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LAMAR 的那些日子 （一）初到与大陆同学 （上）

我是1981年到LAMAR的，Lamar是个非常不起眼的学校，我找到它是因为它那里有个教授WHITE 对钻井泥浆力学很有研究。

导师WHITE亲自到机场接我，车开了后，导师发现我没有扎安全带，关照我要扎上，问题是我根本不知道车上有安全带，等导师给我解释后，我着实感慨和自怜了一番，这个保险带对我实在太奢侈了，我脑子中浮起了一幅幅图画：在北大荒零下四十度的寒风凛冽中，一个拖拉机拉着一个拖斗在雪地上颠颠簸簸的爬行，拖斗上站了满满的衣衫褴褛的人，一个紧紧挨着另一个；一辆公共汽车上载满了人，门都关不上了，那个门口的人，一只脚踩在车踏板上， 一只脚腾空，手抓住门的把手，车飞驰着；现在这个人坐在这个皮座位上，竟然还要繫安全带，我在对自己说，黄XX啊，黄XX啊，你现在才成为一个人了，脑里突然掠过那个中国有名的不能忘记还有三分之二的人还在过那个日子的警语，不禁莞尔。

导师将我从机场接了后，就直接带我到学生宿舍去了。

宿舍管理员PAUL看我年纪大，又是中国来的，就安排我跟他一起住。安顿好后，他问我要不要跟他去食堂吃饭，他有车可以载我一起去。我怀疑我耳朵没有听错，他有车？难道美国一个普通大学生会有汽车，在我概念中汽车是地位和权力的象征，当官才有的，又不好意思问，下了楼果然是一部汽车，这种车以后我常看到，是那种德国造四十年代的像甲壳虫那样的小车。我不好意思告诉PAUL 这是我生平第三次坐小汽车，第一次，学校派车送我上北京机场、第二次导师到机场接我，这是第三次，坐PAUL 的车上食堂，我想不告诉是对的，我自己无所谓，国家的尊严要紧。

我与PAUL住在一起，并不常谈话，因为我的英文太赖，跟我谈话很费劲。但是出乎意料寒假的时候，PAUL突然邀请我到他家去过圣诞节，我当然喜出望外。他也没有对我解释他家在阿拉巴马州，我们这是得克萨斯州，过去要开近十小时的车。 

到了他家，我更吃惊了，那个门岗竟然是全副武装的军人，他显然认识PAUL，PAUL给他解释了我的情况，我们就进去了，里面是一个大的空军基地，停着很多飞机，我为他们对我的高度信任有点得意，但是马上告诫自己，不要忘形，常年的中国社会的高风险生活，已经使我时刻带着阶级斗争的警觉，有着不下于特工人员的机警。到了他家，我发现，他们住在基地里一个很阔气的房子里，PAUL的父亲是上校军衔，管情报工作的，怪不到我能进基地。 

第一次在美国人家过圣诞，真是开了眼界，不好意思的是在圣诞树下开礼物包的时候，每个人都给了我一个小包， 连PAUL六岁的妹妹都给了我东西，我什么也没有给人家。我当时英语太差，否则就可以与他们交谈，能学不少东西。不过我还是想试试他们阶级斗争意识放松到什么程度，就问PAUL父亲我可以在机场上照相吗，他很奇怪，为什么不可以？这下我完全糊涂了，不过我还是不要轻易相信为好，说不定是引蛇出洞， 所以我也没有照。

回到学校后，一直忙于研究工作，基本与人没有交往。这时学校已经有一个大陆人徐进，年纪很小，才二十岁左右，在学电机本科，是个不错的孩子，我后面要专门写文来叙说他的故事，我们有时在食堂会遇到，碰到了总是很亲，会说很多话。听徐进说学校来了吉林省的一对夫妻，在学BUSINESS，由于不在食堂吃饭，从未见到。徐进说学校还有一个中国小孩，在学计算机，他也没有见过。没有想到学校已经有那么多中国人，可是我连影子都未见到，还以为只有台湾人哩。

