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读书那会儿，历史课堂上总是强调群众创造历史，并将英雄史观归入唯心之列。可客观地想，英雄史观，它怎么会是唯心的呢？中国历史上的秦皇汉武唐宗宋祖及其王朝足迹，不都曾经在神州大地上实实地存在过吗？
还是孔子的中庸之道好，应用到史观上，就是：英雄一呼，众人百应；英雄和群众一起创造历史。如果不是秦嬴政决意横扫六国，荆轲又为何独刺秦王？如果不是秦皇有令，大将蒙恬执行，几十万民工以血肉之躯修筑长城，又哪来孟姜女哭倒长城的一说？
作为创造历史的群体之一，帝王将相们的名字较之普通百姓更容易青史留名，不过，是流芳千世还是遗臭万年，却是他们生前需要用心留意的地方。中国历史上有一个功业媲美秦皇汉武的皇帝，身后却留下了无德无礼、暴虐无仁、铺张荒淫的“炀”字称号：隋帝杨广。
公元581年，隋文帝杨坚建立隋朝。
从开皇元年（581年）到开皇八年期间，隋帝国与北方的突厥进行了多次智慧与力量的较量，这期间，少年杨广有六年身任并州总管。
公元589年，在瓦解了北方突厥的威胁后，杨坚派大军南下灭了陈朝，统一中国。当时的晋王杨广只有二十岁，已经是灭陈大军的三军统帅。
南北统一后，天下并不因此就太平无事了，杨坚面对的，是一个分隔近三百年、多民族多文化多生态的国度。一开始，杨坚以征服者自居，对自认为华夏文化正宗的江南各界百姓未能予以充分的了解和尊重，以致祭出了高压的手法，很快便引发了江南大面积的反弹和叛乱。杨广再度临危受命，被派镇扬州。在担任扬州总管期间，杨广吸收了江南叛乱的经验教训，改以亲和柔性对待江南各界。在佛教、政治乃至语言方面，杨广用功细腻，才能出众，最终赢得了江南民心的顺服。
公元604年，杨广继位。杨广在杨坚的良好基础上建造他理想的帝国大厦。即位的第二年他改元大业，显示要干一番大事业的雄心。果然，他营造东都洛阳，开凿永济渠、通济渠、邗沟及江南河，这便是以洛阳为中心、全面连接黄河与海河，黄河与淮河、淮河与长江乃至长江与钱塘江的大运河。他南巡以安定江南，北巡以张扬国威，西巡以开疆拓域……
说到大运河，有曰它是中国古代最有价值乃至最伟大的工程，
说到西巡和西域，杨广的功绩不输汉武。最早的丝绸之路天山南北两线，是西汉的张骞千辛万苦走出来的。而汉朝将士千里征战，保障了河西走廊的平顺畅通。汉武帝虽击退匈奴，列郡祁连，但他本人没有走过河西走廊，没有踏过丝绸之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走到丝绸之路的皇帝便是隋帝杨广。杨广西行，从都城长安出发，先入青海，后穿越冰雪祁连山，再北进河西走廊。在当时的条件下，这是一条无比艰险的路，一条可能使杨广丧命的路。然而，为了征服吐谷浑、开疆拓土，为了在西域彰显大隋声威，拓展并巩固隋帝国对西域的影响，杨广还是决然要走这一趟。
在付出了西行军民“冻死大半”（杨广的姐姐杨丽华就死于此次西行）的代价后，隋炀帝的目的算是达到了。此次西行，隋炀帝到达了春风都吹不到的玉门关，打败吐谷浑，把青海大部，南疆和甘南川西北一带，东西三千里，南北千余里的土地，纳入大隋版图。隋炀帝西巡还开通了丝绸之路的第三线：就是经过塔里木盆地南端的鄯善道。
这还不够，隋炀帝班师回朝时，还将西域诸国的王公贵族、使者商人等请回大隋，让他们参观大隋二都：大兴城（长安）和新都洛阳的宏伟与兴盛，展示帝国的雄风实力。这个在客观上也起到了商业与文化交流的效果。
