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人们一提到工农兵学员，就将其与“走后门”挂钩。其中除有人凑热闹、有人心理不平衡、有人借此做别样文章之外，大多数人是因为不了解当年招收工农兵学员的背景和程序。
1968年7月21日，毛主席在上海机床厂工人大学培养一线工人报告的批示上肯定了该厂的做法，要求全国大专院校尽快恢复招生。此即后来启动大学教育革命的“7·21指示”。
1970年春天，全国重点院校，如北大、清华、武大、华工等，开始试招工农兵学员，试招人数大约5万人。1971年全国院校基本上都恢复了招生，仅武汉地区就有17所地方院校恢复招生，全国招生人数大约有15万人。1972年之后高校在恢复的基础上开始拓展，如武汉测绘学院由此前专招部队学员的“军测”恢复为地方院校，不少高校逐渐开办了一些分校，如复旦大学分校、华中师院京山分院、黄石分院，湖医咸宁分院等，全国大专院校招生的人数每年在16万到17万人以上。
从1970年试招到1976年招收最后一批为止，全国大专院校共计招收工农兵学员百万人以上（之前采用的据网友提供的95万人的数字偏低），这还不包括部队院校的学员。全国县以上各类中专从1971年开始全面招收工农兵学员，其中各级师范学校、财贸学校、机械学校、卫生学校招收的人数尤多。从1969年到1976年全国共招收的大中专工农兵学员大约有2300万人。全国县以上的共大（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全国各级各类厂矿企业的工人大学、技校共计培养的工农兵学员也不下2000万人。
党的“九大”之后，开始由疾风暴雨式的文革时期进入到继续革命时期，到1976年10月经历了近七年半的时间。在这段时间中，经过文化大革命的洗礼，大批老干部、老知识分子奔赴五七干校学习提高，然后再根据国家需要逐渐给其分配新的工作，此即后来他们中的一些人爱说的“住牛棚”；地方各级党委、革委会班子的组成人员为老中青、军干群“三结合”，两套班子，一套人马，内设机构通常是三大组，即政工组、业务组、后勤组，干部人数大约是文革前的三分之一。在这样的政治气候下，老干部、老知识分子等社会上层人员不可能大规模搞特殊化，各级领导班子成员也不可能搞特殊化。
当年各级各类领导班子的结构安排，既有利于班子成员之间的取长补短和班子内部的相互制约，也有利于班子外部人民群众的大字报、群众组织的批判会等各种“大众民主”的方式随时随地的监督。
当年农村基层组织是生产大队和生产小队。大队是党支部和管委会，两套班子一套人马，也就是党支部书记、大队长兼财经队长、会计、妇联主任、团支部书记、民兵排长几个人；小队是队委会，干部有队长、财经队长兼仓库保管、会计、出纳、记工员。大、小队干部都在各自所在的小队参加集体劳动，按劳动出勤计算工分，业余时间的开会、做思想工作不计工分；大、小队的日常工作除上级督促外，还要接受住队干部和社员群众的监督，毫无特权可言，按现在的说法是既累又得罪人的苦差事。各小队都设有社员大会，队里的大小事情都要经过社员大会同意，会议决定后由队委会贯彻执行，村干部这些人处处都要看群众的脸色行事，事事都要走在群众的前面，叫做“村看村，户看户，群众看的是干部”。干部只有如此这般，才能表示自己在“继续革命”。
当年推荐工农兵上大学有着严格的工作程序。每到招生时节，先成立各级由地方、院校、部队的相关领导和工作人员构成的专班，然后层层下发招生文件，规定招生院校及名额、招生对象及条件、招生工作要求、领导责任、违规处分等，报纸、广播配合宣传招生意义、政策、要求等。其中招生条件具体明确，主要是：工作三年或在实践中锻炼三年以上，初中以上文化或同等学力，本人政治面貌、一贯表现（有劣迹者一票否决），家世清白（招收一定比例的可教育好子女除外），身体健康（体检不合格者淘汰），年龄在25岁以下，业余爱好和特长。招生指标层层分配到基层单位。
实施推荐时先由公社召开全社大、小队干部会议，传达招生文件和部署推荐工作；然后各小队根据公社的推荐指标及要求召开各自小队的社员大会推荐本队合格青年，没有就不推荐；大队党支部开会对各小队报来的青年比较择优选拔上报公社；公社党委再在各大队报来的青年中进行比较择优，定出被推荐人和备选人上报区党委；区委比较研究确定后，组织对初选人员进行政审和体检；政审、体检中如有落选人员，由区委在各公社报来的备选人员中比较择优补上，再对这轮初选者进行政审和体检，有不合格者仍照上述要求办理；直到推荐的人员都合格后，报县招办审查公布，接受举报，无异议后报地区审定；各地、市招收的人员均确定后，汇集到省招办审核、备案。其间招生院校参与层层推荐人员的业务及能力考核，还有最后的决定（录取）权。
