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中学物理老师刘永旺（家住师院之六)

上世纪50年代，西北师院附中作为西北师范学院学生的实习学校，与师院的关系非常密切，一度还由西北师范学院直接领导和管理。

我上高中那几年，师院附中的校长由师院教育系的吕方教授担任，教务主任由师院外语系的李森老师担任。

附中的任课教师，不少是分配来的西北师院的优秀毕业生；附中教师短缺的时候，请师院教师来代课；不少附中的老师后来也有机会调到西北师范学院工作，做了大学老师。实习教师年年有，各课程都有。

附中的老师各有不同个性和特点，但是工作都非常认真负责，教学质量普遍比较高，高考升学率在全省名列前茅。因为寄宿制，师生同在学校吃住，课上课下朝夕相处，同学之间、师生之间相互了解，关系比较融洽；加上五十年代中期以前，学校里没有那么多的政治运动，教师一心教书育人，学生一心向学，风气很好，影响着每一个人。

初二开始学物理，教我们物理的是刘永旺老师，他1951年刚刚从西北师院物理系毕业、分配到附中当教师，应该是1947年或以前入学的大学生。我们初二年级的这些同学是他的第一批学生。1953年秋，我们升入高中，刘老师还是教我们年级，直到高中毕业。全年级79名学生分为两班，他是我们甲班的班主任。

刘永旺老师，高高胖胖，人特别和善，说普通话带很重河南口音。和李森老师一样，刘老师和学生谈话的时候也总是面带笑容，批评人也只是讲道理，从不说重话。稍后知道，他是基督教徒，不知道是否相关。

初学物理，常觉得物理定律、定理比较抽象，刘老师上物理课做很多演示，尽量演给你看。为此，他经常去师院物理系借演示仪器，往返借还，不嫌麻烦。刘老师喜欢举例，除了课本上的例子，还善用生活中常见现像举例，直观生动，令人印象深刻，有一些至今不忘。

初中讲牛顿第三定律，作用力和反作用力方向相反大小相等的时候，他和一个同学各拿一个弹簧秤，互相钩住、拉开、各自读数。看到两个弹簧秤的读数都是250克重时，刘老师用他那河南普通话一字一顿地做总结：“你也二百五，我也二百五，俺俩都是二百五”，全班同学大笑，都相信并且记住了这个定律。

50年代初期，在兰州，人们出行主要靠马车，马车也是从黄河里拉水、运送日常物资的主要运输工具。刘老师说，你们去注意一下，一辆三匹马拉的马车，中间驾辕的那匹马是掌握方向的，在平路上，旁边的两匹马不用很大的力气，比较闲散。遇到上坡路段，就可以看到，三匹马一起用力，旁边两匹马还尽量往中间挤靠，因为用同样大小的力，分力之间的夹角越小，合力就越大。

兰州冬天很冷，建国后有很多年没有暖气，每个教室里配备有一个烧煤砖的铁炉子（有烟囱通室外），用于取暖，炉子上坐一个铁皮水壶烧水。讲热学时，刘永旺老师用炉子上的水壶举例说明，水从液态转化为气态的过程中要吸收热量。他说水壶里的水温升高到某确定温度（沸点）时，壶底会产生很多汽泡，升到水表面，即为沸腾（汽化）现象。由于沸腾过程会带走很多热量（汽化热），所以，刚离开火炉、还在沸腾的水壶，壶底温度较低（低于沸点），不会很烫手。时间略久水不再沸腾，壶底温度与水温相同时就会觉得烫手。刘老师让一个同学提起水壶，嘱咐任何情况不能放手，问：哪位同学愿意上来摸摸壶底？

我自忖有些不敢，一个平时有点愣的男生上去了，没想到的是，他手心向上直接就贴到壶底上去了，大家惊叫起来，他说不太烫。这个动作大概也远出乎刘老师的意料，他连叹“哎呀呀呀。。。呀呀”，我们都以为，他会先用手指去试一下，赶紧收回，然后再次触碰。后来看他的手掌，有些发红，说热是热的，在可承受范围。那同学得了个外号“夯（意‘憨’）着哩”。我想，刘老师自己不知试过多少次了。

高三讲光学的时候，刘永旺老师用光的干涉原理解释下雨天浮于水面的油膜上呈现出的彩色花纹（薄膜干涉）；油膜“极薄”（与可见光波长可相比拟）是形成薄膜干涉的必要条件；而极薄油膜的形成是由于水和油表面张力的不同，等等。

1956年，我们这一届高中毕业，在“向科学进军”、“知识就是力量”等的激励下，多数人选择学工，立志成为工程师，毕业后建设祖国。有的考上清华、有的上了哈军工，较多人去了西北工学院（1950年成立，校址在咸阳，前身是抗战时期的国立西北工学院留陕部分，1957年其一部和校址在西安的西安航空学院合并组成西北工业大学，余部建成西安建筑工程学院），。。。。也有几位进了西北师范学院（循例，师范院校免伙食费）。还有一些同学选择学数、理、化等学科，学物理的，多少受到刘老师影响。其实我适合学工，不过，当时自己不懂，父亲也不懂，未给意见。

我大学毕业后，虽然不是学师范的，却不情不愿地做了中学物理教师。做和尚撞钟，不能误人子弟，也努力像刘老师那样把物理课上得直观生动，而不只是照本宣科，至少让学生爱听。依我看来，广阅读、勤动手、爱用脑的教师（以男性为多）比较有优势，久之，知识能应用自如，例子可随手拈来。当然也要研究教学法。

