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到LAMAR 的时候，学校有一二百个台湾同学，只有一个大陆学生，后面又陆续来了几个，但最多的时候也没有超过十个，那时刚开放不久，大陆人都没有钱，虽然都是高干子弟，但手头都紧俏。
我是以访问学者去的，我想还是拿个学位回去好，将来回国有好处， 我将这个想法与导师WHITE 说了，他非常支持，他说他帮我付学费。 所以我在做研究同时，也去上课，就与台湾同学有了很多接触。
那年LAMAR拨了一大笔钱做奖学金，专门到台湾招了近二十个已经有硕士学位的人来读博士，这些人非常优秀，大部分是大学的讲师，无论学问和智力都是一流的，后来在美国我再没有机会遇到这样高智商的台湾人，才知道我遇到那批人在台湾也是卓然不群。当然这些人嫌学校差，后来大部分都转走了，那是后话，我都离开了。
两岸隔了这么久，双方都对对方很好奇，我们常常在食堂吃饭时相互交换一些信息。 一开始很谨慎， 说话时都是探索性的，往往乘周围没有人的时候，问一些敏感的问题。那时候台湾在美国的势力很大，学校里有职业学生，监视其他人的行动。倒是我没有顾虑，孤家寡人，想说什么就说什么，他们非常惊奇我的直率，什么都说，还是公费的，当他们知道我劳改过后，对我非常同情，常常问起我劳改的生活，我告诉了几个片段，他们听的时候眼睛常常红红的。
一开始，双方说话大部分都是无关紧要的问题，有时候会突然假装无意问一个问题：这些问题才是他们真正想知道的，有一个同学问我，是不是在大陆小邓（邓丽君）比老邓还受欢迎，我说大家确实非常喜欢邓丽君，他们听了恍然大悟，特别高兴，说还以为报纸造出来骗他们的，竟然还是真的。他们经常拿报纸上看到的一些消息来与我核对，尤其一些在毛泽东时期的政治迫害的问题。
我也参加他们学生会主办的一些活动，尤其是迎新会。我倒是蛮喜欢他们的这种会议式样的，没有主席台，也没有主持人，围成一个圈，谁都可以讲话，有几个组织的人，也只是站在圈中央，讲起话来比大家方便一些而已。然后，就是每个人介绍自己，我印象最深的是一个高个子的年纪比较大的念电机研究生的人，他年纪轻轻，头顶已经微秃了。他的介绍是这样的，我这次来这里发愤苦念书，什么其他事情都不干，否则太对不起我的老妈了，这次离开台湾时，我老妈给我跪下来了，求我这次一定要拿个学位回去， 光宗耀祖，否则他们再也丢不起这个人了。 我在这里求各位大哥大姐，以后我半夜敲门来问功课时，千万帮忙给我开门。后来我跟他的私人关系很好，他常来问我功课，他的商业观点很强，每问一次，都要报答我一下，或者给我带点吃的，或者领我去哪里一下，因为他有车，很方便。我告诉他不必这样，我愿意帮他，但他仍坚持。其实我蛮喜欢这个人的，直爽，又幽默。每次和他出去，他总是抄近路，从人家草地穿过去，一边穿，一边说，我们中国人现在时间有限，不能像他们那样死板。然后他补充说： 我是很爱国的，每次我被人家抓住了，如果是坏事，我就主动告诉他们我是日本人，如果是好事我就说是中国人。
后来我们愈来愈熟了，看来我已经取得他们的信任，说话就愈来愈随便了，我们也经常一起讨论一些政治观点了，这些台湾同学都不复杂，他们普遍认为大陆的根本问题是穷，他们相信只要大陆富起来了，就会像台湾一样走向民主，我当然觉得不这么简单，但是这是很难让他们明白的，所以跟他们的讨论都适可为止。
他们里面也有几个政治见解非常激烈的人，信仰三民主义到了与大陆毛泽东时期信仰共产主义的程度，一提起蒋介石父子崇拜到五体投地，就像文化革命大陆崇拜毛泽东一样，这些人一碰到我，就要宣传台湾怎么好，攻击大陆政府， 我总是听着，不太与他们辩论。我只是奇怪一件事，这些人大部分都是女同学，她们一旦崇拜一样事情的时候，非常专横跋扈，激烈，视异为仇，与我在大陆上大学时候一样，女同学总是容易走在政治风浪的尖峰上。
