。蒋介石在宋美龄与蒋经国的哭泣声中溘然长逝，终年89岁。
蒋介石死后两小时，台湾政府新闻局发布死亡公报，明令从4月6日起历时1月为“国丧”期。
4月9日，蒋介石遗体停在国父纪念馆，供民众瞻仰遗容。数日内，约有250万人来瞻仰。
16日8点5分，进行追悼和安厝仪式，蒋介石遗体身着长袍马褂，上面覆盖着青天白日旗。随其遗体入殓者，有蒋介石所得三枚最高勋章：采玉勋章、青天白日勋章、国光勋章，还有他经常阅读的四本书：《三民主义》、《唐诗三百首》、《圣经》、《荒漠甘泉》。仪式后，依照蒋生前的嘱咐，其灵柩移厝距离台北市60公里处的大溪镇福安里村的“慈湖”。
正如蒋介石所说，慈湖山明水秀，与他老家奉化的溪口实有相似之处。但这里毕竟不是溪口，蒋介石一生喜爱他的家乡，他前后三次下野，都跑到家乡躲起来，在山环水抱的故里盘算东山再起。蒋介石在败逃台湾时，曾与蒋经国一起登上飞凤山顶，极目四望，半晌无语，心中充满了无限留恋。而现在，他死在台湾，灵柩浮厝，可谓死而有憾。但中共多次声明，实现祖国统一后，蒋介石先生的棺柩可移葬大陆，安葬在他的故乡或紫金山。
海峡两岸共庆统一的时候，蒋介石一定会长眠在他所留恋的故土。
严家淦在蒋介石病逝7个多小时后便继任“总统”，时间之快为历史罕见。严继任“总统”后的第一道命令就是：
蒋介石遗体灵榇置于“国父纪念馆”。
特派倪文亚、田炯锦、杨亮功、余俊贤、张群、何应钦、陈立夫、王云五、于斌、徐庆钟、郑彦菜、黄少谷、谷正纲、薛岳、张宝树、陈启天、孙亚夫、林金生、沈昌焕、高魁元、赖名汤等21名大员组成治丧委员会。
与此同时，“行政院”宣布三件事：
(1)自4月6日起，历时一月为“国丧”期，“国丧”期间停止娱乐、宴会及各项庆祝集会(后改为4月6日至17日)；
(2)军公教人员一律着素色服饰，并佩带2?5寸宽的黑纱。
(3)蒋介石遗体停放国父纪念馆5天，供民众瞻吊。
4月6日凌晨2时，蒋介石遗体由士林官邸移至“荣民总院”。翌日，允许民众瞻仰蒋介石遗容。在蒋介石灵堂四周播了88根白蜡烛，正中供奉着蒋介石的巨幅遗像及遗嘱。灵前有5个用素菊缀成的十字架，正中一个为宋美龄的，上款书：“介兄夫君”，下款书“美龄敬挽”。
4月9日，蒋介石灵柩移至国父纪念馆。移灵前，蒋经国亲自为其父穿衣服，按照乡例，给其父穿了7条裤子、7件内衣，包括长袍马褂。遗体贴身包着丝绵、黑裤、黑皮鞋。胸佩大红采玉勋章，左右两旁佩带国光勋章、青天白日勋章。蒋介石最喜读的《三民主义》、《圣经》、《荒漠甘泉》和《唐诗》四部书也被宋美龄放在灵柩之中。另有毡帽、小帽各一顶，手套一副，手帕一块，手杖一支。这些都是蒋介石晚年平日常用之物。一切料理就绪之后，才由“荣民总院”移灵至国父纪念馆。
移灵时，由于蒋经国在蒋介石遗体前一次又一次地“长跪致哀”，并把照片登在报纸上，于是，他手下的一批人也就纷纷上行下效，率领他们自己的手下人在灵堂或路边跪祭蒋介石。为了证明蒋介石得到台籍民众的拥护，《中央日报》刊登了“省政府主席”谢东闵率各县市长长跪蒋介石灵前泣悼的照片。在20世纪70年代号称民主社会的台湾，竟然出现了穿西服官员匍匐跪地“吊祭先王”的场面，实在是可悲又可笑。
从4月9日起，严家淦和全体治丧大员轮流在国父纪念馆为蒋介石守灵。其间，台湾当局不知出于何种心态，发表《告大陆同胞书》，号召完成蒋介石遗愿，推翻中共政权，同时继续奉行贯彻蒋介石对大陆同胞的一切“保证”。