当年附中，每个学生都有一个周记本，每周写一篇周记，星期一由班长收齐交给班主任。周六下午的周会课上，班主任老师讲评，说说班上的情况等等。高中的时候，我被刘老师评说过一次，缘出于我和一位女同学聊天时说了我对学习俄语的一些看法和负面情绪，被她写在周记上了。

建国初期，沿袭解放前的传统，初一开始学英语。我在湘西老家小县城读初一，虽没课本，也学了字母和一些单词。1951年，在师院附中上初二继续学英语。除了上课以外，清晨大家在操场上背诵英语单词，大声朗读课文，老师也在操场上散步，巡回，不时走到学生身旁，纠正读音，答疑解惑，等等；课堂上师生用英语互致问候，老师用英语组织教学；球场上当裁判的老师同学和围观师生也习惯用简单的英语口令和短语来表达和交流，大家都挺喜欢。1953年春天，我们初三下学期开始，全部改学俄语，我一直不大喜欢。一是觉得俄语读起来难听，二是语法复杂，名词代词有阴性、阳性之别，要变格，动词要变位什么的；三是听人家讲，苏联在科技方面还是比不上美英等国，总之是有点烦俄语。某日和班上一个柳姓女同学在操场聊天时，谈到这些想法，没想到她给写在了周记上，老师据此做了一番讲评，希望大家不要有情绪，要努力学好外语，云云，倒也没有重话。不过，我就想，她怎么把聊天的话也写上去啊。柳同学学习很好，俄语特别好，后来考上清华了。

写到这里，想起上大学以后，真碰到把别人说的话都记在小本本上的同班同学了，不想说他心存恶意，但在1957年的形势下，确有同班同学为此倒了大霉，而他在运动以后入了党。

我们班学习风气和成绩都不错，文、体方面，也都有些爱好者，有些人才，刘老师要求我们班在各方面都要拿到第一名。我们没让他失望，在学校运动会上常常名列前茅，文艺演出也表现不俗，还有两位美术特别好的同学，上大学学了美术和建筑，都挺好。

拔河比赛，差不多是每次校运会的压轴项目，每班出10名大力士参赛，其余同学做啦啦队，很是热闹。记得有一次，刘老师给我班拔河队做赛前指导，并要求保密，使我们班在高中各班中赢得冠军，秘诀就是：在势均力敌、相持已久的某一时刻，突然放松一点点，趁对方立足未稳再一鼓作气使劲拉回来，结果完胜。之后，大概是临时起意，老师们要组成教工拔河队，和我们班比赛，刘老师人高体胖，自然是教工队一员。同学问他，“老师，你用不用力？”，“当然要用力呀！”，“那你怎么帮我们？”，“现在不能说”，结果是我们班又赢了教工队，当然离不开力学。

也有过让老师伤心难过的事情。高中讲完电学以后，有一次实验课，大概实验员因故未准备好，在空出来的这两节课时间，刘老师给我们讲了真空电子管的相关基础知识，二极管、三极管、四极管、五极管，都讲到了，可看出是精心准备的一堂科学讲座课，我挺喜欢。后来学电子学时，觉得有了点基础。讲完后，老师说今天讲的这些内容，教科书上没有，不在考试范围里。一听说不考，就有同学说，“不考，学它干啥”，刘老师听了很伤心、难过，他说，“为了讲这两节课，我准备了好几个星期呢”，感觉他眼泪都要掉下来了。要是厉害的老师，呲儿他几句，还算客气的。

60年代初，我工作以后，曾到附中去看望刘老师，他正在空地上种菜，妻子已从河南农村来到兰州，多年两地分居的问题解决了。

后来听说不少给我们上过课的附中老师陆续调到师院工作，做了大学教师，刘永旺老师却一直还在附中教书。想起我们高中快毕业的时候，他曾说过一句话，“教中学把我给'毁'了，现在我已经看不懂当初自己写的论文了。”想当年，他刚刚大学毕业，应该是优秀毕业生，颇受器重，分在本院附中、全省顶尖的中学教书。从初二教起，每年跟学生一起升级，五年里，一年一个新台阶，要做到让校方、学生和家长都满意，更要取得好的成绩，也非常不容易。一定是全心投入、很下了些功夫，心无旁骛、无暇他顾。所谓燃烧自己、照亮别人就是这个意思吧。他真诚的付出和成效换来学校的肯定和家长的认可，更赢得了所有学生的敬重。

再后来很多年，自身难捱，人人自危，不大了解刘老师处境。

改革开放、恢复高考，中学教育也渐渐回归正常。刘老师主持编写过几本高考辅导资料和参考书，如《中学物理十八讲》等，还是有些影响的。

80年代，中学教师评职称时，听说刘永旺老师是甘肃省第一位特级教师，曾任西北师院附中副校长，全国物理学会甘肃分会副理事长等。

80年代末期，在一个西北五省的中学物理研究会上，见过刘老师并致问候，那时他年近花甲，精神依然矍铄。后来听说他从附中退休后，去了兰州石油行业某校发挥余热。几十年的中学教学生涯，真是桃李满天下了。距那次见面又三十年了。

尊敬的刘老师，如今您可安好？66年前您教过的第一拨学生中的一员，再给您深深鞠一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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