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5名优秀空军军官的右派人生(作者：王玉林)
反右运动是毛泽东领导下时间最长的大冤案。此前，他发动大家“大鸣、大放”，并承诺“说话是算数的”。叫大家一定要“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结果，对几百万热爱新中国的优秀儿女以言定罪，扣上“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帽子，成为继“胡风反革命集团”后又一国内大冤案，时间长达22年。
我本人于1951年7月入抗美援朝石家庄军政干校四大队四中队；1952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选飞”到空军；1958年整风时任飞行大队党支部委员领导小组长，被划极右。
中国人民解放军是共产党的基石，是争夺天下的枪杆子，当毛泽东坐上北京紫禁城的龙椅后，一夜间把数以万计的指战员、革命军人打成了“右派分子”。仅原东北空军司、政、后，空二军、三军高炮师、团、空一师、空六师、空十六厂、防空高炮轮训大队、空军三航校、八航校、机务学校25野战医院、兴城疗养院、陆军旅大守备二师……被划为右派分子的青年军官就有165人。后来这些人全被押送到锦州市前所果树农场监督劳动改造，时间长达20余年。我当时是从北京炮兵第六师挑选去空军当飞行员的，也未逃脱此一灾难。这些青年军官有三分之一经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的考验，大部分是抗美援朝参军的大学生和中学生。
这165人中的王景华是战斗英雄，肖方是少校政治处主任，杨骏棋是沈空第一次党代会代表（1949年入党的地下党员）。另外，罗友桥、赵竹桥、余凯成、张景岩、王衍周、朱尔刚、郑全东、应成锵等人都是北京大学、上海交大、复旦、圣•约翰大学、浙江大学的应届大学生。他们本应出国深造，但为了“保卫祖国”而飞上蓝天，没有想到突然摔了下来，摔到社会的最底层，成为“贱民”。其中上海交通大学6位大学生是初建人民空军的骨干力量。获得过教学模范、功臣、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称号的余凯成，曾在北京现场操作表演给毛泽东及全国社会主义积极分子的代表观看过。
除此，难友中不少人是政工干部、飞行教员、大队长、飞行员、地勤技术干部、航空专业理论教员、主任、系主任；气象、雷达、通讯场站工程师、技术员，均在1958年4月下旬，在没有经过中国人民解放军事法院审判的情况下接到“判决书”的：开除军籍、党籍、团籍，剥夺军衔，定为“右派分子”，降2-5级行政级别，长期劳动改造。定为“极右”的除“双开”外，每月只有18元的生活费，称为“敌我矛盾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
我们的一切权利都被剥夺，只保留“修理地球”的劳动权。大家带着莫须有的罪名，背负着沉沉冤屈，在那贫瘠的山沟里，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劳动改造”。这顶“右派帽子”紧箍咒，几乎折磨了我们一辈子，超强的劳动负荷给很多人留下了终身的病根。20多年来被砸死、饿死、打死的不计其数，真叫“往事”不堪回首！
我们的难友中第一个上吊自杀的叫汪庆凯，是空一师飞行员。他就因在大鸣、大放中说“农民生活苦、糠菜半年粮、定量不够三百六”被打成右派。他不堪忍受各种折磨才上吊自杀。此事引起农场党委重视，并与汪庆凯的原飞行师联系，就举办了一个名为“忆苦思甜”展览会。把汪庆凯的英纳格手表、绸缎被褥、军官假日外出自做的呢子便服……还有不知从哪里找来的，说是以前汪庆凯与母亲要饭当乞丐时的破筐、碗、罐，用作对比，借以说明汪是“忘本变质”的“反党分子”。
