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拷问别人：“你觉得自己有罪吗？”
公元前500年，人的理性自觉，掀起了世界文明史的高潮。
在古中华，老子以“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的决绝（《道德经》），彻底剥夺了原始神的生存权，宣告了人与自然的统一体。
庄子将“个体意识”抽象放大：“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齐物论》）他融自我于大自然中与道一体，则人的自性便同道、同天地共崛起。庄子狂放处：“道”就是我。
孔子敬神而远神避神：“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论语·阳货》）
荀子则将“神”的地位彻底自然化：“列星随旋，日月递照，四时代御，阴阳大化，风雨博施，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成。不见其事而见其功，夫是之谓神。”（《天论》）
可以说，“中国文化在先秦时代，以孔子的‘仁学’为代表，已经实现了由神到人的……突破。”（田刚：《鲁迅与中国士人传统》）
人的自性的觉醒，形成东方文明与西方文明的共振：释迦牟尼以“佛”之名号代言古印度的“觉悟”，柏拉图以“理念”的深邃奠定古希腊的哲思，“十二铜表”以“法”的自重挺起古罗马的脊梁，犹太先知以“救赎”的自为张扬以色列精神……
中国作为没有宗教传统的国度，人们的精神家园极易丧失守护者。五四运动、文化革命，把维系中国人精神家园的传统守护力量摧毁殆尽。1949年以后，通过计划经济对资源控制的有形之手，建立起布尔什维克式的精神家园守护长堤。
如今中国人的精神世界没有神的庇护、没有传统的约束、布尔什维克主义的信仰力量也日渐微弱。于是，对钱的追逐，对物质的渴求，成为人们精神世界的主宰。
构建精神支柱成为当前中国人，尤其是先富一族们的一道难题。
困难到中国人还在疑惑灵魂的有无。这里也不得不谈到鲁迅，他在《祝福》中就曾借祥林嫂之口逼问过“我”：“一个人死了之后，究竟有没有魂灵的？”这个问题曾让知识分子措手不及，惶然失色，最后只好以“说不清”搪塞过去，落荒而逃。然后鲁迅特意写了一整段话，对这“说不清主义”展开嘲讽，在那个时候，鲁迅就看到了中国知识分子在这个问题上的苟且、敷衍，以至于在一个农妇滑向毁灭的道路上束手无策，甚至助成了最后的那关键一击。这不能不让人痛心。将近百年过去了，中国人在这个问题上有长进了吗？至少在《茧》里面，还没有得到乐观的消息。《茧》里面，童年的程恭绞尽脑汁地发明了一个“灵魂对讲机”，要与爷爷被囚禁的灵魂对话。若干年后，尘封已久的那个装置再出现在程恭面前时，它已经成了仅属于童年的记忆，而不能再给他任何当下的触动了。这不禁让人想到但丁在《神曲》里写的：“信仰和纯洁只在儿童中发现；以后，在他们的两颊还没有长满胡子以前，这两种美德就消失了。”
圣经上说：神是灵，凡敬拜他的，必在灵和真实里敬拜。可是，中国人连灵魂的有无都不曾清楚，又如何谈得上在灵和真实里敬拜呢？正是这种无信仰的生存状态，导致祖父辈们即使在事过境迁之后，也不能将自己抽身出那个人人互害的环境，在神或者良知法则面前承认自己的罪，从而寻求真正的洁净，与神与人，都能和好。也正是这种无信仰的生存状态，导致父辈们在启蒙理想受到挫折时，一部分人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变得一无所依，颓唐空虚。同样，还是这种无信仰的状态，导致年轻的一代找不到独立的价值坐标，也找不到可以效法的榜样。
中国人拷问别人：“你觉得自己有罪吗？”
殊不知，认罪其实是个体生命在无罪的神面前自发的承认，正确的做法不是去拷问别人，而是问自己是否有罪。事实上，如果人能够谦卑地站立在神面前，就会自发地意识到自己是个罪人，如《圣经》上说：“众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