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赤脚”沧桑济民生——几位民族地区赤脚医生的昨天和今天
张宁/文卢维前/图 《今日民族》杂志 2002/10
如今40岁以上的中国人，大都还记得头戴草帽、肩背药箱、
卷起裤腿、打着赤脚的农民医生形象，
记得中国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赤脚医生”这一新生事物。这 篇文章将向读者介绍黄培贵、毕贤美、
芝麦等几位少数民族赤脚医生，以及陈朝炳、
石青等几位为少数民族服务的汉族赤脚医生。
他们在特殊的年代和特殊的文化环 境里，悉心呵护生命与健康的同时，
也在润物细无声地传播着人类的健康与文明。
黄培贵更记得的是他如何进一步成了少数民族地方不多见的男性接生员 云南省广南县的一个山坳里，有个叫做坝美的壮族小村子。“坝美”
是壮语，意思是有圩埂的田园，隐蔽的田园。
这个地名告诉我们，进坝美很不容易。今年!月，
我从县城乘西西公路（云南西畴至广西西林）中巴车，
北行46公里，到八达乡发利村公所，下车沿河步行1公 里，即到坝美村出水洞口。再改乘小木船逆水而上，在黑暗中，
穿过约一公里长的石灰岩溶洞，来到溶洞另一端洞口，眼前一亮，
下船上岸，坝美村便展现在眼前 了。
一眼望去，小小坝美，山环水绕，面积约30平方公里，
如山坳里的一颗明珠，袖珍而且秀美。四周山势属喀斯特地貌，
山崖绵延陡 立，陂陀逶迤连绵。正值阳春三月，四山杂木、野藤、
百花应有尽有，青、黛、绿、翠、紫交相辉映，显得钟灵毓秀。
坝美河自北而南蜿蜒流过田畴地陇，清澈明 亮，如银色的飘带。沿岸翠柳成行，水车转动，白鹅、
麻鸭在水中觅食，黄牛在地里吃草。
大田里青绿色的油菜荚子鼓囊囊的，好像就要炸裂开来，
已经有人在田里 割打早熟的菜籽了。远远的，坝美村偎依在西面山崖脚下，
农舍依山而建，沿水而筑，高低错落，几株硕大的榕树点缀其间。
这如诗如画的田园风光，醉得人仿佛走 进了陶渊明笔下的世外桃源，享受着与世无争的平静与祥和。
世代生活在这里的壮族沙支系黎、黄两姓族人，
沿袭着祖宗的生活方式和道德情操，以务农为本分，勤劳，善良，
热情好客，世风纯朴。老人们都说，
早年两家祖上从广西逃难来这里安家，如今，
坝美已是一个有119户、607人的小村子。
坝美的特殊地理环境限制了老百姓与外界的交往，虽然封闭些，
但也有好处，那就是病少，尤其是疑难杂症少，怪病少，
人的寿命也比较长。就拿赤脚医生黄培贵 家来说吧，他祖父活到87岁，祖母活到96岁，父亲活到84岁，
该算长寿的了。尽管坝美人长寿，但人总是会生病的，
生病就要求医，坝美不能没有医生。
坝美人很幸运，他们有两位赤脚医生，
其中一位就是上面提到的黄培贵。因为有这两位赤脚医生，
村民们看病就不必跋山涉水走远道了，妇女生孩子也有了保障。
今年55岁的黄培贵，一身自织自染自缝的壮族靛蓝衣装，
头上缠着包头，神情敦厚，因为行医颇懂养生之道，身体十分健壮。
谈起自己的经历，他不无遗憾地对 我说：“是党和政府把我培养成赤脚医生的，
如果1982年我不申请退职回家，
后来说不定是乡卫生院的医生了，医道也会更高……”
但他还是很自豪地回忆起过 去：
“1964年高小刚毕业，我就被选派到公社卫生院培训了两个月，
学习农村常见病多发病的预防和治疗，学习注射和针灸。培训结 束后，每个学员领到一个药箱，回村当生产队的卫生员。药箱里，
有一盒注射器，两把棉球钳，有奎宁、磺胺、复方氨基比林、
安痛定、安乃近、土霉素、四环素、 ABC等口服药，青霉素、氯霉素等针剂，
此外还有一些外伤包扎药。我每天背药箱下田，边劳动边看病，
早晚有人来叫，也上门服务，一年看病达600余人次。 一般的疾病我都能治，还会做皮试打青霉素，打吊针。
社员看病全免费，药用完了我就上公社卫生院去领。”
卫生员是半农半医，每天固定拿2个工分的误工补贴。那时，
一个男劳力干一天活儿可得10个工分，值5毛7分钱，
买一斤大米1毛3分8，2个工分正好值1斤米。
他又说：“1972年，公社调我到大队合作医疗站当赤脚医生。
整个医疗站就我一个人，要管8个生产队的医疗预防工作。
除常规门诊外，要走村串寨发放麻疹、霍乱、小儿麻痹等预防药，
还要管牲畜的防疫，每年春秋两次下队打猪瘟、猪肺疫、牛出败、
