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党真怪，国民党欠我们的工资，共产党来还！”
===在私有化的进程中，数以千万计的职工失业下岗，几千万农民盲目流入城市成为打工仔，这些工农群众已经进入“弱势群体”。在岗的职工中，多数人已从“国家的主人、企业的主人”变成了老板们雇佣的打工仔。这是改革吗？这不是改革！这是造反！是造工人农民的反！===
=== 经济上的私有化，带来了腐败的泛滥，还使大批中小学教师和基层公务员不能按时领到工资，生病报不了医药费，大批退休的干部和职工不能按时领到退休金。
拖欠公务员和教师工资，是晚清政府、北洋军阀政府、国民党政府的痼疾、顽症。新中国成立后，一举解决了这个问题。在四川，解放不到三个月，就按时给教师和公务员发工资，而且补发了国民党政府拖欠的工资。我亲眼看到教师们欢呼雀跃，拍着手喊：“共产党真怪，按时发工资！”“共产党真怪，国民党欠我们的工资，共产党来还！”解放第5个月每月的工资都改为月初发放。教师们高喊：“世道变了，共产党的政策是先发工资后干活！”从那以后的几十年间，包括三年困难时期和“文革”的混乱时期，都是按月发工资，从没有拖欠过。===
[转载]全国政协委员喻权域：
这不是改革，这是造反，是违宪，是搞官僚资本主义
2005年两会前夕，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学术委员喻权域先生应邀到北京大学参加改革开放纵横谈的沙龙活动，期间他发表了慷慨激昂的演讲，受到现场听众的热烈欢迎。
喻权域说：“在中国，我是最早宣传改革开放的人之一。早在1978年11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我就在新华社和人民日报等大报上发表文章，提出改革经济体制的主张，因此而从四川被调到中央机关来。现在，有些人把我说成是‘反对改革’的‘保守派’。问题在于什么是‘改革’，什么是‘造反’，什么是‘破坏’？”
喻权域说，“改革”就是“改进”、“改良”、“改善”。经济体制改革就是革除原有体制中的缺点、弊端和不适应新形势的某些具体的规章制度；通过改革，使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更加健康地向前发展，而不是把社会主义改变为资本主义。“改革”就像医生治病，医生给病人打针、吃药，使病人恢复健康，更加强壮。如果医生不给病人治病，而是把病人砍成几大块卖了，或煮来吃了，那就不是医生，而是杀人犯、刽子手。
喻权域说，1992年，我国工业总产值中，国有工业占48%；商业中，国有商业占30%。那年制定的《宪法》第六条规定，我国现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是“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宪法》第七条规定，“国有经济，即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经济，是国民经济中的主导力量。国家保障国有经济的巩固和发展。”可是，1992年以后，国有经济不仅没有得到“巩固和发展”，反而是直线下降。到1997年，我国工业总产值中，国有工业所占比例下降到只有 25.5%；商业中，国有商业所占比例下降到只有10%。
1997年邓小平去世后，私有化进程大大加快，大批的国有企业被贱估出卖给私人，或者半卖半送。从 2000年到2003年，连续四年的“两会”上，喻权域委员提出，要求主管经济、财政的领导人向“两会”报告：在我国经济中，公有制经济是否仍占主体？这些年卖了多少国有企业？卖得多少钱？这些钱用到哪里去了？
喻权域委员激动地说：“我是按照《宪法》提出这些要求的，可是主管领导人不理，不肯报告他们贯彻执行《宪法》的情况。”2003年，主管经济的部门派出四名局级干部找喻权域委员谈话，向喻权域委员施加压力。喻权域委员要他们在大会上报告或解释，他们不肯报告。这说明《宪法》第六条、第七条遭到破坏，公有制经济已经不占主体地位，我国经济中的私有制经济已经占了主体地位，我国的经济基础的性质已经发生了变化。
