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7 芳邻赵跃进
海伦送来的全部家具不过是一张大床，一张小床，说是床，其实连床头都没有，就是几根简单的角铁架子支撑着个床垫。海伦还帮他们代买了床单枕头等床上用品，还有一大两小三个布沙发，和一套很简单的早餐桌椅，外加一套六件组合在一起的大柜子。沙发和柜子明显是旧的。除此之外，还有些厨房用的杯盘之类的东西，也是旧的。这些东西在商店里，就算是新的，加在一起也不会超过两千美元。可是余争鸣手里拿的账单上竟然写着7,000美元，其中包括1,500 美元的咨询费。
“什么咨询费？”余争鸣问。
“那天晚上，我在你家和你聊了三个小时，每小时收费是500美元。”海伦回答。
“这个沙发要三千多？看起来像是旧的？商店里这种面料的沙发四百美元也不值啊。柜子也是旧的。”余争鸣无力地争辩说。
“你要的高靠背不是标准尺寸，买不到，这的确是旧沙发改制的，可这是专门为你定做的，花了很多人工。面料也是照你指定的，专门为你买的。定制的东西当然比商店里贵些。柜子虽然是旧的，可是按照你的要求，有好多抽屉，而且这是橡木的，能用很多年，搽点家具油看上去很棒。”海伦微笑着，不紧不慢地说道。
“这些餐具也都是旧的，沙发上这个垫子也是旧的。”肖雨禾在一旁忍不住了。
海伦继续微笑着说：“床单是新的，你看这个小床的床单，图案上的这个印第安女孩是迪斯尼最新的动画片，你女儿一定喜欢。餐具的确有些旧，不过瓷器无所谓新旧。这可是两整套餐具。大小盘子，杯子，每样都是十五件以上，而且是很好的牌子。这种图案曾经很流行，现在你们已经找不到了。如果到商店去买类似款式的新餐具，没一千美元拿不下来。那套早餐桌和四把椅子是新的，等你们将来买了房子，这套餐桌可以放在早餐厅里，你们可以再买一套正餐家具。”
余争鸣和肖雨禾都听傻了，他们还以为苏珊带这个老太太来是友情帮忙的，想不到她是职业的居家设计师，是专门按照客户的要求来设计家具和家饰用品的。老太太海伦的确是提供了非常好的服务，刚才还是空荡荡的公寓，一下子就像模像样的了，厨房用具也都配齐了，这给他们解决了大问题。可是这些家什里，旧东西占了一大半，而且还那么贵。余争鸣肠子都悔青了，他哪里知道自己前一天晚上随便瞎聊，竟然就是下了订单。那些个东拉西扯都是钱啊。现在的问题是，他们一时怎么能拿出这么多钱来？7,000美金可不是个小数目。
万般无奈，余争鸣只好赶紧给约翰打电话讨教。约翰一听也愣了，他没想到苏珊好心，竟然做了这么一件荒唐事。没有办法，他只好帮着余争鸣和海伦讨价还价。海伦始终是面带着微笑，可是一分钱都不肯让。幸好公司给的搬家费还剩一些，余争鸣又加上自己刚刚领到的工资，勉强凑够了钱给了海伦。
肖雨禾倒是不怨苏珊，人家是好心帮忙，苏珊也不知道海伦是这样收费的。不过后来慢慢过起了日子，她和余争鸣才体会到，海伦帮着买的这几件家具不仅颜色协调，而且质量的确不错，他们用了很多年头。尤其是那套旧餐具，肖雨禾非常喜欢，她没见过釉质如此精细，图案又如此别致的盘子，用了二十年，她都不舍得换掉。只是当时那种捉襟见肘的情景，如此昂贵的价格，让他们多少年都不能忘记。
周六晚上，赵跃进带着丈夫魏军和不满十岁的儿子魏晓波，来到余争鸣家，想彼此热络一下。大家都是从北京出来的，说起京城的好些地方和事情，都能对得上话，因此很聊得来。魏晓波比余青青小一岁，还在上五年级，而且也会说中文。两个孩子很快就玩到了一起。
