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七卢沟桥事变发生后，日本政府一开始的态度是不要扩大事态。但随后在日本军方强硬派的压力下，态度陡变。）
11号上午，日本方面在首相官邸召开五相会议，杉山元在会上表达陆军部扩大战争的强硬观点。由于陆军部在日本政治上的特殊地位，会议完全推翻原来：不扩大事态的方针。而变成了：这是解决中国问题的大好机会。下午两点，“中国驻屯军”即获知内阁会议决议即：决定动员本土三个师团，和关东军及朝鲜军的有力部队，为解决中国问题多年来的悬案，现在正是大好机会。所以，当地交涉已经没有必要进行，如果已达成协议，也予以撕毁。”这项指示标志着全面战争的开始。
11号上午，日本方面在首相官邸召开五相会议，杉山元在会上表达陆军部扩大战争的强硬观点。由于陆军部在日本政治上的特殊地位，会议完全推翻原来：不扩大事态的方针。而变成了：这是解决中国问题的大好机会。下午两点，“中国驻屯军”即获知内阁会议决议即：决定动员本土三个师团，和关东军及朝鲜军的有力部队，为解决中国问题多年来的悬案，现在正是大好机会。所以，当地交涉已经没有必要进行，如果已达成协议，也予以撕毁。”这项指示标志着全面战争的开始。
日本为执行新的对华方针，他们做出两个行动，一是向华北增兵五个师团，其中有两个师团的兵力分别来自关东军和驻朝日军，日本国内派出三个师团。
我们现在讲一下，中日两国在华北的驻军情况，和中日两国的兵力及装备情况。
清朝末年，八国联军入侵天津，北京之后，清廷被迫与列强签订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按条约规定列强可以在北京至山海关铁路沿线的12个村庄和城市驻兵，可以在铁路沿线两公里范围内活动。七七事变时日军在北平，丰台，通县，天津及山海关沿线共驻军5774人。司令部是在天津的“中国驻屯军”。司令是刚刚上任的香月清司（代替病重的田代皖一郎）.
中国在北平及周边地区的驻军是第29军（原西北军），有兵力十万，住扎在热河，河北两省。军长宋哲元，副军长有两位，秦德纯和佟麟阁。参谋长张樾亭，副参谋长张克侠。29军辖：
37师，师长冯治安
38师，师长张自忠
132师，师长赵登禹
143师，师长刘汝明
骑9师，师长郑大章
独立第39旅，旅长阮玄武
独立第40旅，旅长刘汝明（兼）
独立骑兵第13旅，旅长姚景川
特务旅，旅长孙玉田
河北保安队，司令 石友三
军部驻南苑。
关于两军的编制及装备：
日军的兵制及装备，日军一般以师团为单位。大的行动时师团之上也有军的编制。师团之下是旅团，旅团之下是联队，联队之下是大队，大队之下是中队，中队之下是小队。
师团相当于中国军队的加强师，兵力在战争开始时和后期衰败时差别很大。战争初期，关东军的师团有25000余人，相当庞大。一般师团也有21000余人。但是到战争的后期，日本的师团只有10000余人。
旅团相当于中国的旅，联队相当于中国的团，大队相当于营，中队相当于连，小队相当于排。这是从编制上看。一个师团的人数上开战初期相当于中国国民党军同等编制的两倍。
装备上，有的史书列有表格，对照下来，说日军一个师团的枪支，火炮等是一个中国师的两倍。其中步枪接近三倍，言下之意日军装备精良。这种立论不十分正确。中国非整编师里是有一些没枪的士兵（这种情况主要出现在地方部队，比如29军，比如川军），只有刀和手榴弹，但是其他装备差的并不多。日军一个师团人数正好是中国一个师的两倍，武器当然多一倍了。拿中国同样人数的军队比，（非整编师缺少一些步枪）不就一样了吗！而整编师的装备不比日军差，再说了日军的装备每个师团也不是都一样的。
