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三十年的血腥积累，旧世家、暴发户屋满窟满，开始由巧取豪夺的初创阶段，转入考虑保命、保家、保传承的守成阶段。于是，帮忙的，帮闲的，又都拾起一个古老绵长的闹心话题：家教、家风，目的自然还是“子子孙孙永宝”，家世延续，把地位、财富、血缘传至百代万代。可以说，这是一个最普通的心愿，也是最奢侈的心愿。它不是始皇帝一个人的想法，而是古今中外千千万万人家的梦想，尽管至今还没有真正实现这一目标的人家出现，时间最长的老孔家也不过八十代。
家族传承的三点，地位和财富固化，或者说阶层固化，基本上是不被看好的虚幻梦想。而最容易传承的血缘，在民族频繁大迁徙大融合的古代，尚且不敢拍胸脯保证不带掺杂的，何况今天不同种族通婚极为普遍，连孔家都挡不住，且以为荣。在这种情况下，怎么可能有不变的血缘和长久流传的家风呢？
从受历代走马灯式更迭的政权一致高调保护下的孔家来看，论家教，《论语》是全国各地大小家族的经典课本；论家世，两千年来宗族主干几乎没有遭到过摧残凋零枯死。但是养尊处优的世袭高等贵族衍圣公一支，表现平庸，在拚祖比阔之外，实在没什么好炫耀的，其旁支圣裔就人口比例来说，显露头角的国家级人才也少得可怜。毋宁说，这是一个被举国之力养残了的宗族。这样一个绵延两千多年的宗族，享受着仅次于皇家待遇的老贵族，谁能说出他的家风是什么？也许是“躲进小楼成一统，管它春夏与秋冬”，龟缩在孔府中苟延残喘。
所谓家风，是久经浸润形成的一种有别于其他家族的生活习惯、价值认同、文化理念等等。它有两个作用：对内是约束，对外是名望，是口碑，是一种无形的资产。它的形成与传承是有条件的，不是一成不变的。
家风是特定时期特定家族的产物。可以说，从古至今大多数普通家族都没有什么独特的、鲜明的、传承久远的家风。从家风一词问世的西晋就可以看出，它与门阀制度紧密相连，只有世家大族才有家风。世家大族累世显贵，占尽政治资源；经济上广占土地，占尽经济资源；文化上有钱有闲追随浸淫传统和时髦的文化成果，占尽文化资源。他们聚族而居，有言传身教的条件；交友与姻亲都是水平、门户相当者，有耳濡目染的机会，遂“渐渍家风”。家风是当时在城头不断变幻大王旗的政权更迭中自保和抵御寒族冲击的需要下形成的。所以偏重于对祖先的恭奉、本身的自律与技能的提升。可以在他们中找到孝子贤孙，却发现不了忠臣死士（这一点不知爱说家风者注意到没有），正因为如此，家族才能风雨不动安如山，平稳传承。凡是百年以上大家族都有这个特点，远离政治，不参予政治。但是这样一来，彰显了家族的独立性，突出了大家族原本的特质：与中央集权分庭抗礼的异己势力。鼓吹家风，对中央集权来说，不无隐患。
家风并不都是向好向善，对此，曹雪芹门儿清，大家族只有门口一对石狮子干净的多了去了。他们尽情吞噬垄断着政治经济文化资源，就是拉不出个金蛋蛋。用不着翻历史上的旧例，光看现今的大老虎们，就明白了，无一不是宝相庄严、满口道德、肚子里的下水早烂透了。闹得人们一看类似妆貌的，就等着听他的丑闻，看他的笑话，巴望他被双规，锒铛入狱。虎二代们甚至连外表的伪装都不要，直接打着纨绔子弟的招牌横行，寻欢作恶。
家风可以变易。世间万物都处于不断变化发展中，家风也不例外，它是随社会风潮和统治阶级的统治思想的变化而与时俱进的。两晋六朝时的谢家，与齐名的王氏相比，发家较晚，最初并不显赫，到有案可查的第二代谢衡是个硕儒，曾任国子祭酒。但是家风没有沿着儒学路子发展下去，其子谢鲲在朋友和时代风气“元康之放”的左右下，弃家学，换成崇尚老庄放荡任诞的名士派头，开启了谢家十几代“雅道相传”的家风。当时所谓“雅”是名士风流、不拘礼俗、我行我素、不理政务的意思。经过谢安发扬，谢灵运收尾，终于六朝之后，随着世家大族与九品中正制衰落瓦解，便再无以为继。现代生活环境和条件变化之快之巨远超以往任何年代，多数家族根本形成不了独特的气韵，新一代与上一代相比，相貌气质都有很大不同。不少人对比民国老一辈与四九年后小辈们的照片，都有一代不如一代之叹。毛老人家懂得这个道理，因此他总是忧虑二代三代的“和平演变问题”，然而谢衡无能为力的，他也解决不了，神仙上帝也不行，这是历史必然。