一天晚上，我接到一个电话，是一个女声，我非常吃惊，她告诉我她叫黄安林，来念电机的硕士学位。可能是因为海外大陆来的人太少了，想说话，她一直不肯放电话，我告诉她我已经年纪很大了，到这里念书有些晚了，不像你们，还是早上八九点的太阳，前途光明，她一本正经的纠正我：老黄，不是太阳，是月亮。然后她停了一下，像在思索，过后又肯定的告诉我，是月亮。我顿时感到这里面隐含的信息份量，是个聪明的女孩子，我想。以后我每当回忆起黄安林，就想起月亮。 

此后我因为吃不来美国食堂，而且很贵，就搬出去与两个泰国来的二十岁左右的学生住在一起，一个人一个房间，合在一起做饭。我因为很会做饭，深受他们欢迎。这两个孩子看起来还未成年，但已经陷在色情中很深了，他们一直盼着寒假快到，可以去DOLLAS，那里有妓院，他们告诉我最多的事情，就是怎样逛妓院，和在泰国怎么骗女孩子，也许他们的文化就是这样的，包挂台湾同学，在一起色情总是谈话的主体，我不应该少见多怪。有一次他们中的一个看书看得实在不能忍受了，对于很多亚裔人说美国的寂寞，死静，确实令人窒息，他像发病那样在房间里大叫起来，后来干脆放下书去学生中心坐在那里看美国女孩子了，那个样子我真担心他会失控犯罪。

这段时候黄安林常来看我，她主要来问我功课，我发现她的基础差得惊人，实在不太相信她还是名校毕业的，好像是哈工大。问完功课我们就开始聊天。常常是忆苦思甜，我开始骂共产党，她开始述说她在文化革命中的凄惨日子，父母被斗和关起来，她和她妹妹到处乞讨，无人管的日子。外国人怎么知道我们这些外表看起来好好的人，其实内心都有伤痕，是残疾的，被刀砍过，那些伤痕至今还常常隐隐作痛。 

她告诉我她妹妹也来美国了，在美国北部，因为念书实在念不下去，舍性与一个白人同居了，她妹妹长得相当不错。

今天人对于我们那个时代到美国来求学遇到的困难是难以理解的：中国几十年的锁国政策，英语一直是敏感区，现在一下来念人家的研究生课，谈何容易，两个国家的社会形态的不同，更加强了来到这里的生活起居的困难，另外没有钱，中国人那个时候哪里会有美元，而黄安林是怎么会来到美国的呢？她哪里有美元呢？她等着我问。可是我就不问。终于她自己忍不住了，慢慢字里行间开始显示自己了，这是一种奇怪的有趣状态，一种又不愿让人知道自己真正身份，又想让人知道的诱惑。

其实我已经发现了一个秘密，我身边的大陆人都是高干子弟，而且在81年能够到达美国的都是地位非常高的干部子女，从他们来美国后的行迹诡秘来说，我猜测在高干中子女出国恐怕已经非常普遍，中央可能有文件限制高干子女出国，所以这些人来后很多都是用的化名，不轻易告诉真的身份，第二他们来美国是处心积虑和准备充足的， 不像我到达美国连汽车里有安全带都不知道。他们的签证都是F1, 所以直奔移民，不像我是J1, 学成必须回国。他们不但在英语上做了准备，我回忆起我在出国前石油部给我们请了一个美国女教师突击英语，班上不三不四的插了两个十七八岁的小孩子，我们都是四十岁左右的学者，学语言很迟钝，这两个孩子比我们灵光多了，将我们的笨突现得非常明显，搞得大家很有意见，因为这个班是为训练即将出国的学者开设的，不应有小孩子，后来打听到这两个孩子，都是江汉油田的，一个爸爸是县长，一个是公社书记，走后门将孩子放到我们班上，当时不明白为什么, 现在回忆起来恍然大悟，想必高层子弟的出国潮已经蔓延到下层，以致公社一级的干部也蠢蠢欲动，在为孩子做准备了。 