其实，日军在战争的初期，装备上的优势在空军和海军。日本的空军分别归属于陆军和海军，没有独立的兵种。战争初期，日本总共拥有1600多架飞机。而中国能参战的飞机只有223架，其他的飞机或者不是作战飞机，或者是缺少零配件不能飞。海军就更惨了，自甲午海战之后就没能组成像样的海军了。当时海军的总吨位只是日本海军的二十分之一。
战争开始时日本陆军现役兵力是38万人，预备役是73万8千人，后备役87万9千人，及补充兵248万人。海军几乎可以动员相同的兵力。所以日本全国动员时可拥有近1000万兵源。但这是随着战争的延长，不断的进行的，不是一下子可动员起来的。
中国当时拥有182个正规师，46个独立旅，骑兵有9个师又6个独立旅。现役总兵力200余万人。属于中央军的有70个师，其中40个师是“黄埔”军，当时有20个师是完成整编的德械师。而未完成整编的师的战力是整编师的70%。
开战初期，中国军队一败再败，我的看法是：
（1）中国军队的战斗意志不行，虽然也有一些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但总体上思想工作弱，战斗作风不够顽强。不像日军有武士道精神和效忠天皇意识，还有军国主义的鲁莽，作起战来勇敢顽强。
（2）中国军队普遍训练不足，战斗战术不当，步炮配合不好。中国士兵体质不好，也影响战斗力。
（3）作战没有空军掩护，往往在轰炸下伤亡慘重。一个部队很快失去战斗力。
（4）军官的战术技术不行，指挥上很笨，只会正面死抗，拼消耗。不懂迂回包抄。而且大部分非但不能身先士卒鼓舞士气，反而表现出怯战。对部队士气大有影响。
所以国民党的中国军队战败，不能单单归罪于武器不如人。应该从部队的作风，素质上找问题。说到底是领导层的问题。
事变发生第二天，毛泽东就以中国共产党的名义发布 了“抗战宣言”宣言说：
“全国同胞们！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我们要求立刻给进攻的日军以坚决的抵抗，并立刻准备应付新的大事变。全国上下应立刻放弃任何与日寇和平苟安的打算。全中国同胞们！我们应该赞扬和拥护冯治安部的英勇抗战。我们应该赞扬和拥护华北当局与国土共存亡的宣言。我们要求宋哲元将军立刻动员全部第二十九军开赴前线应敌。我们要求南京中央政府切实援助第二十九军。并立即开放全国民众的爱国运动，发扬抗战的民气。立即动员全国陆海空军准备应战。立即肃清潜藏在中国境内的汉奸卖国贼份子和一切日寇的侦探，巩固后方。我们要求全国人民用全力援助神圣的抗日自卫战争。我们的口号是：武装保卫平津华北！为保卫国土流最后一滴血！全中国人民，政府和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寇的侵略！国共两党亲密合作抵抗日寇的新进攻！驱逐日寇出中国！”
这篇宣言，语言简洁而明快，铿锵有力。领袖人物的风格不同，带出的部队，和文化也就不同。
蒋介石的分反应也很迅速，七七卢沟桥事件发生时，蒋介石正在庐山筹备举办第二期军官训练团工作。7月8日蒋接到报告后，敏锐的感到，这不是一个简单的事件，可能是日本大规模战争的开始。他当即发电给在山东乐陵养病的宋哲元：“宛平城应固守勿退，并须全体动员，以备事态扩大。”九日即开始向北调兵，作出对抗日军进攻的强硬姿态。以给日军以警示。
