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汉年在南京会见了汪精卫一事，蒋帮国府和社会是如何知道了的呢？
从国民党一方的资料看，根据1943年10月7日林蔚(待从室第一处主任，蒋介石军事方面的大管家)给蒋中正的调查报告《呈复奸伪潘汉年与敌伪勾结情形》：
“潘汉年在上海曾任十八集团(军)上海办事处主任，上海沦陷后仍潜伏于上海活动，据江苏调流室本年三月十三日报称，南京伪方高级人员传出消息，谓中共曾派潘汉年未宁洽谈一次，内容结果汪精卫密不宣布” (亦可参看维基百科 潘汉年条目)。
由此可推断，潘汉年到南京会见汪精卫的时间一定不迟于1943年3月13日，准确的时间大约在此前一、两天左右，其判定基于如下一则史料：
潘汉年作为中共的名人早为各方面的情报人员所熟识，就在他会见汪精卫的时候，奉戴笠密令潜伏在汪伪军政部内的特工鲍文沛(黄埔军校十期生，重庆军统局副处长)与其当场打了个照面。当晚鲍文沛即迫不及待地将电报发往重庆，使蒋介石和戴笠知道了这次汪、潘会见。
1943年9月5日，毛庆祥 (侍从室机要组中将组长，统管党、政、军、特机要工作)呈给蔣中正的报告：“敌方(日本)极力献媚苏俄，企图完成联俄联共政策，尤其希望在中国联络共产军牵制国军作战之兵力，现汪精卫正替日本拉拢八路军毛泽东代表，而潘汉年早与汪伪正式谈判妥协，且由汪伪介绍潘汉年与日军领袖见面，东条认为此举是与东军联俄互相配合之行动，但驻南京之日军总司令长官畑俊六大将则坚持反对联合。
国民党高层及情报机构对时局和各方的上述判断可能包含极大的主观因素甚至怀有偏见，但是，作为情报机构给最高统帅的综合报告，其基本情况应该不会面壁虚构，“由汪伪介绍潘汉年与日军领袖见面”之事或许不全是捕风捉影。此后，国民党对中共的公开指责大概围绕此论调的口径。
另一件有趣的事情是，潘汉年和汪精卫的会面不仅让国民党特工吃惊，大概也让中共方面的地下人员吃惊不小。就在国民党特工发现潘汉年与汪精卫见面的同时，中共安插在汪伪政权中的内线也获知了这个消息，继而立即通报给中共上海地下党负责人刘长胜(曾任华中局城工部部长)。刘长胜感觉兹事体大，遂电告华中局。当时的华中局负责人饶漱石得知消息，未等潘汉年返回核实情况，即与曾山(华中局组织部长，曾授权代表新四军与日军秘密接触)连署致电延安的中共中央，说得到潘汉年在南京与汪精卫会面消息。也就是说，中共中央在国民党方面公开潘汉年和汪精卫见面的消息之前，便从中共自己的情报网及时知道了这个情况。【？？？】
鲍家三兄弟 汪潘目击者
1939年，鲍文越（保定军校二期步科生，辽宁省凤城县人，满族）因忌恨蒋介石无端扣押张学良（张、鲍两家有姻亲关系）而以国民政府参谋本部次长及军委会办公厅中将副主任身份投靠汪伪，旋即受到汪伪重用，被汪委为伪陆军部长。后汪又让他千方百计搜罗汉奸部队，以作为投靠汪伪的政治资本。
“七·七事变”后，鲍文越深知原东北军在平津一带溃散滞留的散兵游勇不少，于是，他从南京亲来华北地区进行搜罗，仅几个月时间，他就网罗了各色武装近一个师。汪精卫对此大喜过望，大加褒扬。后汪听说鲍文越还有两个弟弟（二弟鲍文震、三弟鲍文沛）也很能干，遂亲自找鲍谈话，要鲍通知两个弟弟速来南京做官。
鲍文沛（黄埔军校十期生，重庆军统局副处长）正奉戴笠密令准备潜来南京，企图策反鲍文越回归重庆。经秘密请示戴笠，戴同意鲍文沛潜伏在汪伪军政部内，伺机为军统局做情报工作。
1943年春天，汪伪情报头子李士群，利用与潘汉年一个特殊的“约会”场合，将潘引到汪精卫在新街口附近的官邸。那天，别有心计的汪精卫在李、潘未到之前，故意安排鲍氏三兄弟在汪的客厅内与汪及其子共吃早茶。就在潘与李士群登梯上楼时，汪示意儿子避到其他房间，然后起身迎接潘汉年及李士群。汪精卫与潘汉年握过手后，又将一旁的鲍氏三兄弟一一介绍给潘汉年。由于见面唐突，互不知底细，搞得鲍氏三兄弟十分尴尬。互相寒暄几句后遂借口有客人便告辞离席下了楼。
【汪与鲍氏三兄弟在汪居所的客厅共吃早茶，而且特意安排，存疑！！！】
据鲍文震先生说，那天，潘汉年与李士群及汪精卫在大客厅隔壁的小客厅交谈。潘汉年带着一脸的茫然，在李士群陪同下下楼离去，汪精卫送到楼梯口。他握着潘汉年的手说，希望再见到潘先生。
对于潘汉年阴差阳错的突然误见汪精卫，出于潘汉年的特殊身份与所处地位，无论如何也难逃鲍文沛那双职业特工鹰犬般的眼睛，他很快通过安插于汪精卫官邸中的佣人、茶役、勤务兵、传达等特工眼线，摸清了汪精卫、潘汉年、李士群等人交谈的内容。当晚鲍文沛即迫不及待地将电报发往重庆，使蒋介石和戴笠知道了这次汪、潘误见。
蒋介石得此秘报，如获至宝。他迫不及待地以新闻方式公布于世，指责中共与汪伪勾结。
【看来，汪是与鲍家三兄弟吃早茶，故意拉潘汉年入室，故意显摆，故意舆论， 故意告知蒋帮和世人，如此，汪把潘耍了个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