当然这个出国潮后来被邓小平的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煞了车，邓的政策有些类似当年元朝让贵族任意圈地的特权，使高干子弟可以利用特权敛财，一夜之间都暴富起来，而这就让前面来美的一些留下的高干子弟，吃了大亏了, 历尽千辛万苦,在美国留下来了，守着一个黄脸婆，每天上班在公司工作, 而他们当年没有出国的同龄朋友现在哪个不是腰缠万贯,小三二奶左搂右拥，我在北卡时有时会参加他们的PARTY, 常常听到他们酒足饭饱为自己当年的错误出国而愤愤不平, 呼天抢地,这时我感到忍俊不住。生活和生命之所以对我们这样有吸引力，不正因为它的这种不可理喻，变化无穷。

后来我与黄安林和徐进关系都到达非常信任的程度，他们开始告诉我他们来美国的真实情况了。当他们告诉我他们临别父母，父母的关嘱时，我远远的感到刀伤也在那里隐隐作痛：徐进的父亲是这样对他说的，孩子，去吧，好好念书，学一门技术，永远不要学政治，如果能够留下就留下，不能的话，记住这里还是你的家。澈心之痛，当年的委屈，溢于言表。如果文革前，我们这些普通人，被当官的用刀砍得满心都是伤痕，那么文革又让老百姓砍回去，砍得那些当官的也心凉了，现在共和国的每个人心里都有了刀伤，大家都在夜深人静时偷偷的在那里流泪。 

黄安林告诉我，她父母都是职位非常高的共产党官员，高到什么程度, 她不说，她只说文革前刘少奇，江青，邓小平，这些人家里她们都去，她叫他们家里人阿姨。我相信黄安林不是骗我的，我跟她相处，从没有感觉她是个虚荣的女孩子，有一种她们那个地位的人的高傲，但是时间太短，这种高傲还没有印澈到骨髓中去，否则她就应该属于贵族了。 一个民族的贵族是这个民族宝贵的文化财产，需要几代财力的哺育才能生成，所以至今英国，日本都保持着皇族。中国人不太懂这个道理，很多给咔嚓了。我少年时与曾国藩的后代住在一个楼里，他们那时虽然不是高官了，但是从你身边过去时，那种高贵的气势仍让人敬重。他家有一个女孩子比我小三四岁，常常坐在他家门口，脸苍白，胸部平平，瘦得像骨架子，但是架子很大，不太理人的，有一种大家闺秀的冷若冰霜。但是我走过她家门口时，她总要招呼我，显然是喜欢我，可惜我这个人情愫开窍很晚，小时候特别顽皮，喜欢捣蛋，对女孩子天生看不起，有时还要欺负人家，尤其比我岁数再小一些，我就更觉得不值得我注意了。后来到了国外，看到了她作为一个有贡献的学者在加拿大得癌症离世了，她能用四国语言交谈，在国内时是林巧稚的研究生，在国外发表了很多论文，也像林巧稚一样未婚，死时才52岁， 我看了不禁怜香惜玉起来，看着网上她生前的照片，静静地坐在沙发上，旁边卧立着一只非常漂亮的金毛大狗，一副贵族气派，那种脸上的神气，高贵，智慧，深邃， 哪能为现在追大嘴大眼睛高鼻子的妖娆明星的男人读懂。这样的女人，不要说我当时是个不谙事的小孩子，没有一定阅历和深度是无法进入她的境界的，等我发现的时候，她已经离世，一颗优美的陨星就这样从身边檫身而去，否则我一定会去续写我当年的无知。

在黄安林感到学习压力和各种其他压力的时候，她总是重复她母亲说的话，“我相信我的女儿能够走过去， 因为她是我的女儿！” 这时候我可以看到她的目光坚定，一种与她身份相应的骄傲。