气肿疽、炭疽病等预防针。”
这段时间，县医院深入到大队举办中草药培训班，讲痢疾、肠炎、
肺炎、心脏病和骨折的治疗，共培训了9天，
来学习的赤脚医生不少。此后，黄培贵就经常上山 采药，同时又主动向附近的壮族、
苗族传统草医学习妇科病的用药和妇科补药。
他更记得他如何进一步成了少数民族地方不多见的男性接生员：
“1975年，公社又派我到县卫校理论提高班培训了半年，
回大队后，我增加了产前检查和新法接生服务。我曾经检查出2个‘
横位’，告诉产妇到公社卫生院 去分娩，避免了危险。我自己先后处理了10个胎盘剥离，
没一个出问题。从那时到现在，我一共接生了100多个娃娃，
有些我接生的娃娃，长大结婚，生儿育 女，还是我接生的。”
合作医疗的经费来自各生产队。每年分红时，
大队从生产队集体提留中按每人每年5毛钱的标准收取合作医疗费， 由合作医疗站具体管理，主要用来买药械。
医疗站一个生产队一个本子，社员看病记账，完全免费。
黄培贵则按规定从合作医疗款中提取20%作报酬，一年大概是 (300元左右，同时，还参加生产队分口粮和其他实物。
合作医疗免费看病持续了5年，终因各生产队经济发展不平衡，
不少生产队再 也交不起合作医疗费而终止。从1977年起，
大队合作医疗站开始收费。那时，
先用原来合作医疗的剩余资金作垫本买药，社员看病完全自费，
医疗站又用医疗业 务收入作周转资金，再去买药。这样，又维持了几年。
当时看一次病一般几毛钱就够了，最多时也不过一块多钱。
合作医疗费收不上来，黄培贵的报酬也无从提取，
但可以获得药费的批发价和零售价间的差额，再加上挂号、注射、
外伤包扎等劳务费，算下来跟过去差不多。
1979年，黄培贵被评为广南县卫生先进工作者，
出席了表彰大会，奖品是一个保健箱，
内装100多元钱的医疗药械。
这个保健箱他至今还十分珍惜地保留着。
1982年搞土地承包到户时，他申请回家务农，直到现在。
他没开诊所，村里有人生病来找，他就看病给药，有时也打针，
但更多的是用中草药治病。因为治疗 效果不错，有时，外村甚至广西的疑难病患者也来上门求医。
中草药都是他自己采来的，坝美周围山上中、草药资源十分丰富，
每年3-4月、7-8月是采集中、 草药的好时光，他都要背着背兜去采药。一副草药几元、
十几元到几十元不等，治心脏病、乙肝、骨折的药最贵。
他也买一些常用的西药，包括针水、眼药水等，治 些常见小病。他还担任村里的接生员，接生一个娃娃12-
36元不等。他自己从不讲价，由人给，要是人家没钱，
说几句好话也就算了。在坝美，钱的价值远远低 于壮家助人为乐的传统价值，况且，人与人之间不是沾亲带戚，
就是左邻右舍，不给点面子不行。
黄培贵的赤脚医生经历在少数民族地区 很有代表性。他经过多次培训，在生产队当了7年卫生员，
在大队当了9年赤脚医生，1982年回家后自己行医，
成为民间医生。比较下来，他觉得免费合作医疗 问题多。首先是各队的经济发展不平衡，穷队多，富队少，而且，
所谓“富”也是相对的，只是勉强能挤出一点集体提留罢了。
更主要的是，土地承包到户后，集体 经济没有了，提留也就谈不上。没有经济基础，
搞什么免费合作医疗？其次，不生病的人要替别人交医药费，
没有积极性。这不，免费合作医疗搞了5年就搞不下去 了。所以，他认为看病改为收费就是好。
现在，他虽已没有“赤脚医生”的头衔，但仍有“赤脚医生”
的医术、功能和信誉，仍在为自己的父老乡亲解除病痛。
一个曾经被称作“老娘婆”、孕妇见着就绕开走的接生员，从19岁开始到65岁，在乡村行医，她至今仍记得宣传新法接生的艰难 今年7月的一天，大雨滂沱，
但我还是按原定计划去采访白族赤脚医生毕贤美母女。
我从昆明西郊黄土坡客运站乘中巴车，经普吉沿山区公路蜿蜒而上，
行15公里即到达西山区沙朗白族乡。东村就在乡政府附近，
我很快就找到母女俩所在的村卫生室。
如今的毕贤美已是65岁的老妈妈了，但想起当年（
1955年19岁时）
她刚高小毕业就被选送到省红会医院接生员培训班学习的情景，
仍是记忆犹新：
“和我一起参加学习的有100多人，都是昆明地区农村学员。
培训时间是半年，结束后各回各的老家。
我回来先在西山区接生站实习了一年，
就被分配到沙朗大村接生站当接生员，
区接生站有2位医生正在大村蹲点，帮助推广新法接生。”