不过即便像我这样对洗脑不为然的人，洗脑对我也不是完全没有影响， 譬如说我怎么看就看不惯台湾的那个青天白日的太阳旗。我与一个台湾学生同宿舍的时候，他在他的床头贴了一个书本那么大的小太阳旗， 我看了特别不舒服，我倒不是因为什么两个中国的事情，我觉得那个问题对我荒唐，他们俩个政府一会儿好，一会儿打，谁当老大，谁当老二都差不多，中国还是一个，怎么能变二个。我可能是小时候看那些打国民党兵的电影受的影响，一看那个太阳旗就觉得刺眼，我就对那个同学提出来了，他对我的为人很清楚，没有往政治斗争那个方向想，就将它取掉了。
我跟台湾同学的讲话后来到了很随便的程度，我知道他们都当过兵， 看着他们一个个文弱书生的样子，我觉得他们要是跟中国解放军打起来，那就是要被屠宰。我真的很同情他们，不忍心看着他们被杀，就跟他们说，要是与大陆打仗了，你们千万别认真，赶紧逃。这是不能打的，你们不是跟我这样的人打，你们要跟大陆的农民打，那些人在文革中，走资派出钱给双倍工分，他们就拿着刀，冲上去，见人就砍，你们有这个胆量吗，现在给你一把刀，你敢砍我吗？ 他们想想不能，非常诚恳的谢谢我告诉他们这些肺腑之言，说他们记住我的话了，一点也没有怀疑我这是蛊惑他们军心的话。
他们也告诉我很多台湾不好的事情， 尤其是弄虚作假的事情，我在台湾的罐头里吃到鹌鹑蛋时，他们就告诉我是假的，他们说台湾人专门会做假，我印象最深的是关于他们有个大名鼎鼎的托福补习班，好像是叫光华补习，他们告诉我他们考托福，GRE 全靠这个补习班，关键是考试的那一天，他们全待在补习班里，光华派出了多个英文高手到美国去，参加那里的考试，每个人的任务就是各记住几个题目，然后连夜用电传送回台湾，光华那天夜里彻夜不眠，另外有高手立即解题，在那里的学生马上强记答案。所以参加光华没有考试考不过去的。后来美国发现了这个漏洞，就改成台湾第一个考试。我听了这些事，倒也没有什么大惊小怪的，一种似乎早就熟悉了的感觉，真是同文同宗啊，感到我们之间更接近了。所以大陆说的两岸血熔于水，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
但是台湾学生留学美国有一个很好的传统，他们来了后，不管家境贫富，都去饭馆打工，训练一种独立精神，不知现在来的台湾学生还有没有保留这个好传统。
我在LAMAR 待了二年，按照规定就要回去了，其实我当时已经被TEXAS A&M 接受念博士了，我左右考虑还是按规定回去吧，免得引起不必要的怀疑。 回去前，我想到应该给我家里人买些东西。我没有车，每次买东西就请台湾同学带我到MALL 去。有一次在一个服装商店里看到小女孩穿的连衣裙，我想我走时女儿二岁，现在四五岁了，一定很高了，穿着这件裙子简直像个小公主，我反复看这个裙子，下不了决心买，因为太贵了，后来我将这件事忘记了。
在我快要离开美国的时候发生了两件事。
一天晚上我在宿舍看书，那个拉我去MALL 的姓杨的同学来了，他走进我宿舍，神色有些紧张，问我出去不出去，我说不，他又问我，会有人来吗，我说不会，他说他有一样东西要给我，说着就走了。过了几分钟，他来了，带来一个装潢非常漂亮的盒子，里面有两件小女孩的公主裙， 我感动得难以说话，就要给他钱，他很严肃的说，不能，不能，然后紧张的看看门，说清你收好，不要让别人知道，我走了。我记得他在台湾是清华大学的一个讲师，其他一无所知。
还有一天，也是晚上，来了一个台湾同学，带来一小瓶酒，他说， 他知道我要走了，知道我非常简朴，从来不喝酒，但是临别了，他想送我这瓶酒，他说这是非常名贵的法国酒，叫我千万别送人，要自己喝，在中国的家中喝。我因为实在不会喝酒，觉得喝了也是浪费，后来还是送人了。
啊，我在LAMAR 的那些日子啊，那时我正当壮年，四十岁左右，现在我已白发苍苍，可是回首想起这些事仍历历在目.