魏军个子不高，稍胖，圆脸，天生一副弥勒佛的表情，人很随和。他像很多北京人一样健谈，说话调门儿高，并不时夹着的笑声，声音听起来有点尖。魏军曾是北京一所著名大学77级的高材生，在国内拿到博士学位，1988年来美国，在北方某个州的大学里做公费访问学者。访问学者的签证期限是六个月，但他不想那么快回国，为了在美国多呆几年，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向学校申请再读一个博士学位，把公派签证换了学生签证。1989年初，魏军的妻子和儿子以短期探亲的名义也来到了美国。
魏军笑着说：“我们当时并不知道未来是什么，也没想过要永远留在美国，只是想尽量多呆点时间，呆不下去了就回国。不过说实话，我的潜意识里，还是很希望能留在美国。以前在北京，看见长安街上飞跑的轿车里坐满了外国人，我当时就想，当外国人真他妈好！”他哈哈一笑，推推鼻梁上的金丝眼镜，接着说：“到了这里，看见人家的生活水平，才知道我们差得有多远，就更想当‘外国人’了。不过我们从来没有妄想过绿卡之类的事，只想多呆一天是一天。我们周围的同学大概都是这么想的。没想到,可望而不可及的绿卡突然从天而降。我记得很清楚，九二年，美国政府公布了一个法案，允许1990年4月11日之前来美的所有中国大陆人，不管什么途径来的，都自动地变为美国永久居民。这个法案帮了我们的大忙，我们这批人都顺利地拿到了美国政府专门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颁发的绿卡，至少我认识的人那次全都拿了绿卡。”
魏军说他现在第二个博士学位也拿到了。可是找工作很不顺利。他导师人很好，推荐他到休斯顿大学继续做博士后。他便举家迁到休斯顿。在新导师的实验室里一边做研究一边找工作。
魏军说话时，赵跃进已经帮肖雨禾把两杯茶端进客厅，分别放在余争鸣和魏军的面前，然后又回厨房，端起自己的那杯，看见肖雨禾在为客人准备水果盘，她感叹说：“看你买的这些水果，好新鲜！老魏当学生的那几年，我们吃的都是快要过期的食品。商店里快要过期的食品减价处理，有人去买一大堆会来，分给大家，我们住在一起的留学生都是这么过的，我那时候很少自己去超市买东西的。”
她转回厅里，开始打量屋子，啧啧称道：“你们才来美国，就住这样的公寓，这么快就连家具都配齐了，真是太幸运了。我刚来的时候，我们学生都住在地下室。厨房地毯脏得都看不出来原来的颜色了，一踩直冒油，全是中国学生做饭给弄的。当学生家属好辛苦，八九年我来美国的时候，还没下飞机，老魏就给我联系好了去打工的餐馆。我们这些陪读的，都是一下飞机就直奔餐馆打工。没办法，当学生实在是缺钱。哪像你，都来美国一个多月了，还没打过工吧？多幸福啊。”
肖雨禾笑着说：“你那会儿叫八十年代，现在是九十年代了，在进步嘛。”
赵跃进中等个子,身材圆滚滚的，有点胖，却不臃肿，一双大眼睛总是带着笑意，脸上表情很生动。她笑着说：“是啊，看看我们这身衣裳，都还是出国时带出来的，是中国八十年代的款式了。出来这些年，我们都没买过什么衣服。”
听见这话，肖雨禾不禁回头扫了魏军一眼，果然看见他身上的确良衬衣，还有脚上的尼龙袜子。