9号这天调动的部队有，孙连仲第26路军的两个师，庞炳勋第40军的两个师，卫立煌第14军的85师，以上部队北上至保定及石家庄。并指示孙连仲的两个师，庞炳勋的两个师归宋哲元指挥。同时调高桂滋第17军的21师（师长李仙洲），关麟徵第52军的25师（师长张耀明）至平津地区。又派出高射炮兵六个连到保定驻防，以加强防空力量，因这时蒋已要求宋哲元速到保定建立指挥部。同时送来200万发子弹。看得出蒋的全面抗日决心已下，行动是积极而坚定的。
不仅这些，蒋9号即发电报给在四川协助整军的何应钦，让他速回南京，以应付时局。蒋在这一天又发电报给全国各行营，绥署，和地方当局，称：日人诡诈，用意莫测，全国各地方，各部队应切实准备，以防万一，是为至要。这封电报相当于一封总动员令。
而宋哲元的表现则正好相反。他一开始就不重视，认为总可以妥协解决，对蒋让他速回京指挥部署的指示充耳不闻。被共产党骂为亲日派的何应钦倒是九号接到蒋电，10号就回到南京，住持军队的调动，颇为积极。而宋哲元迟到11号才离开山东乐陵。但是他不是回北平指挥部队备战，而是跑到天津去向日军司令香月清司“磕头”。让张自忠向香月清司转达：“哲元自现在起留在天津，悉尊从司令官的一切指导。”这就是中国军阀的嘴脸，手握十万雄兵，面对只有五千多人的日酋屈膝服软。为的就是保住自己的一块领地。一面拒绝中央的援兵，连蒋让他指挥的西北军都不敢接手，生怕刺激日本人。一面接受日本人的所有条件——道歉；惩处宛平城肇事的营长；将37师调出北平，换38师来接防。这些连秦德纯都不敢接受的条件，他都全盘接受了。如果不是有中央调派的大军顶在后面的话。后来的事情就活脱脱是又一个“九一八事变”。正是由于蒋介石中央的抗战，才成就了他（宋哲元）的抗日英名。这就是曾经被中共大力宣传为抗日名将的嘴脸。而抗日的蒋介石反倒被骂的狗血喷头。实际上中共真的不知道蒋抗日吗？非也！“西安事变”时周恩来给宋庆龄说的那几句话倒是比较中肯的。
在得知宋在天津跟日军谈妥协条件，而不认真备战后，蒋即打电报给宋说：“卢案必不能和平解决，无论我方允其任何条件，而对方的目地，则以冀察为不驻兵区域与区内组织用人皆得其同意，造成第二冀东。若不做到此步，则彼必得寸进尺，决无己时。中正已决心运用全力抗战，宁为玉碎，毋为瓦全，以保我国家和个人之人格。”何应钦也几次打电报给宋，一是指出妥协是不可能的，中央据可靠情报，日人将大举进犯，不达目的，日人是不会停止的。我兄应丢掉幻想。二是通报情报，说日本已决定出动5个师团加在华北方面，现在与你们的谈判只是缓兵之计而已。但是宋直到20号都痴迷不悟。不肯加强战备，不肯让中央派来的部队靠近。日酋香月这时已不可能同宋达成任何协议。因为11号晚，陆军部的指示以经很清楚，方针是扩大事态，进而战领全华北。他跟宋虚以委蛇，完全是为了等大军集结的缓兵之计。
7月17日蒋介石在庐山做了著名的“庐山抗日讲话”。
“中国正在外求和平内求统一的时候，突然发生了卢沟桥事变，不但我举国民众悲愤不置，世界與论也都异常震惊，此事发展结果，不仅是中国存亡的问题，而将是世界人类祸福所系。
第一， 中华民族本是酷爱和平，国民政府的外交政策，向来主张对内求自存，对外求共存.......前年五全大会，本人外交报告所谓“和平未到根本绝望时期，决不放弃和平，栖生未到最后关头，决不轻言栖生”……. 如果临到最后关头，便只有拼全民族的生命，以求国家的生存...... 最后关头一到，我们只有牺牲到底，抗战到底......