工矿企业和部队的推荐工作也按照这样的程序从基层层层往上推荐。
当年工农兵学员的招生工作是一项政治任务，各级党委层层把关，至于说到“开后门”的事情，，暗箱操作，偷偷摸摸，权钱交易，权色交易，不能说没有， 但操作也相当困难， 各地都有常年的评选先进模范制度， 知青要选模范， 没实干精神很难当选， 就如习近平， 首先必须得到村民认可。当年的推荐工作基本都是正大光明地在群众中进行的，就是有干部子女被推荐上会的，其他条件也得过得去，不是特别优秀的谁也不敢再往上推荐，怕担责任。当时的干部真的要是有一点点徇私枉法的事情，一封信，一张大字报就会了结束这些人的政治生命。一句话， 走后门，腐败是存在的， 但远远没有现在一些人想象 或传说那么严重， 这其实就是改开以后邓某一帮黑文革，黑老毛的结果。
当然，任何工作也不可能做到十全十美。现在看来，当年的推荐工作也存在着一些问题，如过多地考虑地区平衡、男女比例平衡、各类群体之间平衡的因素而造成的工农兵学员“文化不齐”的问题，少数学员文化水平太低造成学习困难， 这就是1973年招生 恢复考试的原因， 考试结果也作为重要录取指标（不是唯一）， 后来因为张铁生的反潮流，以后几届又取消文化考试？但是“反潮流”后一概排斥试卷， 从而又出现遗漏了一些贤才的问题。所以说任何制度都有缺陷， 都存在不公平的问题。
?工农兵学员中知青，社会青年和农村青年大约各占1/3， 根据专业， 不同有所差异。干部子女， 尤其是高干子女，大约有1/10， 这些人背景强， 走后门的概率大一些，但他们文化程度高， 见多识广， 多少确有真才实学， 这些人有些有利用关系上大学的， 但说是走后门有些也是说不清楚的。有人理想化要求公平， 实际上任何社会， 任何时代，要做到完全公平，公正 是不可能的， 对一些人看来公平， 另一些人就会认为不公平。对工农大众来说， 文革时期恐怕是最公平的时代， 但对一些知识分子， 老干部等，受到打压的四类分子等， 肯定就是不公平了。对于那些想通过科举制度出人头地的人来说， 就是丧失了一些机会，也是一种不公平。还有当时虽然有对可以教育好的子女要平等对待的政策，但具体执行中， 肯定有部分人因为政治背景， 政审不过关而被大学拒之门外。
最后说一点，工农兵学员的最后录取权还是学校的， 任何走后门的现象 根本上是受制约的。基层推荐的人数和最后录取的比例是3：1，这个原则也大大减少走后门的概率，一般来说， 学校工作人员和基层有瓜葛的人极少。
写此文的目的就是还原一些历史的真实， 如果与事实出入， 也请批评讨论。
下面转贴一篇网络文章：
私人记录：44年前招收工农兵学员的回忆
工农兵学员的历史，目前还缺乏官方研究和记载，大多是私人记录。但记录者大多是工农兵学员，对于如何分配名额，如何招生，不甚了了。我父亲在朝阳师范当老师时，曾多次参与、负责招生，对朝阳地区招生的情况比较了解，他的这段回忆也因此较有价值，作为一个时代的私人记录，也值得参考。
工农兵学员上学时受到欢送的照片
文革中的94万工农兵学员
说起工农兵学员，很多人想到的是“白卷先生”张铁生，其实从1966年文革全国停课开始，到1977年恢复高考，全国一共有94万工农兵学员，其中也有很多成为学术和技术骨干。
大陆从1966年文革开始，取消高考，直到1968年7月22日，毛泽东在《人民日报》上一篇文章的编者按中说，“大学还是要办的，我这里主要说的是理工科大学还要办，但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走上海机床厂从工人中培养技术人员的道路。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到学校学几年以后，又回到生产实践中去。”后来人们把毛泽东这段话称为“七二一指示”。