魏军显然不关心赵跃进在说什么，他继续跟余争鸣谈他前些年当学生的事。赵跃进听了几句，插话进来：“那时候，他们读博士的人还可以从导师那里拿些津贴，而我们学生家属就惨了，探亲签证是不能打工的，我们打的那叫黑工。如果有检查的人来，老板一个眼色，我们就得赶紧从后门溜出去。要是被人抓住，不仅要罚老板的款，我们还要被遣送回国。我洗过盘子，在中国人的小旅店里打扫过房间，看过孩子，还给人家遛过狗。不过我和其他打黑工的留学生家属一样，不仅不后悔，而且还很快乐。要知道出国前，我的工资每个月才一百多块人民币。在美国，尽管是打黑工，我半天就能挣到这些钱。我觉得在美国，只要努力工作，就可以挣更多钱。而当时在国内，不管你怎么努力，每个月的工资也不会多一分钱。再说，美国大环境比国内好多了，电视剧里总说餐馆老板如何如何坏，可我遇到的饭店老板还有其他人，对留学生家属都很帮忙。真的，我当时还真觉得挺温暖的，所以我们那群学生家属都很喜欢美国。至于将来怎么样，我们不去想，想也没有用。大家一起聊天，都认为应该尽量多打点工，多挣点钱，就算呆不下去，带着钱回国也不错啊。”
“你现在又说人家的好话，那时候你不是还抱怨别人叫你‘魏太’”魏军在旁边笑着插了一句。
赵跃进也笑了，她对肖雨禾解释说：“有一次，我在一家香港人的餐馆里打工，听不懂老板娘的广东话，老板娘居然笑话我，‘哎哟，不会说广东话，怎么敢来美国啊？’我当时心里真想叫她们井底蛙，这么大的中国，说广东话的才有几人。老板姓叶，大家都叫老板娘‘叶太’，当她们知道我老公姓魏，就叫我‘魏太’，我听着浑身起鸡皮。”说着双手抱在胸前，在两个胳膊上搓起来，好像鸡皮又起来了。
学化工的肖雨禾脑子里浮现出“液态”两个字，不由得笑出了声。赵跃进继续说：“我坚决地抵制，请她们一定叫我的名字，赵跃进。”说着，她也忍不住哈哈笑起来，又补充一句：“那个老板娘是刻薄了点，不过想想，一家人全靠那个小餐馆或着，真的也不容易。人家肯用我这个一句广东话都听不懂的人，就算不错了。”
赵跃进想了想又说：“偶尔我也会有点遗憾，在美国，我的专业优势没有了。我也是77级的，外语学院毕业，一直在大学里当英语老师。那时候我真的很有优越感，觉得自己可牛了。”她笑了，又有些自嘲地接着说：“到了美国，那种大学教师的优越感消失得干干净净。在这里，但凡是个人，英文就比我好。三岁孩子的口音都比我标准，当时我真是觉得自己变成了一个没有用的人，除了遛狗还能干什么？”
她嗑着自己带过来的瓜子，继续对肖雨禾述说过去几年的经历：“再说，当时没有工作签证，就是想干别的，也没可能啊。拿到绿卡后，我才看到了新的希望，决定要重新开始。我仔细考虑过，我虽然没有理工科基础，但是英语不差，可以学教育学，将来努把力拿个教师执照。当老师那可是我的长项，我在国内还拿过优秀教师奖呢。只要有了学位，找个中小学教师的工作还是有可能的。所以，我就在魏军他们学校里，一边打工一边上些课，辛苦了这些年，功夫不负有心人，终于拿了一个教育学硕士学位。搬到休斯顿后，我送出去好多简历，前几个星期才刚刚找到第一份正式工作。为了工作方便，也为了波波能有个好学区上学，我们选中了这家公寓。”
“你现在是老师了？”肖雨禾问，眼神里流露出羡慕。
“我的‘职称’是老师，可我的课堂不在教室里。我要一家一家地到残疾孩子家里去上课。”赵跃进说。
“到别人家里给残疾孩子上课？”肖雨禾很好奇。