隋唐实行科举制后，打破了贵族独大的格局，寒素人家有了和平合法的出头之日。一方面他们享受了科举制的好处，另一方面，又想固化科举改变的命运。从此，经科举步入仕途，成为壮大家族，延续提升社会地位的首选。被人推崇的那些百年望族，开始大多是从平民布衣进入官场后才发达起来的。这一点，在外国资本主义初期也是如此，如著名的罗斯柴尔德家族，正是搭上了王公贵族的便车，一路顺风顺水，跳过龙门。从布衣进入青紫显贵行列，意味着脱贱入贵，入贵之后，便是如何保贵，避免重新堕落贫贱。“新出门户”头脑清醒的忧患意识较浓。翻阅历代家书家训，很多都强调出身寒门，要保持俭素、谦让、好学的品质以及耕读生存模式。俭素和谦让是为了防止贪婪逾制嚣张而惹祸；好学则是为了巩固与提升家族的保证；耕读是为了保守家族的生存底线和进取资本。
从寒族踏入朱门的新出门户唯恐被老牌子们瞧不起，所以特别重视塑造名望，打造自家品牌。名望是通过社会地位与家风汇聚而成，通过社会关系传播的，对家族的发展关系重大。
围绕着宗族传承久远问题，国人琢磨出不少办法。从福佑后代的祖先崇拜，到防止内乱，保持稳定秩序的宗法制，以及扩大和巩固宗族势力范围的婚姻规则“门当户对”，都是为了加固堤坝，确保宗族的长河不会决口流失。在宗法制相对有效的时代，贵族用不着过多考虑地位的传承，那是一种自然递补和自然分解。眼看他楼起了，楼塌了，时间久了，善于总结历史经验的人便知道，一个宗族能够长期传承并且兴旺，原因之一是历代积累的名望，即有德抑或无德。如周族从弱小到强大，最初靠的就是公平、善养老等好名声，吸引了周边部族归附。有德者，就可以获得内部和睦与外部支持，也就是得到有利的生存条件。至于宗子以外的别子、庶子，他们继承的是递减的地位与财富，他们唯一能够仗恃的更是名望，所以仲尼先生就怕默默无闻地死去。春秋时有人为树立不朽名声设计了三条途径：立德、立功、立言。汉代的月旦评，魏晋南北朝时的名士，都是在此基础上产生的。有了名望，就可以引人注目，进入名士行列，成为统治集团的候补梯队。
与此差不多平行，出现了另一种声音。道家认为，有名无名都是世间万物的起始，没大区别。好名声吹到头也就没意思了，最高的“道”是无名，所以他们不追求名利。再说自汉代以来挂羊头卖狗肉，顶虚名干坏事的人太多了，于是又提出了新的标准：“上士忘名，中士立名，下士窃名。”然而，不计名利，放在个人身上，或许问题不大，一旦把目光扫向家族子孙后代，大多数人恐怕会犹豫，不能不重新考虑。人们说，败坏家风，有辱家门，都是指的家族名声。忘名，不争名，荣辱不动于心，境界太高，没几人能做到。能整天惦记留个好名声，已属难能可贵了。而且，谁都知道，立名谈何容易，千日好抵不过一次坏。毛先生也承认一辈子做好事太难了。立名难，保持好名声更难。人性天生的毛病，打针吃药都改不了。何况家风与社会环境、时代风潮、统治思想水乳交融，互为因果。完全独立于社会的家风存在过吗？立名不成就窃名，这种人所占的比例远远高于上士和中士。现代华人盛行造假，还不是为了窃名吗？
百年家族的经验告诉人们，若想持续不衰，一要人丁兴旺。任何家族都不能保证子嗣个个优秀，总有高低智愚良莠不齐的现象存在，人多便于至少个把人出人头地，也就是广种薄收的农家乐吧。人多也利于借助朋友门生故吏姻亲等途径扩大增广人脉资源和知识信息来源。一旦社会变动，能迅速作出符合家族利益的反应。这一条经过几十年的计划生育政策，基本破灭了。二要重视教育，对大多数寒族来讲，这是最便捷的提升之路。三要及时吸收最新的科技研究成果和中外文化新知，以便立于学科前沿，引领一代学术，起码可以保证维持在白领阶层。所以，家风中最重要的是世代坚持博览好学，知书明理。吴越钱家千年不衰，至今学者成堆，除了不介入世代纷争，“默存”外，就是全族闷头读书向学，而且是脱离政治的国学与自然科学。梁启超把一个数亩薄田滨海而居的草民之家，带成举世皆知，个个教授的文化大家族，也是鼓励资助子女留学，不涉政治是非。
家风的话题，并不神秘，也不复杂，但是谈起它，不外一个目的：保家固族。在全社会腐败堕落的背景下，若想高洁的家风长存，难啊！弘农杨氏，如果不是司马迁与他们的先祖有姻亲关系，写进了《史记》，谁知道东汉时一代鸿儒，“关西孔子”杨震出自一个在楚汉相争时争抢项羽死尸肢体的粗野军人。杨震因拒收贿赂，留下了“四知（天知、地知、你知、我知）”的名言与美名，但是后世谈起杨家，总是羡慕他所开创家族四世三公的顶峰阶段，很少追究以后还有再创辉煌的后代吗，隋朝杨家拉杨震作祖先，谁信？如果属实，那变异也太厉害了吧！说北宋杨家将是其后裔，也难凑足证据。假如还有杨家后人，即使仍念叨着“四知”，大概还是像许多名人家族一样，“三代之后，于今为庶”，还原于普通人家了吧。
一国没有万世的，一家没有百代的，家风能传多久？在现在的社会环境下，青少年的叛逆与独立愈演愈烈，怕是更难找出三代原汁原味的典型来。然而有关家风的话题还是会隔三差五地翻出来，车轱辘话来回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