展览会讲解员按照事先编好的“解说词”调子，向全场工人、干部、农民工、孤儿、右派们宣讲：“汪庆凯自幼和母亲讨饭度日，共产党、毛主席培养他当了飞行员，全部费用折合黄金147斤。他在整风中恶毒攻击党的农村政策和统购统销政策，说农民生活苦……他早已忘了本，过着资产阶级的腐化生活，堕落成了右派。他不思悔改，上吊自杀威胁党组织，自绝于人民，顽抗到底……”号召大家要忆苦思甜，凡是右派要老老实实改造，脱胎换骨重新做人，顽固到底死路一条。
这是我印象最深的内容。敢于直言的好汉，倒要脱胎换骨！这些人的钢筋铁骨恐怕难脱难换吧？提到那147斤黄金，我更有感触，为了建立“家天下”的统治，又何惜这147斤黄金！黄金算什么？这其实只是“政治账”！
我们这165人的命运与全国右派一样，凡全国一有“政治运动”，都是打击、斗争、批判、镇压的对象，从无安静的日子，常常担心还有没有明天。
事实证明，社会主义国家都是违背马克思理论，没有民主和法治，总是“权大于法”，“党大于法”，一把手说了算，至今没有一个独立的监督共产党及其领导人行为的机制。
我们空军这165名右派，一部分人是1963年摘掉“右派帽子”的，又称“摘帽右派”，但不能回到原单位或户口所在的城镇，仍留在农场继续“改造”，真正“改正”是1980年。所以我们这些人的右派帽子一戴就是22年，这个运动荒唐不荒唐？
“改正”后恢复军籍，但军龄不是算到1979年，而是算到1957年，少算了22-23年（即右派虽然改正，但不承认军龄）。工资恢复原划右派前的军衔级别，每人长一级工资。如果按当年“军官服役条例”，我45岁就能当少将，“改正”时我44岁才是副连级干部。还有，我们与地方不同的是，60年代初中央机关去北大荒的摘帽后，几乎全回到原单位，而我们是军队，是“就地安置”，成了没娘的孩子。
1957年中国到底抓了多少右派？中央公布数字是55万，据揭密报导是3178470人，其中中右是1437562人，相当于55万的6倍，若将受牵连的家属子女全算上，是多少人受难啊！
反右斗争过去了60年，广大受害人至今未得到任何补偿，连扣发、减发的20余年工资也不发还，更不要说人权、人格、尊严了！尽管我们几十次几百次的申诉上诉，但至今得不到解决，一些权力部门还对我们进行打压，甚至监控和限制出境。
我们现在均是耄耋之年的老翁，不少人儿孙满堂，身体健壮，最大的精神支柱是不少右派夫人们给了我们的鼓励和信任。军队右派的夫人和全国右派夫人们一样，她们毅然决然抛弃城市舒适的工作或干部身份，陪着丈夫来改造，受尽磨难与屈辱。为什么？她们说“我的丈夫不是右派”！有的是结婚当天，丈夫即被宣布为右派分子的，如苑耀辰的夫人，她几十年来咬紧牙关，渡过了重重灾难，永远保持家庭的完整，才有了白头偕老的幸福生活。
这些夫人中最突出的代表是胡仲夫人鲍文恕。她是安徽省合肥鲍氏家族的女儿，父、兄均在反右时被扣上右派帽子。她一直认为被打成了右派的人都是好人，胡仲是右派也是好人。我就是要嫁给右派！她非常坚强，战友们非常崇敬她。正是这些巾帼英雄坚持正义，维护了丈夫的尊严，又长期分担着丈夫的苦难，丈夫本人坚信自己不是右派分子，才活到了今天。“改正”后，我们很多人成了先进工作者、优秀教师、省市先进个人，对人民无私地奉献着一切。
现将几位贡献最突出者列名于后：
王景华厂长，多年来带领工人超额完成生产任务，对锦州市工业做出突出贡献；
罗友桥，广州华南理工大学副校长，在空军部队与赵竹桥、余凯成、王衍周、应承锵都是栋梁之材。空军第八航校右派人最多。余凯成改正后是大连理工大学硕士研究生导师，经国家批准，多次到日、德、美等国讲学，博得很高荣誉。
张景岩，北京大学法学院毕业。后在国务院工作。改正后在中国法学会工作，现任机关党委副书记。
郑全东，沈空政治部宣传干部，改正后任沈阳飞机制造厂党校校长。
苑耀辰，自幼多才多艺，改正后编写地方志和从事业余写作，在青岛很有声誉。
祝愿“57”人夕阳照人间，健康长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