4月16日是蒋介石的大殓日，8时5分仪式开始。8时8分45秒，蒋介石灵柩的棺盖放在7尺铜棺之上。之后，由张群、何应钦、陈立夫、薛岳、谷正纲、黄少谷、黄杰、谢东闵等8位中国国民党中央评议委员、中央常务委员将一面青天白日旗覆盖在灵柩之上。接着，严家淦与“五院”院长、“行政院”副院长徐庆钟、“总统府资政”王云五、“光复大陆设计委员会”副主任于斌等在灵柩上覆盖了青天白日满地红“国旗”。然后，严家淦恭读祭文。
礼毕后，台湾当局还怕蒋介石不能升“天堂”，又在蒋介石的大殓日，以基督教仪式行之。牧师周联华为蒋介石主持了追思礼拜与安灵礼。周在证道中引述了蒋介石的所谓“嘉言”：
“忍受试练越深，赞美的歌声越高。属灵的奥秘祝福即在试练之中。丰盛的生命必须经过在狂风暴雨之中生长的。以信为本的人必定有1000次顶大的试练等在前面。”台湾《中央日报》社编：《领袖精神万古常新》。
其后，周联华领导读经文、诗篇第23篇，读启应文。追思礼拜结束，响起圣乐，纪念馆外鸣礼炮21响。接着，蒋介石的灵柩在执绋人员的护送下，停放在灵车之上。
灵车前身用20万朵深黄色的菊花装饰，两边各有几条白绋，车前挂一青天白日“国徽”及鲜花十字架。灵车队由99辆宪兵队开道车领前，包括“国旗”车、党旗车、统帅旗军、奉行蒋介石遗嘱令车、捧勋车、遗像车。车队后面是宋美龄挽蒋介石的大型黄菊十字架，家属随其后。2000多执绋人员缓缓驶向蒋介石灵柩的暂厝地——慈湖。
据台湾报载：在蒋介石灵柩驶往慈湖的路上，当局发动了成千上万的学生在灵车所经途中跪地“迎灵”。绝大多数行业停止营业，鲜艳的建筑上一律奉命改漆素色，不合丧悼气氛的广告，也一律从改。交通路口则搭牌楼，各家要挂挽额，平常失修的马路和未铺柏油的路面一律要整修，害得沿路各商家和修路工人日夜赶工，满肚子的怨言无处申诉。当日，治丧委员会的大员们还想出了“路祭”这个名堂，沿路分配各机构行号另设供桌，同时规定灵车经过时不许迎灵的人们抬头正视。此外还要求民众在大典鸣炮之时，在原地悼念3分钟。
下午1时10分，安灵礼在慈湖宾馆完成。蒋介石的灵柩停放在正厅中央的灵堂上。灵堂是以漆黑光亮的花岗石建造的，长3?2米，宽1?8米，高1?43米。灵堂上镶着青天白日徽，灵台基层四周缀满白色雏菊。正厅东侧是蒋介石原卧室，房内一切布置保持原状。靠窗子的地方有一张深咖啡色的书桌，桌上有一架蒋介石生前使用的电话，大理石笔筒和一个白色的碗。书桌南侧有一架黑白电视机，还有蒋介石的鸭舌帽与眼镜，并排放在电视机上。北面靠墙地方有一个书架，放着蒋介石生前读过的各种书籍，墙上挂着一幅宋美龄画作。在卧室的茶几上，放着一张蒋介石生前用红铅笔写的一张便条：“能屈能伸”。台湾当局设计这一情节想要告诉人们什么呢？《蒋总统秘录》作者古屋奎二对此解释说：
“顺应环境，当忍则忍，应屈则屈，以待未来伸展之意。”古屋奎二：《蒋总统秘录》第14辑。
蒋介石死在海外孤岛，灵柩暂厝慈湖，可谓“屈尊”。蒋介石还能伸吗？还有“反攻大陆”的未来吗？没有了。
安灵礼完成后，蒋经国对参加大殓的人员表示答谢说：
“先君崩逝，野祭苍哭，敬礼致哀，悲恸之深刻，与虔诚之厚意，令人万分感动。经国遽遭大故，哀恸逾恒，无法踵谢，唯有奉行遗命，鞠躬尽瘁，以报答我国同胞之至诚与厚望。”《蒋总统经国先生言论著述汇编》第9辑第626页。
至此，蒋介石的丧礼才算完结。此次蒋介石丧事排场之大，实为古今中外所少有。
丧事处理已毕，国民党中央于1975年4月28日举行会议，商讨党权归属问题。会议作出三项规定：
(1)接受蒋介石遗嘱，并即具体规划，坚决执行；
(2)保留党章“总裁”一章，以表示对蒋介石“哀敬”与“永恒之纪念。”
(3)中央委员会设主席1人，推选蒋经国担任。当讨论第三项决定时，作为元老派首领的何应钦发言称：
