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年12月25日晚，《咱们的领袖毛泽东》《军民大生产》《翻身道情》《工农齐武装》《山丹丹开花红艳艳》等“陕甘五首民歌联唱”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这些久违的旋律一经电波传送，很快就在听众中引起了红色情感的震动。
“山丹丹开花哟红艳艳,咱们中央那个红军到陕北……”站在清凉山上，远处传来熟悉的旋律。陕北人爱山丹丹，唱山丹丹，因为火红的山丹丹象征着陕北人共同的情感和性格。
1971年初，时任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在某场合中说过一段话，大意是：革命老根据地的歌曲很好嘛，陕北民歌也很好嘛！当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部的编辑们极其锐敏，有人就提出建议应该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50周年的时候组织艺术家改编几首陕北民歌在全国播放，理由是，作为红色革命根据地，陕北民歌自然具有革命的属性。
“五首陕甘革命民歌”的出现并非易事。“经多次呼吁，再加上编播人员的提议，最终获得了中央广播事业局军管会的批准（还有一说是周总理批准的），到延安征集和改编革命民歌。”当年担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部采录组组长的王敬之在《人民日报》(2006年8月5日第8版)上发表的《改编记事》一文中，详细记录了歌曲创作、录制、播放的前前后后。
整理和改编这些歌曲也非一帆风顺。1971年3月中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第一次派人到陕西，准备委托陕西省委宣传部、文化局出面组织人员整理、改编出几首红色革命民歌。然而，此时陕西文艺界的专家学者基本都被打成“走资派”或“反动学术权威”,在“牛棚”里关押或在农场中“劳改”,协商创作歌曲的事宜没有获得预期结果。“他们不得不空手而归，据说二人是含着眼泪离开西安返京的。”原陕西人民广播电台的高级记者、《陕甘宁边区五首革命民歌》创作参与者冯福宽回忆说。
随后，王敬之(当年一野文工团演员)和音乐编辑王惊涛两人又带着中央广播事业局军管会的公函重赴陕西，于1971年5月22日到达西安。他们再次找到省委宣传部，协商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直接委托有关人员整理、改编民歌。“在陕西省广播局领导和陕西省歌舞剧院的帮助下，陕西专门成立了一个领导小组，点名要作曲家、前陕西省的音协（时称中国音协西安分会）主席关鹤岩和刘烽，词作家徐锁、陕西省电台的冯福宽组成征集和改编陕甘宁边区革命歌曲的小组。由陕西省广播局副局长边春光任组长。”当提到这“五首革命歌曲”时，70多岁的冯福宽老人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显得很激动，“接着，在边春光组长的带领下，大家来到延安住进了‘一招交际处’（延安交际宾馆）进行改编创作，作曲家关鹤岩作为小组的业务组长，负责歌曲改编创作的具体工作。”
此前，关鹤岩正在陕西省泾阳县永乐店杨梧“五七”干校劳动，得到消息后，欣然接受这次特别的创作任务。
在延安，作家李若冰、曲作家梁文达也加入了创作组，组成了10个人的创作班子。陕西人民广播电台文艺部冯福宽、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部王惊涛两人负责组织协商事宜。
到延安的第一天，创作组的成员们就去访问了为毛主席代耕的劳模——杨步浩；参观了延安革命博物馆，并得到了延安文化馆的全力帮助，提供了各种曾经流行于陕甘宁边区的民歌资料，供小组选择。
“借歌写歌”编词过程极富戏剧性
当时推行的是“领导出题目，群众出生活，专家出技巧”的创作方法。创作组在原流传于陕甘宁边区的几首歌颂毛泽东的民歌基础上，改词或填词形成《咱们领袖毛泽东》《军民大生产》《翻身道情》和《工农齐武装》等4首歌曲。
在改编4首民歌的同时，业务组长关鹤岩根据大家建议提出，应增加一首反映中央红军和毛主席到达陕北这一伟大革命转折时期的民歌。经反复商讨后，确定选用由剧作家安全作词、作曲家航海编曲的《跟上共产党把革命闹》和由魏风根据陇东民歌《女儿担水》填词的《永远跟着毛主席》两首作品为素材，编写第5首歌曲。