赵跃进有点得意，也有人对她的“事业”感兴趣了，她说：“在美国，从五岁到二十一岁的残疾人和正常孩子一样是免费上学的。但是五岁以下和二十一岁以上的残疾人，联邦政府就不管了，由各州政府自己处理。我们公司就是州政府资助的，专门照顾残疾人。我的工作是教二到三岁的残疾孩子。我‘班’里有二十几个孩子，多数是智障。我的工作呢，就是每周访问每个孩子一次，所以我每天都要开着车，从一个孩子家跑到另一个孩子家，一天要访问五六个孩子家，每个孩子一小时。”
“那你不是很多时间都在路上？”肖雨禾问。
“是啊，不过孩子们的家都在这一带，不是很远，我家只有一辆皮卡。我每天要先开车把魏军送到学校，再开着车一家一家访问学生。”
“两三岁的年龄，就是正常孩子也学不了什么，何况是弱智儿童，你教他们什么呀？”肖雨禾的好奇心被勾起来。
“我带着一个大包，所谓上课，就是从我的包里掏出我带来的玩具，逗孩子玩玩。通常听听家长的汇报，比如孩子这周又学会一两句话了，会走路了等等。然后再回答家长一些问题，比如对这种智障儿童，用什么方式教育会更好一点。换句话说，就是把我学到的教育特殊儿童的知识传授给家长们。一般下午不到四点，课就结束了，我再到大学去接魏军回家。你们别小看这份工作，教育这些孩子比教育普通孩子的要求高，我比别人多上了好几门课，才拿到的特殊教育执照。”赵跃进有些骄傲地说。
魏军在旁边插嘴说：“你就再努力地教，他们也成不了正常孩子，我看美国政府就是浪费钱。”
赵跃进不理丈夫，继续对肖雨禾说: “你不知道，在美国，那些残障孩子的家长权利可大了。他们可以要求政府专门派一个老师照顾他的孩子，所以政府养一个残障孩子的费用很高，是供一个正常孩子上学的不知多少倍。”
“以现在的医疗技术，孩子出生前就应该知道是不是有问题，孩子有残障就不要生出来嘛。”肖雨禾说。
赵跃进说: “据我所知，美国有些州的法律是不允许人工流产的，德州是允许的。大概是宗教的原因吧，好些孕妇明明知道胎儿有问题，还是坚持要生出来。”
她又补充道：“我现在的执照只能教五岁以下的孩子。不过公司同意我继续去上学，还给付学费，等我再拿一个特殊教育执照，就可以教大人了。只是那些课都排在业余时间，所以我现在晚饭后还要赶着去上课，每周两次，到家都已经是晚上九点钟了。但愿拿到执照后，能调到照顾成年残疾人的部门去，就不用这么辛苦了。”
“成年残疾人怎么照顾？” 肖雨禾一副打破砂锅问到底的劲头儿。
赵跃进脸上还是笑盈盈的，说：“要非常耐心，根据不同的情况，教给他们一些生活技能。比如教一个弱智的人扫地或者洗衣服，带他到医院里，教他在固定的两条走廊扫地或在洗衣房洗衣服，几天以后他学会了，医院就可以雇他来扫那两条走廊或者洗衣服。这样他就可以养活自己了。”
“美国政府在这方面还真是仁义。” 肖雨禾感叹地说。
“都是纳税人的钱啊，不过比用来打仗强点。” 魏军插进来说。
谈起所学的专业，肖雨禾口气里无比羡慕，对赵跃进说：“你学英文多好啊，你就没有语言障碍了。不像我，大学里我的专业外语是日语，现在好了，日语还给老师了，英语是自己学的，根本不够用。到这里又聋又哑，连电视都看不懂。要是有个地方学英语就好了。”
“对面教堂里就有免费的英语班。在美国，不会说英语的外国人太多了，所以很多教堂都办免费英语班。另外，电视新闻讲话太快，你一时跟不上，看些简单的电影，有趣又能帮你提高听力。你没车，走不远，公寓大门口斜对面有家店，里面出租录像带，一美元一盒。你要是闷了，也可以租来看。” 赵跃进说。
“是吗！？”肖雨禾的眼里放出光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