“国家与本党不幸，总裁逝世，中枢与本党中央顿失领导，在当前国际形势瞬息万变，亚洲赤祸弥漫的时期，必须有迅速妥善的决定，以巩固国家与党的领导中心。现在总统职位。已经由严总统依法继任，本党最高的领导人，也自应依照事实的需要，迅速推定，以巩固本党的领导中心，此一领导人的职称，本会赞同严常务委员等，以及中央委员刘季洪等的意见，应该定为本党中央委员会主席，总裁职称保留于党章之内，
作为对总裁的永久崇敬与纪念”。
“关于本党领导人的人选问题……必须本党有全党倾服、内外归心的强有力的领导者”。“本席拥护……推举蒋经国同志担任党中央委员会主席”。“因为蒋同志具备了坚忍强毅的领导能力，和充沛的革命精神，尤其是他这两年担任行政院长卓越的政绩，获得海内外全国同胞，以及国际友人的一致支持和赞佩，由蒋经国同志领导本党，必能使党的力量坚实强大，反共复国的使命得以早日完成。”《何应钦将军九五纪事长编》第1410页。
何应钦的说法与严家淦、刘季洪的提案相符，故为会议所接受。会议作出决定：
“今总裁不幸逝世，全党中央之领导，亟须力谋强固，以适应瞬息万变之国际局势与共产匪党之奸谋诡计，爰特根据党章之精神与本党中央之往例，决议中央委员会设主席一人，并为常务委员会之主席，综揽全盘党务，以适应现阶段革命形势之要求，应属迫切之需要”。《革命文献》第77辑第346页。
会议对蒋经国出任国民党中央主席的决议是：
“蒋经国同志有恢弘之革命志节，卓越之领导才能，自就任行政院长以来，适应国际危机，则处变不惊；推进国家建设，则规模宏达；其坚决反共之决心，为常会所全力支持；其亲民爱民之作风，更为民众所拥戴；当前国际局势，瞬息万变，反共阵容，摇撼不安，本党为奉行总裁遗嘱，掌握革命机势，亟须坚强领导，精诚团结，方能发挥革命民主政党之最大功能，中央委员会主席即为常务委员会主席，蒋经国同志实为最适当之人选，亦为全党同志一致之公意，决议：一致通过。”《革命文献》第77辑第347页。
1976年11月中国国民党十一大召开时，蒋经国正式当选为中国国民党中央主席。至此，国民党最高领导人职称三易其名，由“总理”、“总裁”演变为“主席”，由个人集权体制开始过渡到委员制，为日后台湾民主生活奠定了基础。蒋经国当选中央主席是意料中事，除了其父的精心栽培之外，也有蒋经国本人的努力，更有阿谀之徒的趋炎附势。
1975年4月5日，蒋介石病逝，许多官员和老百姓向蒋介石行跪拜之礼。
当蒋经国抓到党权之后，另一只眼睛总是盯着“总统”的宝座。对此，“总统”严家淦非常知趣，主动让“贤”。蒋经国既要当“总统”，还要唱高调，他让“党国”大老们劝严家淦继续留任。但严氏坚决放弃竞选，蒋经国在盛赞严家淦在位时“德政”之际，于1978年5月当选为“行宪”以来第六任“总统”。
由于蒋经国当了“总统”，在称呼上与其父发生矛盾，无论称“总统蒋公”，还是称“蒋总统”，都会发生对上下两代“总统”不明确的问题。后来不知是哪一位“叔孙通”想通了，通知所有机关、团体、学校、部队，规定在公文书公开场合的称谓：称蒋介石为“先总统蒋公”，形成文字时，在蒋字前面空一格，以示对蒋的“崇敬”之意。称蒋经国为“蒋总统经国先生”，形成文字时，蒋字前面不空格，以体现蒋经国崇尚民主之意。再后来，由于大家为求简化和方便，称蒋经国为“蒋总统”或“经国先生”，对蒋介石也渐以“蒋公”二字代表了。