那时，推广新法接生真不容易。白族妇女自生自接惯了，
临产还不能让人知道，认为知道的人多了，会拉长产程，于是，
一些产妇甚至自个儿抱堆谷草放到畜圈里 去生。人们也不知道讲究卫生，
剪脐带是用没消过毒的破碗片或者剪刀，
婴儿患脐带破伤风致死的不少。
最典型的是村里已经过世的张吉老奶，她生过13个娃娃， 不是死于脐带破伤风，就是死于“烂衣疮”，一个也没养活。
老两口最终是以五保户的身分度过晚年的。所以，有句民谣说：“
生三千，死八百，小鸡小猪一半都落 不得”，真实地反映了过去妇女生育的情况。
但是，积习成癖，很难改变。
毕大妈至今仍记得宣传新法接生的艰难：“那时我们向孕妇宣 传新法接生，她们背地里叫我们‘老娘婆’，
远远地见着我们就绕开走，不理我们，说是跟我们讲话就要难产。
这样，我们白天就做不成工作，只能晚上‘家访’。 但宣传归宣传，听归听，临产她还是自己悄悄生了。有一次，
一个产妇碰到难产，娃娃的头前一天下午5点就出来了，
拖到第二天早上鸡叫头遍肩还没下来，这才来 叫我，我去一看，是羊水没破，就用钳子往婴儿脖颈处一戳，
羊水破了，娃娃下来了。经过这件事，来叫我接生的人就多了。
老百姓就是这样，空谈为虚，眼见为 实。
此后，我就忙得不可开交了。记得有一次，我刚生过娃娃3天，
半夜三更的，有人来叫去解救一个因胎盘不下晕倒的产妇。我顾不得 自己的身子，丢下婴儿就上路了，
记得过大河时是产妇的丈夫把我背过去的。当然，我救下了两条命。
以后，我还检查出一个胎儿脑积水患者，我怎么也摸不着胎儿 的头，就赶紧把产妇送到工人医院，
医生为她行穿刺手术生下了娃娃。
好在我们沙朗坝子离昆明不过十多里路，送大医院不算太困难啊。”
“1970年以前，还没有实行计划生育，妇女一个接着一个生，
可把我忙坏了，我常常背着自己的娃娃，挎着药箱，提着灯笼，
去人家家里接生，记得有一次忙 了一夜，接生了7个娃娃，回到家已经天亮了。那时真得任劳任怨，
大队就那么几个有点文化的人，有的生产队连记分员也找不到，
你不干谁干？那时的人就这么单 纯！”
毕贤美初当接生员时，是专职的，管理区（现在的乡政府）
每月发给她15元补贴。3年后村接生站停办，她回家参加生产。 1960年，沙朗管理区卫生所成立，又把她吸收进去搞接生。
1966年，毛主席“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6•
26”指示下达后，来自昆明市 人民医院的2位医生充实到卫生所，领导又叫毕贤美回家参加生产。
过了2年，也就是1968年，全国农村搞合作医疗，
毕贤美被推选为东村大队卫生室赤脚医 生。卫生室有5个赤脚医生，除毕贤美以外都是男的。
合作医疗费由社员自己交，起初，
各生产队按每人每年5角收缴合作医疗费，后来逐年有所提高，1.
5元、 2元都收过。医疗站有了钱，就到区医药公司批发站买药。
但社员交来的钱哪里够用？没钱买药了，医疗站就搞中草药，
往往是毕贤美留守在家应付门诊，其他4个 男的上山去挖中草药，挖回来洗干净舂细，社员来看病，
就给他们这些自制中草药，有时还用来熬大锅药，
分发到各生产队预防流行病，据说效果都不错，挺受群众 欢迎。大队还分给医疗站一丘田种植党参、小红参、臭参、黄岑、
茯苓等中草药。可惜管理不善，始终没种成。那时，
要是没有中草药，免费医疗根本就坚持不住， 所以，中草药对维持合作医疗是立了大功的。沙朗山上都是宝，
柴胡、杜仲、防风、香樟木、桉叶、生姜……多的是，就是现在，
大队干部一说要熬大锅药，派2个 懂药的民兵上山去挖就是，不愁没有。
1980年，合作医疗站办不下去了，可妇女还是要生娃娃，于是，
大队叫毕贤美回家，在家里搞 接生，规定接生一个收费25元钱。1987年，
办事处盖了新房子，重建卫生室，聘毕贤美母女当乡村医生，
同时还给了一间铺面做接生站，规定每接生一个娃娃 收150元。1997-1998年，毕贤美母女由大队发给报酬，
每人每月85块钱。1999年起到现在，
村委会把东村卫生室承包给母女俩，每人每月发给 150元补贴，要求做好全村的疫情监测和预防工作，
医疗业务则自负盈亏。去年起，大队卫生室按规定终止了接生业务，
毕贤美也办了退休。她不无感慨地总结自 己的一生：
“我从1956年起村接生站到乡卫生院，再到大队合作医疗站，
