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中被比作“监狱”“牛棚”的《五七干校》

如何避免各级干部腐化变质的问题, 自新中国成立始毛主席就一直在研究，考虑在中国如何防止出修正主义的问题。毛主席通过对各种材料的分析发现，古今中外的大大小小干部都是不参加劳动的，他们高高在上，脱离人民。

不光如此，各级干部特别是大干部的子女也是很特殊的。在各级干部党员、干部之间互相包屁，在招收新干部时都要由干部子女来当，普通劳动人民的子女不能或很少能当党员、干部。他还看到，大大小小各级的干部中也有不少脱离群众、脱离劳动的现象。

许多干部从来不劳动，搞特殊化。他们穿得干干净净，吃得好，还看不起工人、农民，对工人、农民搞瞎指挥，甚至打骂群众。经过观察和思考后，毛泽东得出了一个初步的认识：干部搞特殊化，脱离劳动，脱离人民，是各级干部腐化变质产生修正主义的重要原因。

为了避免新中国的干部腐化变质，防止产生修正主义的干部, 防止干部脱离人民走资本主义道路, 毛泽东形成了一个干部轮流每年参加一定时间的劳动，只有通过参加体力劳动，与人民群众保持密切联系的思路。同时也能教育干部必须尊重劳动人民的劳动, 也能体会到劳动人民的辛劳。

1963年5月9日，毛泽东对《浙江省七个关于干部参加劳动的好材料》批语中写道：“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是建设社会主义强大国家的三项伟大革命运动，是使共产党员免除官僚主义、避免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确实保证，是使无产阶级能够和广大劳动群众联合起来，实行民主专政的可靠保证。”

1964年12月12日。毛泽东在一个批语中写道：“如果管理人员不到车间、小组搞‘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拜老师学一门至几门手艺，那就一辈子会同工人阶级处于尖锐的阶级斗争状态中，最后必须要被工人阶级把他们当作资产阶级打倒。不学会技术，长期当外行，管理也搞不好。以其昏昏，使人昭昭，是不行的。”

毛泽东在另一个批语中写道：“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领导人，是已经变成或者正在变成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分子。这些人是斗争对象、革命对象，社教运动绝对不能依靠他们。”

此外，毛泽东在1964年回答法国总统特使马尔罗的提问时说：“我们采取了一些措施，避免走修正主义道路。”毛泽东所说的具体措施中，很关键的，就是"干部每年参加一定时间的劳动。

可见，毛泽东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就形成了一个良好的愿望——通过干部参加劳动来防止中国出修正主义。

1966年初，毛泽东发现新中国的干部队伍已经发生了进一步的变化。他认为，在中国已经有相当大的一部分领导权不在无产阶级手里，而落入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手里。

“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中央有，省里有，地区一级有，县一级也有。而且，从面上看，工厂、机关、学校、部队里面，都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随着毛泽东这一认识的形成，他对干部参加劳动的问题，更加感到迫切了。可是，他看到，过去中央光是号召干部参加劳动，但各地执行的情况很不一样，可以说，大部分没有认真执行。许多地方流于形式，走过场。那么，怎样才能找到让干部参加劳动的最好形式呢？

正当毛泽东认真考虑这一问题时，林彪给毛泽东寄来了一份报告。

林彪寄给毛泽东的是1966年5月2日总后勤部关于进一步搞好部队农副业生产给中央军委的报告。

这份报告说，从近几年的情况来看，军队搞生产确实是一件大事，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和经济意义：

（一）恢复了我军的老传统；

（二）可以为国家开垦一批农田；

（三）可以为国家提供一批粮食；

（四）全生产的部队仍可进行一定的政治教育和军事训练；

（五）边疆部队搞生产，可以同发展边疆经济、建设国防结合起来，具有特殊意义。

我们总的想法是：假如军队在战备时期多搞点生产，在三五年内为国家提供四五十亿斤粮食，这就等于准备好了大约七八百万人一年的军粮。这是战备的物资条件之一。

毛泽东看了这个报告后，肯定了报告中提出的五条做法和总的想法。

但毛泽东考虑问题的思路，却不限于军队生产的范围。

他考虑得更深更远。

他由军队搞生产，联想到办一种“大学校”的问题。

这种“大学校”，各行各业都要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