蒋介石病逝了，遗体作了防腐处理，他的灵柩一直停放慈湖“行宫”，不断有人前去参观。台湾当局为了永久纪念蒋介石，并把他奉为反共的精神领袖，决定筹建“中正纪念堂”。在蒋介石病逝2个月后成立了“中正纪念堂”筹建小组，成员有俞国华、林金生、蒋彦士、高魁元、赵聚钰、费骅、赖名汤、谢东闵、蔡鸿文、周宏涛、秦孝仪、张丰绪、林挺生、辜振甫、徐有庠、王永庆等16人。翌年10月又成立了“中正纪念堂”筹建指导委员会，成员主要有何应钦、张群、陈立夫等25人。经筹建小组广泛与慎重的考虑，择定在台北市杭州南路以西、中山南路以东、爱国东路以北、信义路以南之间地段为建堂基地。其后，筹建小组又公开征求海内外建筑师提供建筑设计构想，前后收到43件，后采用杨卓成建筑师的设计方案。1976年10月31日蒋介石9秩诞辰之际，“中正纪念堂”举行破土典礼，蒋经国、蒋纬国、何应钦、谷正纲等人出席典礼仪式。经过日夜赶工，终于在1980年4月5日蒋介石病逝5周年之际完工。台湾当局举行了“中正纪念堂”落成典礼，蒋经国主持典礼仪式，出席典礼仪式的有4000余人，蔡培火等32名亲国民党人士向蒋经国呈献“中正纪念堂”模型。蒋经国发表了《回顾苦难而又充满希望的5年》的讲话，宣称：
“在此1800多个日子里，我们国家遭受的冲击，所面临的苦难，自然远比任何国家沉痛严重！可是在先总统蒋公‘庄敬自强’、‘慎谋能断’的遗训启导之下，尽管世人纷纭自扰，我们仍能‘处变不惊’；也不管世人如何混乱迷失，我们一样‘慎固安重’，所以当中南半岛土崩渔烂的时候，中华民国不但砥柱中流，而且还消除了邻近国家的惶惑不安；当世界经济接连爆发危机的时候，由于我们一齐致力于国家基本建设，
不但阻止了不景气的趋势，还保持着经济的继续成长；当美国背信毁约……的时候，大家固然耻痛切心，但一样无畏无惧，团结奋起”。蒋还宣称这5年是“苦难而又充满着希望的5年”。《蒋总统经国先生言论著述汇编》第13辑第519—520页。
新修建的“中正纪念堂”，坐东朝西，遥望大陆；平面用方形，以寓“中正”之意；堂顶八角，造成多数之“人”字形，聚于宝顶，上与天接，以寓“天人合一”之思想；屋顶用天坛宝蓝玻璃瓦顶，蓝中带紫；顶上有青天白日“国徽”。“纪念堂”高70米(三层台阶高14?5米，主体墙高24米，斗拱至宝顶尖31?5米)。内部隔为上、下两层，上层为正堂，平面为40米见方，四角各突出7?5米。后方居中矗立蒋介石坐姿铜像，铜像高6?3米，厚6—12厘米，全重约21?25吨，由陈一帆承铸，台座高3?5米。铜像基座正面刻了蒋介石遗嘱，大理石壁上，正中刻有蒋的遗墨“民主”二字。蒋一生独裁，却以“民主”相标榜，真不知参观者作何感想。左右两边分刻了“伦理”和“科学”。在正厅两侧的大理石壁上，刻着两句蒋介石的所谓“嘉言”：“生活的目的在增进人类全体之生活”，“生命的意义在创造宇宙继起之生命”。“纪念堂”下层为展示室，陈列着蒋介石的遗物、文献及喜读书目；放映室放映蒋介石的所谓“功绩”，“‘生活电影与录音”。距“纪念堂”中心线470米处竖立一高30米、横宽长67米的正牌楼，一列大小五个拱门，象征“五权宪法”。牌楼正中匾题嵌置4个大字“大中至正”。这4个字包含了蒋介石的名讳，它源自王阳明弟子所撰记师生论学答问的《传习录》一书。该书有这样的句子：
“不知先生居夷三载，处困养静、精一之功，固已超入圣域，猝然‘大中至正’之归矣”。
蒋介石在讲述中庸要旨时，也曾提到：
“……‘中也者天下之正道’，因之更可了解这中庸之‘中’，乃是‘大中至正’、‘中立不倚’、‘屹立下摇’之谓，亦即‘主敬所谓立极’，所谓‘择善固执’，所谓‘允执厥中’之意”。
在“纪念堂”南北两侧，竖立两座格式相同的高13?8米、长19?7米的牌楼，一为“大忠门”；一为“大孝门”，寓意“大中至正”的蒋介石还是一个“忠”、“孝”两全的人。