《山丹丹花开红艳艳》的编词过程极富戏剧性。在延安交际宾馆，歌词执笔人徐锁在院子里找到“灵感”后，飞快地跑进窑洞说：“这样开始！这样开始。”接着便哼出一句：“一道道山来一道道水，咱们中央红军到陕北。大家异口同声得说：“好！”这个头确实开得好，既符合陕北“信天游”的结构特点，又恰到好处地表现了中央工农红军经过千山万水到达陕北根据地的生活现实。随后，大家你一言我一句，“一杆杆红旗一杆杆枪，咱们的队伍势力壮”“千家万户把门开，快把咱亲人迎进来”等歌词顺利应接下去。然而，就在歌词要收尾时，创作组的人先后试过了“红似火”“火样红”“满山红”等，“但都觉得一般，不满意。这时，关鹤岩开了口：“就用‘红艳艳’吧！”“红艳艳”一出，大家都拍手叫好，它不仅和前两句押韵，而且“比前面所有的词都生动，都新鲜”。
歌词最后一段是“满天乌云风吹散，毛主席来了亮了天。”虽然在陕北民歌中有“白天盼来黑夜里盼，中央来啦亮了天”的句子，创作组成员仍觉得“亮了天”不够确切，因为这儿早已解放，已经是人民的天下，只是遇到了严重危机。所以，改成了“晴了天”。
歌词完成之后，刘烽等人使用陕北民歌和甘肃民歌的素材开始编曲。一首是陕北信天游《当红军的哥哥回来了》，而中间那一段则是甘肃的一首民歌——陕甘宁边区陇东分区的《十八姐担水》，曲调基本没有改动。《山丹丹开花红艳艳》配器为屠冶九，伴奏用的引子和间奏曲是刘烽创作的。
榆林绥德女娃杨巧结缘“山丹丹”
陕西省歌舞剧院，前身为1940年成立于延安的西北文艺工作团。杨巧是陕西省歌舞剧院的演员，1943年10月生于陕西绥德县，在延安生活了16年。1960年，17岁的她走进了陕西歌舞剧院，开始演唱民歌。
谁来领唱《山丹丹开花红艳艳》？起初拟定由一个男高音领唱，大家普遍认为男高音可以唱出这首歌的气势，而杨巧和几十名演员则是给这位男高音伴唱。但令所有人始料未及的是，聂中明听了那个男高音的演唱后不是很满意，他提议大家现场推荐两名女演员试一下。大家异口同声地推荐杨巧和另外一名女演员。杨巧试唱后，聂中明连连点头：“我要的就是这种感觉！就是她了。”
在西安电影制片厂的录音棚里杨巧完成了《山丹丹开花红艳艳》这首歌的演唱录制工作。“听当年录音组组长王惊涛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收发室每天收到来自全国各地的信件，是用大麻袋装的。”杨巧回忆说：“好多在延安有过革命工作经历的老同志听了歌曲之后，都流着眼泪把信寄到广播电台，那信纸上都是泪痕斑斑，这样的信件，每天都有几麻袋，这首歌成了那个时代传唱最多的经典歌曲。”
1972年2月，西安电影制片厂拍摄的纪录片《陕甘宁边区革命民歌》在全国各影院放映，甚是火爆。杨巧的母亲当时还在老家陕北绥德县，有一天，邻居急匆匆地跑来告诉她：“不得了，你赶快去电影院看看吧，你女子上了电影啦！”她母亲正在做饭，赶紧熄灭炉火，抱上杨巧3岁的儿子直奔电影院。当杨巧在银幕上一出现，“我妈就对她孙子说：‘快看，你妈出来了，赶快叫妈呀！’我儿子就大声叫了一声妈。旁边一位老头说：‘你们在这胡说啥呢，咱们这个穷地方，还能出来这样一个女娃娃？这人肯定不在北京就在上海。’”
“《山丹丹开花红艳艳》是一首颂扬中共红色政权的歌曲，以陕甘民歌作为表现形式，其中心思想既体现了陕甘红火的苏区和英勇善战的红军精神，又歌颂了毛泽东一代伟人的丰功伟绩。”
如此看来，《山丹丹开花红艳艳》是“集体创作”的成果，是一首三段体领唱合唱的歌曲，不是纯粹的原生态陕北民歌。八百里秦川向西延伸，吸收融合了陕西、甘肃、宁夏民歌的特点而成就了这首经典作品。应当说，它是“文革”中创作的当代歌曲，而不是当年红色根据地老百姓流传的“革命历史歌曲”。这就像歌曲《十送红军》是解放后根据众多当年中央红色根据地流传的红色歌曲新创作的一样，都不属于“革命历史歌曲”的范畴。
从1971年至今，40多年过去了，这首凝聚着老一代艺术家集体创作结晶的音乐作品，犹如“延安精神”一样依然红艳，它仍然是传唱不息的经典佳作。自杨巧1972年首唱版本问世以来，有众多歌唱演员演唱过这首歌，贠恩凤、郭兰英、王向荣、朱逢博、冯健雪、万山红等演员都有过比较知名的版本，眼下“原生态”歌手阿宝、王二妮依然将此作为自己经典演出曲目。现如今，不光有独唱、合唱，更有多种乐器的演奏，如古筝、二胡、钢琴等。
虽然很多版本， 很多歌手演唱的 《山丹丹开花红艳艳》都非常好听，也许是先入为主， 还是感觉最初的陕歌杨巧的演唱最为动听，杨巧领唱朴实纯真自然。歌声来自心声。听来很亲切。她是所有唱山丹丹中唱的最质朴，最甜美的，纯真， 朴实， 情感充沛， 是最接近原生态演唱。近年来很多人的演唱， 如阿宝， 王荣祥， 二妮等虽然声音非常好， 发挥也很华丽， 夸张， 但总觉得缺点什么， 对了 缺的是那个时代人们对共产党毛主席那种朴素情感，因为内心的感受是不一样的。
下面那个最新的国庆演唱，演员们的声音都很好， 可听起来就是没有杨巧那朴实亲切的感觉。
《中国民歌大会（第二季）》 20171001 国庆之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