喻权域问：这叫改革吗？这不是改革，这是造反，是造社会主义的反！
在私有化的进程中，数以千万计的职工失业下岗，几千万农民盲目流入城市成为打工仔，这些工农群众已经进入“弱势群体”。在岗的职工中，多数人已从“国家的主人、企业的主人”变成了老板们雇佣的打工仔。这是改革吗？这不是改革！这是造反！是造工人农民的反！
经济上的私有化，带来了腐败的泛滥，还使大批中小学教师和基层公务员不能按时领到工资，生病报不了医药费，大批退休的干部和职工不能按时领到退休金。
喻权域说，拖欠公务员和教师工资，是晚清政府、北洋军阀政府、国民党政府的痼疾、顽症。新中国成立后，一举解决了这个问题。在四川，解放不到三个月，就按时给教师和公务员发工资，而且补发了国民党政府拖欠的工资。我亲眼看到教师们欢呼雀跃，拍着手喊：“共产党真怪，按时发工资！”“共产党真怪，国民党欠我们的工资，共产党来还！”解放第5个月每月的工资都改为月初发放。教师们高喊：“世道变了，共产党的政策是先发工资后干活！”从那以后的几十年间，包括三年困难时期和“文革”的混乱时期，都是按月发工资，从没有拖欠过。
喻权域说，小平同志去世这些年，由于搞私有化，地方财政困难，许多地方长期拖欠教师、职工和基层公务员的工资，我这个共产党员感到非常痛心！这是“改革”吗？喻权域问。1997
还有个学费问题。从新中国成立之前到新中国成立之后，凡是共产党办的学校都不收学费。我们改革开放以后，连义务教育阶段也收学费，使大批农村孩子中途辍学，初中没毕业就流入城市打工。大学生每年交的学费最低也要五千元，加上住宿费和杂费要七八千元。普通的工农家庭交得起吗？这不是“教育改革”，这是“剥夺工农子弟的受教育权”。我们共产党领导教育工作是不应收学费的，更不应搞“高学费”。即使是社会民主党，也不收学费！我到过西欧、北欧一些社会民主党执政的国家，他们也不收学费。
有些人鼓吹，人都是自私自利、各人顾各人的，公有制经济、国有企业就搞不好，只有私有化。喻权域念了一大串数字，从1952年到1978年，我国经济每年递增6.5%，比世界平均增长速度快一倍，比美、英、发等资本主义国家的增长速度快两倍。
喻权域还拿出联合国的统计、世界银行的统计、美国《财富》杂志的统计说明，从1952年到1998年，我国国有经济的效率和经济效益大大高于资本主义国家。根据90年代的调查，我国各类企业中，国有经济的效率最高，利润率最高，大大超过“世界500强”。
喻权域委员激动地说，这些年，许多国家企业亏损、破产，是那些打着“改革”旗号搞破坏的人搞坏的，目的是把国有企业搞跨贱卖给私人，搞私有化。
资料:
原《真理的追求》主编之一喻权域同志于2010年8月14日8：30在家中不幸逝世，享年75岁。
喻权域，1935年出生于四川省荣昌县（今属重庆市）。1950年3月高中肄业，多报三岁参加革命干部队伍。先在新繁县桥乡剿匪、组织农协会、搞减租退押，然后在新繁县政府、县委工作，参与创办四川第一个农业生产合作社——新民社。1954年发表通讯《快乐的女社员》，并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同名报告文学集。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调成都任新华社四川分社记者。
1979 年12月任《半月谈》杂志主编；1982年后，历任新华社国内部副主任、新华社《经济参考报》总编辑等职。1989年9月调任《人民日报》编委兼总编室主任。1993年9月调中共中央对外宣传办公室任秘书长，组建中国人权研究会，任副会长，参与国际人权合作与人权舆论斗争。1996年9月调中国社会科学院专职担任（以前是兼任）新闻与传播研究所所长。1998年后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学术委员会委员，全国政协第九届、第十届委员，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委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