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 工委机关
1939年春，征得赵寿山军长的同意，中国共产党陕西省委指示在国民党第三十八军中秘密成立中国共产党工作委员会。这个简称“工委”的组织由蒙定军、胡振家、范明组成，蒙定军任书记，魏洪涛任秘书，配秘密电台与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八路军前总、陕西省委直接联络。部队还专门成立了保卫工委机关和电台的安全部队——搜索连，范明任连长。四个排中的一排对内成了党的保卫队，外称便衣队。罗曼中任队长，副队长是赵一平。
“工委”成立后，着重抓了部队旧思想、旧作风的政治改造，培养了一大批干部，从中发展了一些党员，为牢固掌握这只部队，使之毅然起义奔向光明做出了不懈努力。
（1）初次交锋
工委卓有成效的工作首当其冲地受到蒋派特务的忌恨。
1942年夏末秋初，工委机关和秘密电台都设在巩县新沟村。一天，搜索连的三个排都参加洛阳伪长官部对部队的“点验”去了，只留下刚成立的便衣队，还有李天民、张桂丛等几个病号执行保卫任务。晚上10点钟，细雨飘飘洒洒，催人昏昏欲睡。一校官趁此机会带领一帮特务，象夜猫子一样分两路向工委和电台偷袭而来。听到门外响声不对，高度警惕的罗曼中抓抢在手，开门就是几梭子。刚爬上半沟的特务见阴谋败露，便一边还击，一边仓惶后退。凌厉的枪声划破了雨夜的沉寂，唤醒了工委机关及电台的一切人员。顿时，沟对面窑洞中的便衣队员，中间院里的几个病号，后沟的电台台长薛高涛及张一平等居高临下，一齐把仇恨的子弹向特务倾泻。做贼心虚的敌特们只坚持了十几分钟，便拉起受伤的校官，个个泥猴似的逃跑了。后来，身负重伤的校官在上司严厉的审查中不堪重压，很快就一命呜呼了。
（2）缉毒筹款
在蒋介石的眼里，三十八军是杂牌，且参与“西安事变”，是异己，必欲除之而后快。在你死我活的政治斗争中，敌特远不是对手，但在物质供应上，部队却老被卡脖子。尤其是党的活动经费，只有靠自己多方筹集。保卫队便根据当时走私贩毒十分猖獗的特点，专门缉私抓毒，用缴获的毒品来换钱。
当时，离驻地40多里的汜水是个毒品集散地。这里有“公贩”，也有“私贩”，各具特色。私贩者一般将毒品或带在身上，或藏在行李中，或装在一种叫“蚂蚱”的小车腿架和辐条里，有的还用油纸包严，压成“黑金条”。这种手推车一般负重三、四百斤，要是哪个车子轻，或推车的不像受苦人，就必定贩毒无疑。保卫队摸到了这些规律，就频频出击，连连获胜。
保卫队得知驻防汜水渡口的伪便衣队大量贩毒，便选派出7人，依计进了他们的院子。史占彪、段忠凯专和他们的正副队长谈“生意”，罗曼中、鲁生春做保卫，王宏、黄进前、耿彦才留在大门口。
按照事先的联系，四人一进屋，伪队长就殷勤地拿出一包四五十两之多的烟土让他们验货。史、段二人用刀子蘸上吐沫，切开看了又看，推说成色不好，让再拿一些。另一队长又拿出了两三包，他二人假装内行，又抽又试地折腾开了。过了一阵子，罗、鲁见拿得差不多了，两人互示个眼色，便猛地跳了起来，黑洞洞的枪口同时顶住了两个队长的心窝,用阴沉沉的声音说：“别动！我们都是外跑的，日子不好过，来请二位帮个忙。是朋友就送我们走，若不然……”在话速慢下来的同时，把对方的手拉到了自己的腰间，“这里的手榴弹可是不吃素！”这两个怕死的家伙真以为抽手的同时会拉爆，便乖乖地将这七人送了出来。为防他们派兵再追，就让他俩一直陪出五里开外，双方才各奔东西。
（3）智截密信
1942年秋，尝到强盗甜头的日寇加紧了对蒋帮的诱降。一天，住修武县的河北省皇协总司令佐藤荣佐（他还有一个中国名叫左建龙），派卖身投靠的伪二十七军工兵营张副官，由向往革命的陈相皮跟随，从洛口过黄河回二十七军驻地。趁张在街上迷恋游玩时，陈悄悄把皮包交给三十八军情报科长、共产党员梁布鲁，梁从其中搜出了佐藤给一战区长官蒋鼎文的劝降信，内容不外“互不侵犯、共同剿共、经济提携”等诱降内容，还有一本日、蒋、汪联络的绝密电码本。梁布鲁抄写后上交工委，工委用电台上报中央。后来，工委估计张副官丢失皮包后断不敢返回，就让陈相皮亲自向佐藤报告，假说因过河时盘查甚严，张副官无奈将皮包丢入河中，陈奋勇捞起送回。陈依计而行，果然得到佐藤几百日元的奖赏。佐藤又亲笔书写同样内容的信一封，交陈再送，工委考虑到陈的安全而中止。这个日蒋勾结的确凿证据后有共产党员杨明轩带往延安，受到了中共中央的复电表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