再到村卫生室，中间好几次回家务农，可说几上几下，
干了45年接生员、赤脚医生、乡村医生，
一共接生了2000多个娃娃。麻烦苦恼都不少，不过还是值得的，
特别欣慰的是女儿做了自己的接班人！”
毕贤美的女儿张丽萍读高中时就跟妈妈学医，会配药，会打针，
1979年高中毕业后，
参加西山区举办的赤脚医生培训班学习了两次，每次3个月，
学习结束后 又在区保健所实习了半年，获得赤脚医生证书，
回来后即被聘为东村大队合作医疗站赤脚医生。以后，
张丽萍又多次参加培训，获得多种证书。现在，东村卫生所就 由她管理，每月除150元的防保工作补助外，
营业额在3000元左右，纯收入600元左右，
农忙时还得种田种地，总的说来，维持生计不成问题。
三十九年前，因为贫困，14岁的景颇族小姑娘芝麦不得不辍学在家，国家在农村大力推广新法接生的举措，使她得到多次培训的机会，由此，她当了半辈子接生员，新法掺和土法，她用双手捧出82个景颇娃娃 景颇族接生员芝麦是新中国的同龄人，
但家乡地处边境民族贫困地区，生活困难，
所以只读到小学四年级就辍学了。那是1963年，她正好14岁。
说起辍学这 事，芝麦说，是她妈做的主。她妈说，女人只要会织筒帕、
筒裙可以嫁人就行了，读什么书？景颇族有句老话：“
女人不会织筒裙不嫁人，男人不背长刀不出门”， 她妈就是这观念。家里的钱她妈管，所以，
尽管她爹还想让她读也没办法。
“第二年，我15岁时，
经推荐参加了县防疫站组织的接生员培训班。
参加培训班的有50多人，男女都有。我15岁，
是其中年龄最小的一个。记得当时学习的 内容有医疗保健，讲到女人的生理结构时，我害羞得把头背过去，
不敢看黑板。有个男学员甚至用双手蒙住眼睛，偷偷透过指缝看。
当然，后来大家都不害羞了，又 一起学习在洋丝瓜上打针。这次培训一共15天，除了听课，
还到医院去实习。第一次给医生当助手，我怕死了，双手抖个不停，
脸上也直淌汗，但后来就不怕了， 还在医生的指导下，亲手接生了2个婴儿。”
回村后，说也碰巧，芝麦开张就为自己的嫂嫂接生，是顺产，
开了个好头，她胆子也大起来 了。但要让所有景颇族妇女都接受新法接生并不容易。
她去动员孕妇做产前检查，人家就说：“你们检查摸肚子，
肚子里的娃娃就要不得了！”她主动上门接生，主 人家便推说：“肚子不疼，肚子不疼，你先回去，等疼了再去叫你。
”等她走了，人家就自己照老办法生了。但芝麦没泄气，
耐心地给产妇讲新法接生的好处，讲通 一个检查一个。胎位正，就自己进行接生；胎位不正，
就送产妇去乡医院或县医院，基本上没出过什么事故。于是，
人们渐渐信任这个小姑娘接生员了。
当时，芝麦每年都有机会参加一次培训，每次培训10来天，
有时长达1个月，次次都有提高。这样干了4年，1968年，
她又被派到县医院妇产科进修了2个 月，学到不少妇产科知识，回村后，居然摸出一个孕妇有葡萄胎，
并送到县医院做了切除手术。回忆起往昔的经历，芝麦自豪地说：
“1970年，有个产妇生第4胎，坐在小凳上，
双膝跪在地下铺着的破布上，拉着篱笆墙挣，怎么也挣不下来，
我和寨子里的一个昆明知青一起去帮忙，叫她睡下 来生，她就是不肯，最后，我们俩一个抱着她的上身，
一个抬着她的腿，娃娃才‘嘣咚’一声掉到地上，满脸紫黑，
也不会哭，我赶忙拍他屁股，还不哭，我又拿酒 精给他擦胸，还不哭，最后，我用纱布垫着，
嘴对嘴为他做人工呼吸，娃娃才哭出来了。那次真险啊，
要是我们不在，产妇生下这不会哭的娃娃，以为是死婴，就扔 了。过去，旧法接生，不知扔了多少不会哭的娃娃啊！
5年前，我还碰到一个‘臀位’，娃娃屁股先出来了，
我赶紧用手推进去，再把脚拉出来，让他倒着出来，结果，
母子都平安。
就这样，有时顺顺利利，有时磕磕碰碰，新法掺和着土法，
我一共接生了82个娃娃，个个都登记在册，可惜都丢了。
现在想起来，辛辛苦苦做资料，却不善于保存，是很大的失误。”
这种自豪，当然蕴含着许多的辛劳与牺牲：
“过去，接生一个娃娃少则几小时，多则半天，
有一次守了3天3夜才生下来，累得我大病了一场，
家里的活耽误了好几天不说，娃娃他爹怨我不顾家，还跟我吵 架！说真的，当接生员一要年轻，二还要有点雷锋精神，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字字落在实处，不说随叫随到，
