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中的《造反派》!
作者: 造反有理
文革中的《造反派》是一大群敢于对贪官污吏做官当老爷的在位的官员进行造反的年轻有为人, 文革中的《造反派》是一大群敢于对不良的专家教授所谓的学术权威说"不"的年轻学者, 文革中的《造反派》是一大群敢于对旧思想, 旧文化, 旧风俗, 旧习惯以及封建迷信进行辨别, 吸取好的精华, 弃之不好的糟泊的新中国的年青人! 他们有信仰, 有思想, 有文化 ,有理想, 拿起笔用大字报这个武器进行斗争, 用辨论的方法进行批判的一大群年轻的社会主义新人!
文革中的《造反派》从文革一开始就受到修正主义《走资派》的不断绞杀, 和《造反派》对立的《保皇派》就是《走资派》的马前者, 《保皇派》在文革中反复多次地围攻造反派. 文革后到走资派上台再从彻底否定文革之后从中央到地方各个角落更是全面的进行了清算! 改革开放从一九七八年以后的上至中央下至村干部, 各级各部的干部沒有一个是参加过造反派的! 被杀, 被关, 被下放, 被冷落........几乎被赶尽杀绝! 沒有了《造反派》造成了今天的贪官污吏的摇篮!
如何正确看待文革中的造反派，正确认识文革和文革中发生的许多问题，是关系到今后在同修正主义进行斗争中发展壮大革命力量必须解决的一个重要认识问题。
毛主席曾经说过：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 文革中的造反派就是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同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斗争中发展、壮大起来的。
文革之初，毛主席在一次与外宾谈话中，说： “过去我们搞了农村的斗争，工厂的斗争，文化界的斗争，进行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但不能解决问题，因为没有找到一种形式，一种方式，公开地、全面地、由下 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发我们的黑暗面。”那么，毛主席所说的这种“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发我们的黑暗面”的“形式”和“方式”是 什么呢？简单地说，就是“造反有理！”。
尽管《十六条》中，没有一处使用“造反”这个词，但是，“造反有理”却成了文化大革命中最响亮的口号。一切群众组 织都打出“造反”的旗帜，无一例外地自称是“革命造反派”，整个文化大革命运动都深深打着造反的烙印。
难道在无产阶级专政下造反也有理吗？显 然，这一次有理的造反，不是针对着当时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现政权的，而是在毛主席同志亲自领导下，发动亿万人民群众，以毛泽东思想为武器，进行的一次在中央 出了修正主义，全国出现了资本主义复辟的情况下，如何起来造反的探索和训练，或者说是一场真兵实弹的演习。
真正的革命造反派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同刘、邓资 产阶级反动路线斗争的主力军。但是，自从毛主席逝世以后，毛主席在文革中始终支持的造反派却成为人们口诛笔伐十恶不赦的坏人、影视中的丑角。这真是天大的 冤枉。
文革中的群众组织情况很复杂，代表各种不同的思潮，出现一些问题和坏人坏事是难免的，不能都统统加罪于造反派。造反派中也确有一些组织和 个人有过激甚至报复行动，也不能说没有混进坏人。
中国共产党内不也仍然混进有坏人吗？实际上，文革中发生的“打倒一切，全面内战”大规模武斗的 事，多数是保守派在推行刘邓资反路线的当权派操纵下挑起来的。群众中分裂成为保、造两派，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同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斗争造成的。保守派 一般是在运动初期受党委或工作组操纵，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镇压群众运动中形成的。造反派一般是运动初期受资反路线打击迫害，被打成“反革命”“牛鬼 蛇神”“小三家村”等，在毛主席《我的一张大字报》发表和中央关于文革十六条公布后，起来造反发展壮大的。
从整个文化大革命看，打击面最宽、伤害人最多、 整人最残酷是在运动初期。当时毛主席不在北京，刘邓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那五十天。而恰恰这也正是造反派被围剿受打击迫害的时候。
现在社会舆论、新闻媒 体、影视中都把文革片面描写成一场大灾难，只讲阴暗面，看不到光明面，把文革中不管什么人的过激行动和干的坏事统统加罪于造反派，实在不符合历史的事实。
由于造反派的命运是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以及文化大革命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所以他们最听毛主席的话，最紧跟毛主席的战略部署，牢牢掌握“运动的重点是 整党内走资派”这一大方向，坚决反对刘邓推行的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