但直到1970年，北大、清华两所大学提交《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招生（试点）具体意见（修改稿）》，6月27日，中共中央批转了这个报告，指出招生办法为“实行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相结合的办法”，招收工农兵学员，并确定工农兵学员的任务是“上大学、管大学、用毛泽东思想改造大学”，简称“上、管、改”。
工农兵学员上大学不再进行考试，直接从工人、贫下中农、解放军战士和青年干部中推荐，名额由中央给各部、各省和部队分配下去，再由它们逐级向下分配名额，网上资料称一直分配到县和师级。但实际上，名额分配在很多地方一直分配到工厂和生产队。由于名额很少，所以很多几千人的工厂也只能分配到一个名额，农村到大队一级也不一定会有一个名额。
这段历史，目前还缺乏官方研究和记载，大多是私人记录。但记录者大多是工农兵学员，对于如何分配名额，如何招生，不甚了了。
我父亲在朝阳师范当老师时，曾多次参与、负责招生，对朝阳地区招生的情况比较了解，他的这段回忆也因此较有价值，作为一个时代的私人记录，也值得参考。
1971年，我父亲就曾参与招生，由于招生的工作很累，没什么人愿意干，第二年学校领导和工宣队就让我父亲负责，与同事房老师一起去朝阳市北票县（现北票市）招生。当时的工宣队李队长安排我父亲要招“又红又专”的学苗，“入学后他们不仅要上大学，还要管大学”。而学校领导刘书记则仅仅表示，大事儿向学校汇报，小事儿自己作主。
01 class 到北票招生
这次招生是在北票县，北票即使在朝阳这个贫困地区，也是最穷困的县。因为穷，北票是辽西北接收下乡青年最多的县。
到北票县城的时候，来招生的各校工作人员已有二十余人，其中大部分是省内的，还有四五位来自北京和哈尔滨。
人员聚到一起后，在北票县教育组房组长（原教育局长）主持下，开了一个招生工作会，会上房组长介绍了北票市生源情况。北票县是辽西地区接收下乡青年最多的县，有七八万之多，大都来自沈阳、大连两市，还有几千名北票本县的下乡青年。北票是个大县，还乡青年也不少，想上大学的青年很多，对这次招生，县里很重视。
北票县的名额分配办法，是将上级分配他们县的招生名额，依据各公社青年总数，按比例公平分配下去，然后公社也依据这个原则，公平分到大队，大队再分到小队。为防止出现问题，尽量做到合理。
当时农村各大队有贫下中农协会，小队（生产队）有贫协小组，会长和组长是队里的主要干部之一。
接到具体名额后，小队先召开贫协小组开会，然后让青年自己报名，再召开贫下中农全体大会，对报名者进行评议，之后将大家认可的人选报到大队。
接到小队报告后，大队召集贫下中农代表、大队全体干部和各小队队长，以及小学老师（让小学老师考核报名青年的文化程度）共同研究评议。对没什么争议的报名者，由大队统一报到公社；对有争议者，让其来大队介绍自己基本情况并接受询问。
公社在审核名单后，如果认为没什么分歧，便统一报到县里。
房组长说：“我们这项工作做得很扎实，你们可根据推荐表进行录取。如遇到难解决的问题，我们共同商量一起研究解决。”
会上，由招生学校人员组成招生工作组，组长由辽宁中医学院副院长刘天瑞担任，由我任副组长。
让刘天瑞担任组长，一是考虑他级别高；二是考虑到他们学校来的人多，有七位。由我担任副组长，则考虑我是本地区最大学校的代表，我校此次从北票县招生56名，招生名额最多。
另外也考虑到，我校从北票招的学生，毕业后绝大部分要回北票工作。我当副组长能方便招到好学生。这些毕业后回到北票都是房组长的兵，所以房组长对我表示，一定支持我的工作。
为避免招生工作受到干扰，招生组办公地点不设在县城，而设在县城周边的公社。
朝阳师范、辽宁中医及沈阳音乐学院三所院校办公室设在大坂公社。大坂公社是距北票县城最近的公社，有六公里远。每天县教育组会派一名工作人员来大坂公社，互相沟通情况。
02 class 农村仍尊重教师 虽然农村也要批判知识分子、批判教师，但农村还是很尊重教师，下乡知青和还乡青年更愿意报师范学校。
我们的工作程序是先看工农兵学员入学推荐表，然后由学校录取，最后同县里一起研究后定下来。
工农兵学员推荐表由三部分组成。
一是推荐意见，内容主要填写被推荐人的自然情况，并附上各级部门对被推荐人的评议记录。
二是政审、体检情况。
三是北票县自己规定要填写的内容，让被推荐人自己填写。如因政审、体检、文化程度达不到录取学校要求而未被录取者，可再报一所学校。但这一志愿能不能录取，要看运气而定。