黄安林告诉我，她的经济来源于香港的一对医生夫妇，50年代她的父母曾经帮助这对夫妇去了香港，他们一直未忘记这个恩情，自愿支持黄安林与她妹妹来美的经济。但是我认为也不是非常宽裕的，因为后来黄安林买了一辆破车，没有等拿到驾驶执照就迫不及待地去打工。 

也许是在中央，政策的限制比地方上要严得多，黄安林的出国准备显然比那对吉林夫妇赵XX和王XX 要差远了，地方诸侯天高皇帝远，可以大张旗鼓的为出国做准备。他们夫妻来前不但会开车，英语流利，小王说英语时连美国的音调都模仿得非常准确。 这一要归功于他们本身是英语系的本科毕业，二来他们在出国前将来中国教英语的美国教授包了，成天混在一起，英语飞速提高，当然那对美国教授是糊里糊涂的，不知道自己完全被隔离了，回国后一回忆起在中国受到的无微不至的款待，就感动到眼泪汪汪。赵的出国准备甚至考虑到了饭馆打工，当然不是做招待的接客准备，而是炒菜， 我的厨艺在来美的中国人中是一流的，但是比起小赵实在不上台面，我吃过他的炒菜，非常惊奇，他告诉我他是将一级厨师请到家里来教的。但是不管他们怎么准备， 他们来美后的学习仍然非常困难，这不是一个语言的问题，而是基础的问题，文化革命中断了十年的基本教育，这是无法突击的。他们夫妇来后，都是先去MICHIGAN 大学读 BUSINESS 硕士学位，读了半年下不去，转到LAMAR 来了。 即便像赵XX和王XX 这样国内的土皇帝，当时到美国来也是没有美元的，他们相当一部分经济来自出卖中国的古字画。被英语教授从中国带回来认为干儿子的刘XX 告诉我，他回国去，赵XX和王XX 的父母就让他带古董过来，刘不愿意，说如果海关不让带怎么办，他们说那你就扔掉。 

每次黄安林来问问功课，都到深夜才走，其实我们大部分时间都在聊天，黄也是一个杂家，除了数理化不行外，知道的事情很多，所以我们能聊起来。我们每次见面都在客厅里，我从来不领她到我的房间里去，总是坐在沙发上，我坐在三人沙发的边缘上，她坐在单人沙发上，前面有个茶几，正好为我给她写数学公式。我们长时间的深夜促膝而谈，当然那二个泰国孩子不会没有感觉，下面是发生的事情。

有一天，我将黄问的功课解析完了，就上厕所去了，等我回来时，我发现黄安林在对我诡秘的笑着，我没有理会她，继续开始我们聊天的题目，可是黄安林仍然意味深长的对我笑着，那种笑让我莫名其妙，还有些不舒服，我就问，发生什么事情啦？黄安林笑眯眯的说，你老黄可是一个规矩人，我一直这么想的，也一直这么尊敬你的，我说没有错啊，出事了吗？ 她发现我似乎真的不明白，就从她坐的单人沙发旁边拿出一本女人光屁股的杂志来，我一看就明白了，一定是那两个鬼搞的，就怒气冲冲的走到他们的房间口，用脚一踢门，他们两个人正在门缝偷看我与黄安林，我很生气，就大声训斥他们，他们说，他们听不懂我们说什么，他们急死了，觉得进展太慢了，想帮帮我的忙，我觉得秀才遇到兵，有理谈不清，只好回到黄安林那里去，给她解释，她说不用了，不用了，我怎么不知道你老黄，不像小何，我说小何怎么了？她说小何提出要跟她睡觉，被她骂了一顿。我又大吃一惊，小何是新来不久的一个大陆学生，父母是外交部的，估计是个司局长，长得嫩皮嫩肉的，有些像现在说的小鲜肉，我吃惊的是前两天他在食堂对我说黄安林太难看了，这可能是行动前欲盖弥彰的舆论准备吧，我好像又回到了中国的高风险生活，有些毛骨悚然，当然我没有将这些告诉黄安林。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