由于造反派他们在运动中多次受到刘邓资反路线的迫害，又受到林彪反革 命集团"打着B52旗号，打击B52力量"（B52是《571工程》中毛泽东的代号）的反革命路线的迫害，每次都是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给他们平了反，所以 他们和毛主席的感情最深，对修正主义、走资派、刘邓资反路线、林彪反革命路线最恨。从而他们也最需要最爱读毛主席的书，对毛主席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 理论接受得最快。他们最愿意文攻进行大辩论，用毛主席的理论说服人，坚决反对武斗。他们经常是在唱着《东方红》、“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主席”的歌 曲，流着热泪，坚持同走资派、修正主义、资反路线进行不屈不挠的英勇斗争的。
在反对武力围剿，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斗争中，许多造反派战士献出了宝贵的 生命。所以，应该说造反派是毛主席发动领导的文化大革命的基本革命力量，是同修正主义、走资派以及他们推行的资反路线进行英勇斗争的主力军。没有造反派， 也就没有文化大革命。如果我们从理论和实践上肯定文化大革命，也就必须肯定造反派。这是与毛主席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所讲的道理相同的。
在毛泽东逝世以后，随着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毛泽东在文革中一直支持的造反派，这支坚决反资反修的革命队伍也在“揭批查” 运动中被全部打下去了。
全国受审查挨批斗的《造反派》人数无法计算，仅河南省被逮捕判刑的造反派和支持造反派的领导干部就达4100多人（官方公布数字，实际上更 多），监狱中文革犯几乎占一半。原省委第一副书记、老红军、雇农出身的耿其昌同志，因支持造反派罪被判刑二年。出狱后每月仅发150元生活费，不久因病未 得到及时治疗死在家中。焦裕禄同志的亲密战友、同焦裕禄同志一起改变兰考面貌的原兰考县委副书记兼县长，抗日时期的老同志张钦礼，也因支持坚决保卫焦裕禄 同志的造反派被妄加罪名判刑十五年。焦裕禄的英雄事迹被说成是瞎编而加以否定。焦裕禄同志展览馆被查封，大批宣传焦裕禄同志英雄事迹的材料被焚烧（大约 1990年以后焦裕禄展览馆才又恢复开放）。张钦礼同志服刑八年后，因身体多病，原新华社穆青同志给河南省委负责人写信建议保外就医，才提前释放。领导林 县红旗渠工程的原林县县委书记，后任公安部副部长的杨贵同志，也因支持造反派，被撤职受审多年。举世闻名的红旗渠被说成是"极左"产物加以否定，而且进行 批判。因无人管理，几年内红旗渠遭到严重破坏，林县许多农民因红旗渠断流又回到昔日吃水难的困境。原支持造反派的省委第一书记、中央委员刘建勋，直到死也 未恢复党的组织生活。而河南和造反派对立的另一派群众组织的各级头头，许多搞大型武斗，烧大楼，血洗造反派的总指挥、武斗队长，成了省委、省政府、各厅局 和各地市县的重要领导人，成为否定毛主席革命路线，推行邓小平修正主义路线的基本力量。而被镇压下去的造反派和支持造反派的领导干部，至今仍然是反对邓小 平修正主义路线、坚持马列主义、坚持毛泽东同志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积极力量。
尽管资本主义阵营的复辟使造反派的情况发生了很大变 化，不少人由于在文革及揭批查中受尽迫害折磨伤透了脑筋，对革命丧失了信心，政治上消沉了。有少数经商做生意发了财，甚至做了资本家，疏远告别革命了。
但 是相当多的造反派仍然是目前革命的重要依靠力量与积极力量。他们对搞资本主义、搞私有化、搞腐败腐朽堕落最为不满，他们最迫切要求改变现状，也有斗争经 验。从我们今后要发展革命队伍壮大革命力量同修正主义进行斗争的战略上看，不管在原党政机关干部中，还是工矿企业工人、工程技术人员中，这部分人都是我们 最值得依靠的重要的社会力量。
毛主席对文化大革命“基本正确，有所不足。三七开，七分成绩，三分错误”的评价是客观的，正确的。如同历史上任何 革命造反运动一样，文化大革命像大海的怒涛，它在冲走一切妖魔鬼怪的同时，也冲击了某些本不该冲击的事物，伤害了某些本不该伤害的人。
其实，在任何一场战 争中，无论怎样英明的统帅，也难以保证自己的火力在摧毁敌军的同时，丝毫不给自己一方造成某些损失。正像毛主席说的：“过去我们南征北战，那种战争好打， 因为敌人清楚。这回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比那种战争困难得多。”“犯思想错误的，同敌我矛盾的，混合在一起，一时还搞不清楚。”当然，错误是客观存在的。 比如在“全面内战”的武斗中，确实是死伤了一些人。这不能说不是教训。但是，和当今社会的凶杀、犯罪、矿难、车祸、黑社会、吸毒、艾滋病等死亡人数相比，恐怕一年的数量足以比十年文化大革命的总和还要多。
还 有一些“革命干部”、“革命知识分子”，因为自己受了冲击，就耿耿于怀，声泪俱下地控诉“文化大革命”，甚至把“参加五七干校劳动”说成是“劳改”，把 “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当作“迫害”进“牛棚”，可是，看看他们在五七干校劳动时照片，一个个昂首挺胸、神采奕奕，和他们的控诉文字实在是对不上号。
事实上，文革后期，95％以上的干部，包括党内二号走资派在内，都被解放出来，安排了工作。难道进五七干校，参加一些劳动，比爬雪山过草地还难吗？这恰恰说明，文革前脱离群众、高高在上、养尊处优的他们，最需要这种“劳改”和“迫害”，最需要在文化大革命中触及灵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