我是以访问学者去的，我想还是拿个学位回去好，将来回国有好处， 我将这个想法与导师WHITE 说了，他非常支持，他说他帮我付学费。 所以我在做研究同时，也去上课，就与台湾同学有了很多接触。
那年LAMAR拨了一大笔钱做奖学金，专门到台湾招了近二十个已经有硕士学位的人来读博士，这些人非常优秀，大部分是大学的讲师，无论学问和智力都是一流的，后来在美国我再没有机会遇到这样高智商的台湾人，才知道我遇到那批人在台湾也是卓然不群。当然这些人嫌学校差，后来大部分都转走了，那是后话，我都离开了。
两岸隔了这么久，双方都对对方很好奇，我们常常在食堂吃饭时相互交换一些信息。 一开始很谨慎， 说话时都是探索性的，往往乘周围没有人的时候，问一些敏感的问题。那时候台湾在美国的势力很大，学校里有职业学生，监视其他人的行动。倒是我没有顾虑，孤家寡人，想说什么就说什么，他们非常惊奇我的直率，什么都说，还是公费的，当他们知道我劳改过后，对我非常同情，常常问起我劳改的生活，我告诉了几个片段，他们听的时候眼睛常常红红的。
一开始，双方说话大部分都是无关紧要的问题，有时候会突然假装无意问一个问题：这些问题才是他们真正想知道的，有一个同学问我，是不是在大陆小邓（邓丽君）比老邓还受欢迎，我说大家确实非常喜欢邓丽君，他们听了恍然大悟，特别高兴，说还以为报纸造出来骗他们的，竟然还是真的。他们经常拿报纸上看到的一些消息来与我核对，尤其一些在毛泽东时期的政治迫害的问题。
我也参加他们学生会主办的一些活动，尤其是迎新会。我倒是蛮喜欢他们的这种会议式样的，没有主席台，也没有主持人，围成一个圈，谁都可以讲话，有几个组织的人，也只是站在圈中央，讲起话来比大家方便一些而已。然后，就是每个人介绍自己，我印象最深的是一个高个子的年纪比较大的念电机研究生的人，他年纪轻轻，头顶已经微秃了。他的介绍是这样的，我这次来这里发愤苦念书，什么其他事情都不干，否则太对不起我的老妈了，这次离开台湾时，我老妈给我跪下来了，求我这次一定要拿个学位回去， 光宗耀祖，否则他们再也丢不起这个人了。 我在这里求各位大哥大姐，以后我半夜敲门来问功课时，千万帮忙给我开门。后来我跟他的私人关系很好，他常来问我功课，他的商业观点很强，每问一次，都要报答我一下，或者给我带点吃的，或者领我去哪里一下，因为他有车，很方便。我告诉他不必这样，我愿意帮他，但他仍坚持。其实我蛮喜欢这个人的，直爽，又幽默。每次和他出去，他总是抄近路，从人家草地穿过去，一边穿，一边说，我们中国人现在时间有限，不能像他们那样死板。然后他补充说： 我是很爱国的，每次我被人家抓住了，如果是坏事，我就主动告诉他们我是日本人，如果是好事我就说是中国人。
后来我们愈来愈熟了，看来我已经取得他们的信任，说话就愈来愈随便了，我们也经常一起讨论一些政治观点了，这些台湾同学都不复杂，他们普遍认为大陆的根本问题是穷，他们相信只要大陆富起来了，就会像台湾一样走向民主，我当然觉得不这么简单，但是这是很难让他们明白的，所以跟他们的讨论都适可为止。
他们里面也有几个政治见解非常激烈的人，信仰三民主义到了与大陆毛泽东时期信仰共产主义的程度，一提起蒋介石父子崇拜到五体投地，就像文化革命大陆崇拜毛泽东一样，这些人一碰到我，就要宣传台湾怎么好，攻击大陆政府， 我总是听着，不太与他们辩论。我只是奇怪一件事，这些人大部分都是女同学，她们一旦崇拜一样事情的时候，非常专横跋扈，激烈，视异为仇，与我在大陆上大学时候一样，女同学总是容易走在政治风浪的尖峰上。