丢了手里的活或丢下饭碗立马就走，不说又是血又是 屎尿，臭得没法忍受，就说辛苦一场也该得点报酬吧。
我嫁到芒弄寨以后，最初接生一个娃娃卫生院补助1元钱，后来，
生产队给记10个工分，跟出一天工一样， 我觉得还过得去，因为那时大家生活水平都很低。80年代以后，
土地都由各家各户承包，各苦各的，集体经济没有了，
卫生院叫我们自己收接生费，一次5元钱， 但我一次也没收过。同村人又多沾亲带戚，还有些困难家庭，
家里没有米，没有油，连产妇买鸡蛋吃的钱也没有，
我能收他们的钱吗？”
现在，芝麦老了，眼睛不好了，体力也不济，难得再去帮人接生，
但有人来叫她还是去帮忙的，今年她就接生过1个。不过，
芝麦在村里培养了一个接生员，今年寨 子里有4个娃娃出生，其中3个都是这个接生员接生的。
人们不是不愿到卫生院去生，而是没有钱。
到卫生院生娃娃要200块钱，在家生最多请接生员吃顿饭。一 比较就清楚了。没办法，景颇族太穷了！
正因为这样，景颇族村寨更需要接生员，更需要医生。
但国家不可能村村办卫生院，也不可能村村派医生。
芝麦一直在想把自己的知识用起来，办一个小小的民间诊所，
但由于缺乏资金和合伙人，这事儿就搁下来了，
成为她心里的一个梦。
景颇族流传着一个种药和杀牲祭鬼的传说：很古很古的时候，
景颇人就栽种着各种各样的草药，人一生病就去采药吃，一吃就好。
动物没有药吃，病一个，死一 个。于是，动物向景颇人请教：为什么人生病会好，
我们生病就会死呢？景颇人回答：我们种药吃药，当然不会死。
动物听了，记在心里。有一天，鸡病了，便去啄 吃人种的药，病真的好了。后来，猪病了，牛病了……
都去吃人种的药，药只剩下一点根了，人赶快把它挖回放在火架上，
又被生病的老鼠偷吃了一半，人只好把那 剩下的根藏到河里去，谁知生病的鱼一口就把它吞到肚子里了。
没了药，人生病了就去找动物要药。鸡、猪、牛……说：“
药已经吃了，赔不出来，你们人生病就杀 我们祭鬼吧。”从此，景颇人一生病就杀牲祭鬼，杀什么“牲”
要请“董萨”打卦，看病人触犯了什么鬼，这个鬼要什么祭品。
按照这种传说，产妇碰到难产，便是难产鬼“恩旦南”作祟，
要请祭师“董萨”杀牛祭鬼，严重的，还要请全寨青年来产家坐守，
甚至集体鸣枪、大喊大叫、打破坛坛罐罐来驱鬼。然而，牛杀了，
枪打了，坛坛罐罐摔破了，产妇和胎儿还是没能救回来。
这样惨痛的历史再也不会重演了，因为有了新法接生，
因为有了芝麦这样的医生！
在景颇族的传统健康文化中，鬼魂被认为是人体致病的根源，因此，人们一旦生病就请祭师“董萨”打卦，杀牲祭鬼。合作医疗和赤脚医生给人们带来新的健康文化，现在，人们生病求助于现代医术已成惯例，于是陈朝炳在他的班岭卫生室里拟定了《责任方针》 陈朝炳是梁河县人，
1964年便举家迁来瑞丽县户育公社班岭大队第四生产队落户。
班岭大队方圆41平方公里，隔着南碗河，与缅甸相望，
民族跨境而居，通 婚互市，往来频繁。所辖4个生产队，分散在高低错落的山腰地角，
交通极为不便。班岭是一个以景颇族为主体的多民族杂居山区，
全村1248人。历史上这里缺 医少药，居民主要靠一些民间草医药来与疾病作斗争。
这些散布在民间的草医，不少身兼巫师，搞“神药两解”。
陈朝炳一家刚到班岭 时，水土不服，常常生病。陈朝炳自小就喜欢看医书，
也跟民间草医学习，懂得一些草药知识，就给家里人看病找药。
也因为有点中西医知识，1966年任生产队 长时，他在照顾家人的同时，也为村民看病打针。
针药都是自己拿钱买，村民来看病，他按原价收药费，若是草药，
他一分钱也不收。县里（瑞丽）发现他是这方面 的人才，就动员他放弃生产队长的职务，来当医生，
当然他欣然同意了。
1970年他参加了两次县里举办的赤脚医生培训班，
又在县医院进修了3个月，最后通过 了赤脚医生资格考试。这段经历的回忆是颇有感慨的：
“
1975年县里正式任命我为班岭大队合作医疗卫生室的赤脚医生。
由于村民居 住极为分散，为方便大家看病，大队卫生室便建盖在第一、三、
四生产队中间的一片荒山坡上。
除了用围墙围起来的两幢4开间的房子外，周围什么都没有。我自己 动手制作桌椅板凳、药柜和病床，自己开路挖沟，
卫生室才有了通往四山的小路。
开始时，卫生室就我一个人，后来又增加了一个人。我 们要管4个生产队，除了在卫生室坐诊外，有人来叫也得出诊，