短短在位十四年时间，杨广离开舒适的皇宫，以过人的精力体力，常年在外奔波，确实做了许多事，走了很远很远的路，这在中国历代帝王中是出类拔萃的。
然而，这个创造历史、功绩并列秦皇汉武的大人物，最终却被历史所抛弃。唐朝开国皇帝李渊追谥杨广，“炀”字涵盖了一个帝王所能有的恶性，是中国古代最糟糕的皇帝谥号。从帝王到学者再到百姓，隋炀帝身后一片贬声，被千年骂名。这方面，隋末瓦岗军祖君彦的讨隋檄文可做代表：“罄南山之竹，书罪无穷；决东海之波，流恶难尽”。笔者所知，中国古代历史中，只有一个人遮遮掩掩地为杨广说了一句好话，那就是唐末著名诗人、文学家皮日休。在《汴河怀古》中他写道：“尽道隋亡为此河，至今千里赖通波。若无水殿龙舟事，共禹论功不较多”皮日休慧眼独具，竟然将隋炀帝与圣王大禹相提并论。
不仅恶名昭彰，这个开疆拓土、张扬国威的英雄人物，几乎是死无葬身之地。他在众叛亲离中被草草入殓，既难企周陵的庄严，亦无秦陵的神奇或茂陵的浑厚……2013年挖掘出来的隋炀帝墓，墓中骸骨荡然无存，仅仅剩下两颗牙齿……
这个深刻的悲剧不仅仅是杨广的，也是隋朝的。显赫一时的大隋帝国如璀璨耀眼的明星匆匆闪过中国历史的天空……这个悲剧的起始篇就是：一个个人雄心欲恶性膨胀的皇帝，将他的雄心壮举建筑在了老百姓超负荷的负担和深重的苦难之上。
这种对百姓的践踏，连同为帝王的李世民都看不下去：“不顾百姓，行幸无期……隋炀帝纂祚之初，天下强盛，弃德穷兵，以取颠覆。”体恤百姓的观念中国帝王还是有的，修洛阳城之前，杨广自己也曾发诏书说：“非天下以奉一人，乃一人以主天下也。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百姓足，孰与不足！今所营构，务从节俭。……”说得多好啊，简直可以称作是对皇权制的美妙解说。但是实际做起来，由于缺乏有效制衡，好大喜功、热衷铺张的杨广便失却了自制。加快开凿大运河，已经活活累死了无数民工，大业元年秋的江都首游，其奢华荒淫还真的是“罄竹难书”，语言难述。光是基础设施的船夫就动用八万有余，其他“上层建筑”的奢侈就不用讲了。难怪唯一为隋炀帝说好话的皮日休也要将“水殿龙舟”事剔除出去。
隋朝百姓成了这个悲剧的牺牲品和戏角：他们成了苦尽甘不来的多数；他们只劳作，没福享，只种树，无凉乘。
尽管杨广在十四年皇帝生涯里的许多作为加给当时百姓深重的负担和苦难，我们却必须承认，当年的隋炀帝，通过他的臣民百姓，还是建造了让后人乘凉的林荫大道。与秦皇为自己修建浩大的地下寝陵宫殿相比，隋炀帝的洛阳城和大运河胜出一筹，因为它有超出个人享受的意义和价值留传后世，直至今日。而败突厥、抚江南、通西域，促进南北连接融合，巩固国家统一，拓展帝国张力……这些无法被历史磨灭的功绩伟业，是一个帝王在其深重的罪孽之下，在恶名的背后所谱写的辉煌篇章。这个，便是隋炀帝悲剧的终极篇。
将自己的功业建筑在百姓痛苦之上的举措并非隋炀帝专有，中国古代帝王中多有好大喜功或/和穷兵黩武之人之举。一旦帝王的功业意志与社会百姓的承受能力失衡，悲剧便会一再上演。隋炀帝只是这种古代专制社会中悲剧的极致而已。
顺带提一句，杨广此人不仅集罪与伟于其身，还是诗意与冷血的结合体，就以他的《春江花月夜》结束此文吧：
暮江平不动
春花满正开
流波将月去
潮水带星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