拿到登记表后，我整体浏览一下，发现第三栏中有百分之七八十的人报的是朝阳师范。当时我很吃惊，不知道什么原因。后来一问才知道，招生学校虽有大学和中专之分，但标准却是一样的，不考虑年龄、文化程度。而还乡青年大多不在意大学、中专的差别。
对大部分还乡青年来说，在他们家乡，最受人尊敬的职业是公办教师，不但有工资、能吃供应粮，还有寒暑假。而如果去了工学院、商学院，毕业后要去当工人、营业员，工作累，工作时间长，还没有公办教师待遇高。
虽然当时农村也批知识分子、批教师，但教师还是受尊敬。在他们眼里，念师范毕业回乡，比大学毕业留在外地强，因为他们也不知道外地是什么样。
城里下乡青年报的志愿，大多是他们家乡的院校，他们也不计较是大学还是中专，在他们的思想里，能离开农村回城读书就行。别说能回家读书，哪怕回家扫大街都行，更不管大学和中专的差别了。
和刘天瑞混熟了之后，我就问他“红”和“专”的标准是什么，并告诉他，我们工宣队长特强调要招“又红又专”的学苗，我不知道如何掌握。
刘天瑞笑了笑说：“那好办，‘专’挑学历高的，有高中生就不要初中生。‘红’你自己掌握，能被推荐上来都是‘红’的。”听后，我就知道怎么办了。
1971年2月4日，山东烟台地区从工人、农民中推荐选拔出136名青年上大学
03 class 招收“可以教育好的子女” “可以教育好的子女”虽然名为可以教育好，但实际上却是非常受歧视，招收他们入学，要承担一定的政治风险。
在录取过程中，有几件事，我费些脑筋，但处理的结果还很不错。
对可教育好的子女，上边有规定，根据本人表现，可录取一部分，但不能多。虽然没规定具体比例，但大都掌握在百分二三左右。房组长也讲了这个问题，他说：“各公社都报上来几名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录不录取由你们自己定，县里没说法。”其实他的意思是说可以录取，但他不鼓励，怕担责任。
我听后对他说：“我们学生毕业要当教师，录取他们这类人问题不大吧？”他笑了笑说：“你是录取官，这事儿由你定，别考虑我的意见。”
房老师是政治教员，很重视政治问题，他问我：“录取可以教育好的子女，要不要跟学校说一声？”我说：“只要不违反政策，咱们可以自己决定。工宣队长既不了解具体情况，也不听你解释，一问他，事儿就办不成了。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出了事我负责。回去如追究责任，由我担着。”
房老师听我这么一说，一开始没说什么，但过了一会儿，他说：“出事儿咱俩负责。”
“可以教育好的子女”是指父辈、母辈历史有问题，或是犯罪犯错，属于“阶级敌人”，但其子女还是可以在党的政策感召下，在党的教育下与其父母划清界限，可以改变立场，成为革命队伍中的一员。
这次招生中，我们共录取了七名可教育好的子女。这些人主要受家庭成份和家长历史问题影响，有些人的父母问题写得很可笑。
比如，有一位高中毕业生王艳芬，各方面十分优秀，她父亲当县农业科科长时，有一次下去视察工作，喝了点酒，临走时，没经过女养鸭员同意就拉了她的手，因此受到处分，被撤了职。家庭主要问题栏内写的是她父亲“强行和女养鸭员握手”。
王艳芬父亲并没戴上坏份子、流氓帽子，只是在文革初期被批判过，但大队还是给王艳芬戴上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的帽子，而且被树为可以教育好的子女标兵。我和房老师一商量，拿着材料找到房组长，当即便决定录取了她。
还有一个叫王兰君的被推荐人，她父亲远在日俄战争时，替俄国人做过饭，结果在“反苏反修”时被定性为历史反革命。这个帽子实在是个笑话，所以我也录取了王兰君。录取的其他几位可以教育好的子女，也都是表现优秀的青年。
这次招生，我共录取可以教育好的子女七名，占我们学校招生总数的八分之一，是来北票招生的院校中录取可以教育好的子女比例最高的学校。
但也有一件憾事。
北票下乡青年蒋孔丽是高三毕业生，当代课教师多年，一直是县里优秀教师。她本人想到师范学校深造，几次找到我和房老师，主动介绍自己的情况和要求，房组长了解她的情况，也想让她上大学。但因她家庭背景复杂，县里怕录取她引起麻烦。
蒋孔丽家是蒋介石本家，与孔家也是亲属关系。她父亲在北票矿务局当工程师，是技术权威，因此蒋孔丽不能入团，代课教师的身份也转不了正。她父亲不是任何“分子”，她也没被定为可以教育好的子女，但却一直被当成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对待。