最远的要走4小时山路才到患者家里。如果碰上下大雨，
途中毫无遮拦，全身透湿，常常引起感冒发 热。最头疼的是赶夜路，没有月亮的晚上伸手不见五指，
尽管身上带着枪，多少还是有点担心，好在我一次也没碰着野兽啊。
同时，我们还要到各生产队做喷洒药物 等预防工作。”
初到卫生室，陈朝炳又当医生又当护士，!张病床住满了，
就忙得下午4、5点才吃得上早饭，家里的农活就更顾不上 了。当年，陈朝炳深感自己的医学知识不够，又没什么医疗仪器，
全靠经验，碰到问题，就只有晚上翻书来“求救”。那时，
他就怕死人，连睡着觉都会被吓醒，当 然，后来经验丰富了，担心就少些。陈朝炳还学会了治骨折，
自己上山采药，医好了20多个骨折病人。若是疑难杂症，治不了，
他就开转院单，让病人到县医院去 治。总之，自从陈朝炳上任以后，
班岭人抬着担架到县医院看病的情况减少了许多。
作为赤脚医生，陈朝炳还搞计划生育和新法接生，
他先后接生了100多个婴儿，并从派出所借来户口登记表，
挨家挨户做好花名册，登记新生儿，所以，他的人口资料最齐全，
不仅可据此发放各种预防药，连人口普查也从这里拿资料。
1973年，班岭暴发疟疾，死了几个人，
正好昆明一所大医院派下来的医疗队在这里，他们发了一篇文章，
说班岭是“疟疾根据地”，是“摆子窝”，由此班岭 在全省出了名。陈朝炳和另一名赤脚医生协助医疗队，
立即采取紧急措施，分别到各生产队去发药。经过几年的努力，
终于把班岭的疟疾发病率控制在5‰以下。由 于成绩显著，
1986陈朝炳光荣地出席了云南省先进乡村医生表彰会。
当时，赤脚医生的报酬有两个来源，一是生产队公益金的 20%，一是政府补贴，加起来大概300来元。
这点钱难以维持生计。另一方面，
社员每人每年只交2元合作医疗费，看病拿药都免费，
自觉的人一年都不来看一 次病，不自觉的人下田碰破了点皮也来找医生。因此，
药费大大超支。在这样的情况下，
全县的大队卫生室差不多都要关门了。
1985年，国家有新政策，县卫生局把班岭卫生室承包给陈朝炳，
药以15%的差价归个人收入。紧接着，
大队卫生室都承包给了个人，社员看病也全都改为自费。陈朝炳说：
“社员交2元参加合作医疗时，社员看病一次，药费最低是毛，
最多是3元。治好一个疟疾病人大约要30元。当时住院都不收费，
只是记账，年底时，我写报告 到县医院，均可免。1985年由我承包卫生室后，
开一次药大多是1-2元，包扎一个小伤口5分钱，
来住院的病人交不起钱，我写报告给民政局，可以到那里报 销医药费。”
我这次拜访陈朝炳时，他已是一位满头白发的老人了。
赤脚医生的沧桑甘苦，都包含在他的几句话里：
“1994年，我办了退休，就这样，我以赤脚医生上任，
以乡村医生退休，在班岭干了18年。现在，我退休在家闲着。
我没有退休金，也没甚么补助，但我还 有田有地，和孩子们住在一起，吃穿基本没问题。
有时有人跌伤也来找我治，多少有一点收入，但为数不多。”
他还极其认真地把当年拟定的班岭卫生室的《责任方 针》一字一句念给我听，
我深深感到这位献身边疆民族地区合作医疗事业的老人是多么珍惜他
的赤脚医生生涯啊！让我们就用他的《责任方针》来结束对他的介绍 吧：
“医生群众心连心，防病治病一家人。小病不出门，大病不出村。
疑难杂症尽力治，骨碎筋断可复位。班岭地方疟疾多，
定期给群众口服大锅药。预防根治一起抓，灭蚊喷洒不放塌。
新法接生是关键，计划免疫做到家”。
昆明知青石青没有回城，他娶傣族姑娘为妻，扎根边疆，与“恶瘴”疟疾长期奋战，他付出很多很多。
让我们从抢救一个知青生命的故事开始——— 32年前一个初秋的中午，
干活回来的一伙知青正饥肠辘辘准备吃饭，
其中一个知青突然倒在地上，剧烈呕吐、抽搐起来，
一下就不省人事了。吓懵了的年轻人不 知谁喊了一声“还不快去大队找医生！”
这才有人往大队合作医疗站跑。医生请来了，诊断为恶性疟疾，
但手里没有这方面的药。正巧昆明巡回医疗队就驻扎在山下 村子里，于是有人又到山下去请医疗队的医生。
人们在赤脚医生的指点下，砍下树枝和藤条，扎了一付担架，
铺上包谷秸秆和棉絮，然后把昏迷不醒的病人捆在上 面，牛拖人拽地爬上崎岖泥泞的山坡，好不容易才弄到大队医疗站。
昆明医生提着药箱来了，但她的药仍治不了恶性疟疾，
于是再次派人到邻近的公社卫生院去取。 取药的人来回走了6个小时，半夜才到，病人服了药，仍不大见好，