第二， 这次卢沟桥事件发生以后，或有人以为是偶然突发的，但1月（份以）来对方與论或外交上直接间接的表示，都使我们觉到事变发生的征兆...... 现在冲突地点已到了北平门口的卢沟桥，如果卢沟桥可以受人压迫强占，那末我们五百年故都，北方政治文化的中心与军事重镇北平，就要变成沈阳第二。今日的北平若变成昔日的沈阳，今日的冀察，亦将成为昔日的东四省。北平若可变成沈阳，南京又何尝不可变成北平！所以卢沟桥事件的推演，是关系中国国家整个的问题。此事能否结束，就是最后关头的境界。
第三， 万一真到了无可避免的最后关头，我们当然只有栖牲，只有抗战，但我们的态度只是应战，而不是求战，。。。。至于战争既开之后，则因为我们是弱国，再没有妥协的机会，若果放弃尺寸土地与主权，便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那时便只有拼民族的生命，求我们最后的胜利。
第四， 卢沟桥事件能否不扩大为中日战争，全系日本政府的态度。。。。。在和平根本绝望之前一秒钟，我们还是希望和平的，希望由和平外交方法求得卢事的解决。但是我们的立场是极明显的四点：（一）任何解决，不得侵害中国的主权与领土完整；（二）中央政府所派地方官吏，如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宋哲元等，不能任人要求撤换；（四）第29军现所驻地区，不能受任何约束。这四点立场是弱国外交最低限度...... 我们知道全国应战以后之局势，就只有栖牲到底，无丝毫侥幸求免之理。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栖牲一切之决心...... ”
这篇讲话，像是一篇“哀”情表白书，而且结构拖踏，缺乏雄壮之气。但是还是说明了决心。尤其那句“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栖牲一切之决心。”广为流传。
与此同时，蒋介石也同过外交途径联络英，美，德，法等强国，希望他们能出面阻止日军的行动。但是没有那个国家肯为中国出力。
直到28日，这其间小战不断。蒋介石早24日就致电宋哲元说：自22日起日军机械化向华北运输部队，判断7日只内必有大规模行动，务必切实准备。
日军増加到华北的兵力，又从本土调来三个师团即：第五师团，师团长板垣征四郎；第六师团，师团长谷寿夫；第十师团，师团长叽谷廉介，都是八个联队加一个卫生队。和航空兵3三个中队。但是这些部队在“七七事变”（指的是7月7号至7月底这其间发生的事）其间都未到达。
当时扩大战争的，就是从朝鲜来的第20师团（有七个联队），师团长川岸文三郎。关东军第十一混成旅，含五个半联队。第一混成旅，约有两个联队。和航空兵6个中队。日军的混成旅，兵力没有一定的规定，凡是叫混成旅的，就是多兵种组合，比如第十一混成旅，除步兵外还有骑兵联队，野炮联队，山炮联队，及工兵和辎重中队。所以第十一混成旅战斗力不小于一个师团。这些部队至22日已全部到达河北。这就是说扩大卢沟桥事件的日军兵力五万人左右。
果不出蒋介石所料，26号日军向29军发出最后通牒，要求29军于28号午前撤出北平城内和城外的驻军退到保定去。只到这时候，宋才清醒过来，当天发两封电报给蒋介石，报告局势和日军最后通牒。蒋回电，除要求他按一前各电布署外特别指示：“请兄静镇谨守，稳打三日，则倭氛收挫，我军乃易为力。务望严令各部，加深壕沟，固守勿退。中央必星夜兼程，全力增援也。
28日，日军开始大干，上午八时日军第20师团，加“中国驻屯军”一部，以钳形姿态向驻守南苑的2万余29军部队展开攻击。日军出动飞机对守军狂轰滥炸。29军领导层，思想松懈，组织不力。张慌失错，失去指挥体系，到中午已经是不成建制，任人宰割。中午一点钟两万人基本上已被日军解决。可怜了这些士兵。平时流汗操练，碰上熊当官的，只是白白送死。副军长佟麟阁死于乱军之中，132师师长赵登禹向北平方向突围时，被敌阻击部队打死。这可好，日军只伤亡了几百人，这两万宋哲元的29军就被日军嚼碎了。古人云：杀敌一万，自损三千。南苑守军死伤近万人，只让日军死了几百人，这也太少了吧，莫非枪都朝天打的？两万人的部队只突出来一些零散部队。当战斗激烈时，赵登禹急令132师第1旅和第2旅增援，结果这两个混蛋，由于怯日军，竟然按兵不动坐视师长阵亡。这就是我们被宣传的抗日的29军。