我对她的遭遇很同情，为此找房组长协商几次，想录取她，但未能成功。对我来说，失去个好学苗，是件憾事，但对蒋孔丽来说，却未尝不是件好事。在打倒“四人帮”后，蒋孔丽考入北京一所大学，圆了读书梦。
回校后，我向刘书记和李队长详细介绍了我录取的这七名可教育好的子女的情况。刘书记说：“好，合乎政策就行，县里批了，我们就收。”李队长虽然有些不满，但也没说什么。
那年九月一日开学后，新生报到，见到这些生龙活虎的新学员，教师们都很高兴。那年“十一”国庆节时，新生们纷纷登台表演节目，那几位可以教育好的子女，表现尤为突出。李队长看后，也张着大嘴笑呵呵地对我说：“这些新生都不错，你这活儿干得好。”
04 class 临时变通以免遗珠之憾 由于名额很少，一些好学苗面临无法入学的困境，我就得找上级部门协调，好在当时遇到的情况，大都顺利解决。
第二件颇为满意的就是对有争议的被推荐人员的处理。
有一个被推荐青年张永成，是北票下乡青年，下乡后一直吃苦耐劳，长年照顾五保老人王喜庆，帮老人挑水、扫院子和干农活，一直坚持了三年。社员们都说他比王喜庆的侄子对老人都好，所以这次招生，社员一致推荐他上学。
小队对他印象好，就把他推荐到大队。但大队会计崔玉刚的儿子崔凯也要上学，并且也是个不错的小伙子，虽没有张永成突出，各方面也都很优秀。
因为全大队只有一个上朝阳师范的名额，大队就把二人都推荐到公社。公社了解这个情况，不想得罪大队会计，就把两个人都推荐到县里。县里则把问题推给我们，让我们决定录取谁。
看完他们的材料，我和房老师拿不定主意录取谁，为了解真实情况，决定到他们公社跑一趟，了解一下实际情况，谁更优秀就录取谁。
我和房老师及县文教组一位干事先来到小队。见我们到来，全小队男女老少都来了，他们七言八语地向我们介绍张永成的事迹。
王喜庆老人更是流着泪向我们讲了张永成这几年对他照顾的情况，他说：“我舍不得张永成走，他走了，再没人那么细心照顾我了。可我也不想留住永成，他去上学会有个好前程，留在这儿照顾我能有啥出息？我也是快死的人了，我不能拖累他，不能害了他呀！”
全体社员都向我们表达了这个意见，希望能录取张永成，别耽误这个好苗子。
离开小队，我们来到大队部，大队长也向我们详细介绍了崔凯的情况。崔凯是北票高中高三毕业生，有文化，爱学习，非常希望继续读书。他回乡后的表现也好，是个好苗子。随后我们和崔凯面谈，发现小伙子长得帅，沉稳大度，有礼貌，确实是个好苗子。
回到大坂公社，我和房老师商量来商量去，也决定不了录取谁。于是我们连夜赶回朝阳师范，见到刘书记后，我们向他详细介绍了这两个人的情况，并提出能否将他们两人都录取。
刘书记说：“都录取是挺好，但没有名额这事儿没法办啊。”我说，能不能向教育组再要个名额，刘书记说第二天他试一试。
第二天，刘书记向地区教育组组长（局长）介绍了这个情况，并提出再申请一个名额的要求。后来在地区教育组的协调下，地区计委专门拨给我们学校一个招生名额，我们就把张永成和崔凯都录取了。
朝阳师范已经焕然一新，也不再有人整人的阶级斗争
愿青年读书的梦想不再破灭
在大坂公社招生的三周，我和刘天瑞等其他院校来招生的老师们，关系处得十分融洽。大坂公社很穷，我们每天的主食都是玉米面窝头，没有菜，只吃咸菜和大葱，但大家都没觉得有多苦。
在晚上，或是沈阳音乐学院的老师们拉琴、唱歌，或是刘天瑞给大家讲故事，有时我们还轮流背唐诗。尽管第二天早上起来，满身都是蚊子咬的大包，但都觉得生活很有趣。
想起那段日子，我们过得很充实。
在这场招生过程中，我深深感受到读书受教育是多数青年的最大梦想。在那荒唐的年代，无数青年的青春被耽误，受教育的权利被剥夺，给社会留下难以救治的后遗症。在与考生接触的过程中，我从他们的目光里，感受到他们对知识的渴求。
入学后，虽然他们的基础比较差，但大多数人都努力读书学习，弥补自己的不足。这些学生毕业后，许多人都有所成就，为自己争取到美好的未来。
但是，绝大多数青年还是没能获得读书的机会，一想到这，心里就很不是滋味，但愿以后不会再有青年读书的梦想破灭，都有通过自己的努力获得人生价值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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