台湾当局还在其他地区建造了一些纪念馆或铸刻了一些铜、石像之类。此举说明台湾当局在蒋介石病逝后在寻求精神寄托，如果蒋介石地下感知，一定会对他的传人的“杰作”大加赞赏。然而，无论台湾当局建造多少座纪念堂与纪念馆，铸到多少个铜、石像，也无法改变全体中国人民对蒋介石公正的评价。
4月9日，蒋介石灵柩移至国父纪念馆。移灵前，蒋经国亲自为其父穿衣服，按照乡例，给其父穿了7条裤子、7件内衣，包括长袍马褂。遗体贴身包着丝绵、黑裤、黑皮鞋。胸佩大红采玉勋章，左右两旁佩带国光勋章、青天白日勋章。蒋介石最喜读的《三民主义》、《圣经》、《荒漠甘泉》和《唐诗》四部书也被宋美龄放在灵柩之中。另有毡帽、小帽各一顶，手套一副，手帕一块，手杖一支。这些都是蒋介石晚年平日常用之物。一切料理就绪之后，才由“荣民总院”移灵至国父纪念馆。移灵时，由于蒋经国在蒋介石遗体前一次又一次地“长跪致哀”，并把照片登在报纸上，于是，他手下的一批人也就纷纷上行下效，率领他们自己的手下人在灵堂或路边跪祭蒋介石。为了证明蒋介石得到台籍民众的拥护，《中央日报》刊登了“省政府主席”谢东闵率各县市长长跪蒋介石灵前泣悼的照片。在20世纪70年代号称民主社会的台湾，竟然出现了穿西服官员匍匐跪地“吊祭先王”的场面，实在是可悲又可笑。
从4月9日起，严家淦和全体治丧大员轮流在国父纪念馆为蒋介石守灵。其间，台湾当局不知出于何种心态，发表《告大陆同胞书》，号召完成蒋介石遗愿，推翻中共政权，同时继续奉行贯彻蒋介石对大陆同胞的一切“保证”。4月16日是蒋介石的大殓日，8时5分仪式开始。8时8分45秒，蒋介石灵柩的棺盖放在7尺铜棺之上。之后，由张群、何应钦、陈立夫、薛岳、谷正纲、黄少谷、黄杰、谢东闵等8位中国国民党中央评议委员、中央常务委员将一面青天白日旗覆盖在灵柩之上。接着，严家淦与“五院”院长、“行政院”副院长徐庆钟、“总统府资政”王云五、“光复大陆设计委员会”副主任于斌等在灵柩上覆盖了青天白日满地红“国旗”。然后，严家淦恭读祭文。礼毕后，台湾当局还怕蒋介石不能升“天堂”，又在蒋介石的大殓日，以基督教仪式行之。牧师周联华为蒋介石主持了追思礼拜与安灵礼。周在证道中引述了蒋介石的所谓“嘉言”：“忍受试练越深，赞美的歌声越高。属灵的奥秘祝福即在试练之中。丰盛的生命必须经过在狂风暴雨之中生长的。以信为本的人必定有1000次顶大的试练等在前面。”台湾《中央日报》社编：《领袖精神万古常新》。
其后，周联华领导读经文、诗篇第23篇，读启应文。追思礼拜结束，响起圣乐，纪念馆外鸣礼炮21响。接着，蒋介石的灵柩在执绋人员的护送下，停放在灵车之上。
灵车前身用20万朵深黄色的菊花装饰，两边各有几条白绋，车前挂一青天白日“国徽”及鲜花十字架。灵车队由99辆宪兵队开道车领前，包括“国旗”车、党旗车、统帅旗军、奉行蒋介石遗嘱令车、捧勋车、遗像车。车队后面是宋美龄挽蒋介石的大型黄菊十字架，家属随其后。2000多执绋人员缓缓驶向蒋介石灵柩的暂厝地——慈湖。
据台湾报载：在蒋介石灵柩驶往慈湖的路上，当局发动了成千上万的学生在灵车所经途中跪地“迎灵”。绝大多数行业停止营业，鲜艳的建筑上一律奉命改漆素色，不合丧悼气氛的广告，也一律从改。交通路口则搭牌楼，各家要挂挽额，平常失修的马路和未铺柏油的路面一律要整修，害得沿路各商家和修路工人日夜赶工，满肚子的怨言无处申诉。当日，治丧委员会的大员们还想出了“路祭”这个名堂，沿路分配各机构行号另设供桌，同时规定灵车经过时不许迎灵的人们抬头正视。此外还要求民众在大典鸣炮之时，在原地悼念3分钟。z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