38师师长张自忠，是当时的妥协派，屈奉日本人的事多是他出面，被时人骂为汉奸。由于他在平津的行为，为平民愤，蒋介石曾将其扣押，后来释放。重新领兵后，他似乎有点改过自新的意思。只到他死时的举动，都似在洗刷自己的骂名。应该算是将功折罪吧。能勇敢的死也是值得尊敬的。
在进攻南苑的同时日军又攻占丰台。宋哲元于28号下午才带着军部急急向保定逃去。蒋介石早就让他把军部般到保定，全军备战，他就是不听。
29军防守的整个京津地区，包括外围的战斗一共两天就全部溃下来了。到了30号，这一带再看不到中国军队了。整个卢沟桥事变大打小打。一共打了二十多天（日军真正开打就是28号，29号两天，7月7号后有几次小战斗）。日军统计报告说只死511个人。如果日军讲的是实话的话，这仗是咋打的？
我们看看战后作为当时人的三个将领是怎么说的，可使我们后人窥一斑而知豹。增援京津的第26军总指挥孙连仲29日发给蒋介石的报告电：
“本日晨2时，李副师长（38师）文田率李，刘两旅及保安队分别袭击天津日租界，兵营，飞机场，津浦总站，情形尚好。后敌兵增加，势渐不支。午后一时奉宋命撤退。8时始退炒米店，小部尚在纷战。连同北苑，通州各役，均属无计划的失败。
29军各师虽尚有力量，惜高级将领精神不振，宋谓29军不能再战，拟赴河间收容部队。
宋到河间，将作下野表示，请钧座对平汉，津浦两方面指挥人员早为选定。”宋已有退意，何谈抗战精神。
看看29军方面是怎么推诿的。7月31日，29军副军长秦德纯，从保定致电蒋介石对平津战事作如下报告。
“查平津战役，29军防线，由大沽口至察边，兵力尚未集结完毕与敌接触，而天津一战尤为壮烈。功败垂成，深堪惋惜。
29军现在冀南各地整饬，虽兵员略有损失，而士气尚堪一战。为今之计，只有战，和两途。如决战则请将大兵分为三路，平汉，津浦及中间各一路，29军任一路，由钧座统一指挥，则一举而平津可下，直捣长城沿线，冀东各处保安队等必群起向应。”说没有布置完毕，早干啥去了？整个平津丢失，这么大的事，只由了两行字就交代了。为免太文过饰非。
再看看蒋介石的总顾问，德国将军副肯豪森给蒋的报告：
“（一）我方情报太差，不仅敌情不明，连自己各部之兵力，位置，前方负责将领无一人完全明了。此为极危险之事，以后须特别注意情报之搜集与整理，每日至少有两次将敌我情况，作图对照。
（二）敌方中级以上军官愿意作战，基层军官及士兵则甚恐惧。我方则相反，士兵奋勇而高级军官恐惧。各部队之士气皆较旺盛。但有些部队枪支不好，如万福麟部。
（三）我军如在一星期前采取攻势。必可将平津之敌歼灭，目下再准备攻势亦不为晚，因所集结之部队已不少。
（四）发动进攻时，卢沟桥及其以西之地形较好，永定河易于渡过。选该处为进攻地区最为适宜，应派各级军官前往该地勘察地形。
（五）第29军不可但任一个方面的作战，应调至后方整理。如仍用担任一个方面的作战，必将引起大的不幸。此事关系太大，虽牵涉人事，本人亦直言实述。
（六）我方高级军官过于懦怯，如万福麟即为其一。本人曾向万建议：击退当面敌之少数部队，将战线推至永定河。但万认为其部队不行，难以做到等等。但经了解，其部队士气很旺，实系万之本人问题。
（七）轰炸保定的敌机为侦查机，其所投炸弹为12磅之类型，由于我方不善使用高射武器，故敌机如此活跃。观击落之敌机为旧式（飞机）。如我空军出动必占优势。
（八）工事构筑似注意沧，石线，实嫌过于靠后，即沧，保线亦嫌靠后，最好前推至大清河。
从这篇报告可以看到，将领们缺乏勇气。没有勇气，武器再好也是白搭，何况武器还不如人（对杂牌军而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