于是，瑞丽县知青办决定连夜派汽车，接病人到县医院抢救。
大队不通公路，人们赶紧七手八脚 收拾担架，点上马灯，走了1个多小时泥泞山路，
冒雨把病人抬到山下公路边的汽车里。
县医院的药仍不足以治疗这么严重的病，又向保山医院要药，
这才把已经入 脑的疟原虫杀死。病人入院3天后终于苏醒了……
一个19岁的知青得救了，但边疆疟疾猖獗、缺医少药、交通不便、
生活贫困的状况深深地刻在昆明知青石青的心中，难以磨灭。
他决心投身“抗疟”队伍，成为生产队的一名赤脚医生。
当然，并非每一个想当赤脚医生的人都能如愿以偿。不过，
石青碰到一个难得的机会：“毛主席‘6•26’指示发出后，
县医院医生下基层。一位医生被分配到 我插队的姐东大队卫生室，他让我到各生产队挨家挨户发疟疾药。
这工作要求很严，必须将药发到患者手上，看着他吃下去。
由于社员白天劳动，只有晚上去发，一 个患者要服几次药，所以我每家都得去几次，一干就是半年。
那位医生见我干得认真，问我愿不愿意当医生，我说愿意，
他就发给我一本《赤脚医生手册》，帮我参 加了一个星期的培训。我回到自己所在的广允生产队，
就当上了赤脚医生。”
“抗疟”一直是瑞丽市卫生防疫工作的重中之重。1950年以前，
瑞丽是有名的“瘴疠之乡”、“超高疟区”，发病率高达40%。
民谚说：“栽秧忙，病上 床；谷子黄，闷头摆子似虎狼”；“要到勐卯坝（
原瑞丽县城所在地），先把老婆嫁”。由于缺医少药，
也由于宗教迷信，当地老百姓有病不治，也得不到治疗，他 们认为患病是恶鬼附身，于是杀猪宰牛，念经撵鬼，结果往往因“
疟”致死。1950年后，卫生部门组织专业抗疟队，
年年深入村寨落实防治措施。原西南卫生队 医生李文琪讲起当年的情形说：“1954年以前，
这里是全民免费医疗，送医送药上门，住院治疗，连吃饭都是免费。
我们下乡普查疟疾，抽血化验。有人满是疟 原虫，拿给他看，告诉他入脑就要死人，动员他吃药打针，
他就是不治。他有顾虑：一是怕以后来收钱，二是担心药有毒，
于是见医生来就走人，给他免费治病还找 不到人！”可见“抗虐”工作起步之艰难。
而石青呢，正是在这种艰苦的抗疟工作中，
成长为一名真正的赤脚医生。1972年，石青被 推荐到瑞丽县卫校学习。1973年，班岭大队暴发疟疾，
老百姓病倒了一半，几乎所有劳动力都不能下地。当时，
石青正在县医院实习，卫生局长见他办事踏实， 便带着他到班岭大队抢救病人。老局长负责诊断处方，
石青负责配药打针，日以继夜整整干了半个月，终于制服平息了“
恶瘴”，石青也在抗疟第一线得到了锻炼。
1974年，石青从卫校毕业，被分配到弄岛乡卫生院当医生，
一干就是15年。他在那里工作，在那里恋爱，在那里成家，
与一位傣族姑娘结为伉俪，整个融入到当地傣族群众之中，
成为他们中的一分子。
说起他的恋爱，还真有点传奇性，
得从他当赤脚医生时救人一命讲起：
“30多年前，广允村村长家的第5个孩子出生不到一个月，
这小姑娘不吃不哭，瘦得跟只猫一样，大人以为一定活不成了，
准备按当地习惯把她埋了，坑都挖好 了。我去到她家，把她捧起来一看，真是皮包骨头，气都快没了。
我估计是严重营养不良，首先要让她‘吃’，
于是到大队医疗站领来维生素AD和维生素B1注射 液，每天给她注射。几天之后，这孩子能哭了，也吃奶了。
我继续给她治了1个月，孩子长肉了，哭声更大了——
一个几乎要被扔掉的孩子得救了！全家老小高兴得 不得了！现在，这小姑娘已经长大成人，而且成家立业了。”
婴儿救活了，傣族群众奔走相告，到处传颂着这位“神医”的事迹，
石青因此得到人们的爱戴和信赖，
其中就有后来成为他妻子的那位纯朴、善良而又漂亮的傣族姑娘。
有了这个基础，后来在弄岛卫生院，石青更“神”了。
那个时候，傣族老百姓生病并不忙着送医院，而是念经驱鬼，直到“
驱鬼”无用，病入膏肓，才把病人抬到医院来，所以，
有的病人已是无可挽救的了。傣族人很 善良，病人死了，家属认为这是命中注定的事，不会去怪医生。
石青曾遇到这样一个惊心动魄的场面：“有一天半夜1点多了，
抬来一个濒危病人，几十个火把把卫 生院照得通明，家属就等我一句话：‘还能活多少时辰？’我一看，
是严重脑溢血，而且溢血还在继续，肯定没救了，就回答：‘3、
4个小时。’他们相信我的估 计，把病人抬回去了，因为傣族认为人死在外面会变野鬼，所以，