不过即便像我这样对洗脑不为然的人，洗脑对我也不是完全没有影响， 譬如说我怎么看就看不惯台湾的那个青天白日的太阳旗。我与一个台湾学生同宿舍的时候，他在他的床头贴了一个书本那么大的小太阳旗， 我看了特别不舒服，我倒不是因为什么两个中国的事情，我觉得那个问题对我荒唐，他们俩个政府一会儿好，一会儿打，谁当老大，谁当老二都差不多，中国还是一个，怎么能变二个。我可能是小时候看那些打国民党兵的电影受的影响，一看那个太阳旗就觉得刺眼，我就对那个同学提出来了，他对我的为人很清楚，没有往政治斗争那个方向想，就将它取掉了。
我跟台湾同学的讲话后来到了很随便的程度，我知道他们都当过兵， 看着他们一个个文弱书生的样子，我觉得他们要是跟中国解放军打起来，那就是要被屠宰。我真的很同情他们，不忍心看着他们被杀，就跟他们说，要是与大陆打仗了，你们千万别认真，赶紧逃。这是不能打的，你们不是跟我这样的人打，你们要跟大陆的农民打，那些人在文革中，走资派出钱给双倍工分，他们就拿着刀，冲上去，见人就砍，你们有这个胆量吗，现在给你一把刀，你敢砍我吗？ 他们想想不能，非常诚恳的谢谢我告诉他们这些肺腑之言，说他们记住我的话了，一点也没有怀疑我这是蛊惑他们军心的话。
他们也告诉我很多台湾不好的事情， 尤其是弄虚作假的事情，我在台湾的罐头里吃到鹌鹑蛋时，他们就告诉我是假的，他们说台湾人专门会做假，我印象最深的是关于他们有个大名鼎鼎的托福补习班，好像是叫光华补习，他们告诉我他们考托福，GRE 全靠这个补习班，关键是考试的那一天，他们全待在补习班里，光华派出了多个英文高手到美国去，参加那里的考试，每个人的任务就是各记住几个题目，然后连夜用电传送回台湾，光华那天夜里彻夜不眠，另外有高手立即解题，在那里的学生马上强记答案。所以参加光华没有考试考不过去的。后来美国发现了这个漏洞，就改成台湾第一个考试。我听了这些事，倒也没有什么大惊小怪的，一种似乎早就熟悉了的感觉，真是同文同宗啊，感到我们之间更接近了。所以大陆说的两岸血熔于水，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
但是台湾学生留学美国有一个很好的传统，他们来了后，不管家境贫富，都去饭馆打工，训练一种独立精神，不知现在来的台湾学生还有没有保留这个好传统。
我在LAMAR 待了二年，按照规定就要回去了，其实我当时已经被TEXAS A&M 接受念博士了，我左右考虑还是按规定回去吧，免得引起不必要的怀疑。 回去前，我想到应该给我家里人买些东西。我没有车，每次买东西就请台湾同学带我到MALL 去。有一次在一个服装商店里看到小女孩穿的连衣裙，我想我走时女儿二岁，现在四五岁了，一定很高了，穿着这件裙子简直像个小公主，我反复看这个裙子，下不了决心买，因为太贵了，后来我将这件事忘记了。
在我快要离开美国的时候发生了两件事。
一天晚上我在宿舍看书，那个拉我去MALL 的姓杨的同学来了，他走进我宿舍，神色有些紧张，问我出去不出去，我说不，他又问我，会有人来吗，我说不会，他说他有一样东西要给我，说着就走了。过了几分钟，他来了，带来一个装潢非常漂亮的盒子，里面有两件小女孩的公主裙， 我感动得难以说话，就要给他钱，他很严肃的说，不能，不能，然后紧张的看看门，说清你收好，不要让别人知道，我走了。我记得他在台湾是清华大学的一个讲师，其他一无所知。
还有一天，也是晚上，来了一个台湾同学，带来一小瓶酒，他说， 他知道我要走了，知道我非常简朴，从来不喝酒，但是临别了，他想送我这瓶酒，他说这是非常名贵的法国酒，叫我千万别送人，要自己喝，在中国的家中喝。我因为实在不会喝酒，觉得喝了也是浪费，后来还是送人了。
啊，我在LAMAR 的那些日子啊，那时我正当壮年，四十岁左右，现在我已白发苍苍，可是回首想起这些事仍历历在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