死也要死在家里。果然，天亮前，那个病人就去世了。”
能准确估计病 人存活的时间，在老百姓看来是了不起的医生才做得到的，当然，
若能起死回生，就更了不起了。石青就治好了一个得肺心病、
严重缺氧的傣族老太太。当时，家里 人把这老太太抬到卫生院来，也就是想让石青确定一下她能不能活。
石青为她治疗了一天，不见起色，一些家属绝望了，不听招呼，
硬把病人抬回去等死。不料经过 石青这一治，第二天，病人没死，反好起来了。于是，
家属又很不好意思地再次把病人抬回来。石青毫不计较，
精心治疗了20多天。结果，老太太痊愈出院了，据 说又活了7年才去世。
每治好一个病人，对石青来说都是一次人生价值的体现：“
在这缺医少药的地方，你只要懂一点技术，就能救活一 条命！人生的价值在这里能体现得如此具体，如此完美，如此辉煌，
大概是我留连瑞丽不忍离去的根本原因。我想，
一个医生实际是操纵着人的生命权，患者的生 死，往往就决定于医生的一念之间。所以，
我认真地对待每一个病人，半夜敲门半夜出诊，也毫无怨言。”
后来，几经调动和升迁，石青 担任了瑞丽市卫生局副局长。他不仅继续抓抗疟工作，
而且在省政府的支持下，与省卫生防疫站以及外国专家合作，
不仅抓治病，更积极开展各种防病宣传教育工 作，为瑞丽地区各族群众的健康做出了应有的贡献。现在，
石青即将退休了，但他并不满足于过去的成绩，
他正在考虑退休以后，如何利用宝贵的闲余时间，从社会 医学的角度，再为瑞丽的群众保健做出新的贡献。
•背景资料• 我国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建 立，还得从人民公社的医疗制度说起。1960年，
中共中央下达了一份有关文件，指出：“关于人民公社的医疗制度，
……根据目前的经济发展水平和群众的觉悟 等实际情况，以实行人民公社社员集体保健医疗制度为宜”。“
合作医疗”，“其主要特点是：①社员每年交纳一定的保健费；②
看病时只交药费或挂号费；③另由 公社、大队的公益金中补助一部分”。“实行这种制度，
对于开展卫生预防，
保证社员有病能及时治疗和巩固公社医疗卫生组织，都较为有利”。
实际上，这份文件 下达之前，不少农村地区已经在尝试这样做了。当然，此后，
合作医疗便有铺开之势，但其取得迅猛发展的真正契机是，
毛泽东同 志在1968年亲自批示推广湖北省长阳县乐园公社办合作医疗的经
验：“合作医疗好”！此后，
以人民公社大队为基本单位的合作医疗点便像雨后春笋般在全国农 村涌现出来。1978年，“合作医疗”更被纳入五届人大通过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据此，
1979年卫生部等国家机构公布的《农村医疗章程（试行草 案）》第二条更宣布：“根据宪法的规定，国家积极支持、
发展合作医疗事业，
使医疗卫生工作更好地为保护人民公社社员身体健康，
发展农业服务”，直接把合作 医疗当作国家的一项事业来支持和发展。
至于“赤脚医生”形象，就得从电影《春苗》的女主人翁“春苗”
去寻求其来龙去脉。1966年初，一篇名为《从“赤脚医生”
的成长看医学教学革命的方向》的调查报告，真实地写出
上海市 川沙县江镇人民公社卫生院赤脚医生王桂珍为老百姓搞医疗服务的先
进事迹。毛泽东同志看过这篇报告后，于同年6月26日批示：“
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 村去”。1970年初，
上海电影制片厂开始酝酿把赤脚医生的先进形象搬上银幕，接着，
创作人员即深入江镇体验生活，以王桂珍为原型写出话剧《
赤脚医生》脚 本，于1972年在上海公演，以后又改编为电影《春苗》，
于1975年在全国上映，引起轰动效应。于是，头戴草帽，
身背药箱，卷起裤腿，打着赤脚的赤脚医 生形象风靡一时，成为当时最具影响的“新生事物”之一。
在当时的条件下，赤脚医生亦农亦医，是农民真正养得起、留得住、
用得上的“医生”。实际上，
以赤脚医生为代表的农村合作医疗制度，
其本质也就是通过互济互助来共同抵御疾病风险，用最简便、
有效的方式解决了当时农村人口的初级医疗卫生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