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后中国的三大政治焦点
玄野
中国对于我们，一如父母一样，因为诸多的关切与焦虑，也就发生过并发生着诸多争吵。家中的弟兄代表父母说话，与漂泊在外的游子有着诸多的误解与矛盾。许多年以后，无论积累了多少不快，我们会发现，父母还是父母，弟兄还是弟兄。而且，唯有过往的争执使得我们更加明晰各自对祖国的关切。
北京刚刚过去的初冬很不安，从幼儿园虐童到驱逐“低端人口”，再到上将自杀。盛赞十九大的新闻余温犹在，就一连串发生如此多劲爆问题，实可谓十九大噩梦般的开局。当我们正在期待中国政府给出合理解决方案时，问题不但没有解决的迹象，却又相继爆出华北地区禁止家庭燃煤取暖，北京天际线和全国排斥洋节等事件。一时间，全世界海外赤子甚至国内许多民众对中国当政者都几乎陷入绝望的情绪。
其中最具代表性也最能反映中国政界现状的是驱逐低端人口事件。这一事件对中国最高层执政者的声誉造成了巨大的损伤。稍微冷静一下后，事件的端倪就看得比较清晰了。这个事件的核心问题与其说是政府与百姓的对立，不如说是某些中高层领导以及相关政策研究部门的素养低下和道德扭曲。某些部门用低端人口来概括这次行动是错误之一，而另一些部门对民众温饱利益的冷漠则是更严重的问题。剥夺某个经济阶层在大都市的生存权是一种野蛮行为，也是一种愚蠢行为。最高决策层的原本意图可能是着眼于城市长远规划，更像是要清理低标准的居住设施，杜绝北京及所有都市向贫民窟的方向发展。在北京居住过的人都知道，北京有小产权房，还有私建房等等。在住房管理相对松懈的情况下，一个大都市很容易发展成贫民窟。百姓收入有多低，那么房租就会有多低，同时住房条件就会有多低。世界上一些发达国家的经验是可资借鉴的，诸如加拿大和北欧国家，西欧发达国家可能也相似，低于基本居住标准的房屋是被法律禁止出租甚至禁止居住的。贫民窟一直是许多国家的顽疾，甚至美国也某种程度地存在这种现象。到过纽约法拉盛的朋友可以认真思考一下这个说法是否恰当。
贫民窟是个极难解决的问题，因为人口密集，大城市的低标准住房有着巨大的安全隐患。在摧毁这些住房的之前，政府有义务首先为居民提供满足标准的住房，否则就会对相关居民生活造成颠覆性影响。比较成功的案例是八九十年代包括北京上海天津在内的几乎所有大城市的简易房改造。这意味着极其巨大的资金投入，而且很难获得利润。这是世界各国不敢动贫民窟的主要原因。中国的不同在于老百姓勤劳勇敢又忍辱负重，政府耍流氓，百姓首先选择忍耐。同时，中国另一个优势是拥有一个无比巨大的人口缓冲区—农村。这次因为清理低标准住房而丧失居所的人一般都会返回自己的老家，经济损失会很大，但还有一定承受力。欧美发达国家的人们对中国的这一事件可能难以理解甚至难以忍受，因为同样的事情如果发生在那里，结局很可能极其悲惨。当然只有海外华人对中国百姓的安居乐业真正牵肠挂肚，西方某些国家的政客关心的并非这个，而是中国出现政治混乱甚至人道灾难时如何捞点政治利益和人道主义声誉。这段时间里，西方主流媒体对各事件的报道不急不徐，而在某些方面又动作频频，而当中国政坛慢慢消停下来后却又偃旗息鼓了。内里颇耐人寻味。
古今中外大多数的最高领导层都会从百姓利益出发，真正的区别在于你的初衷得以正确实现所依赖的政治体制和这个体制内各级官员的素养和道德水准。当政治体制失去了监督，官员没有造福百姓的责任感，而是满满的伟光正的虚荣心，美好的愿景往往会化作泡影。所以说，政治家有解民于倒悬的愿望并不稀罕，其真正价值在于能否建立一个良好的政治体制，任用有能力的人才，尤其是那些能力超过最高领导者的人，就像刘邦之于张良萧何韩信。世界上没有政治超人，最高领导者的最可贵素质就是刘邦那种用人智慧。
中共体制内政治素养低下是个第一大系统性问题，低端人口事件很彻底地暴露了这一痼疾。孟子曰：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共和国以来，中国政坛往往质疑这个次序，强调顾全大局，先国家后小家，以国家利益倾轧民众的基本生活利益。这从特定历史阶段来看是可以理解的，但从历史长河里看却是局限的错误的政治观点。核心问题就是四个字：逆取顺守。贾谊在过秦论中有过精确论述：并兼者，高诈力；安定者，贵顺权。笔者十年前曾就当代局势写过一篇文章过秦再论，如今依然适用，兹录于文后以备参考。用当代中国语汇来描述这个问题，可以这样说：贫弱时需要先顾及国家整体的强大，这时不可避免地要损失掉局部与个人的利益；国家富强后就必须回复到普世价值的正轨上来，国家的一切发展必须以民众利益为根本，否则国家的权力就变成利益集团与官僚攫取最大利益的工具。
当代中国的第二个危险是教育和社会建设中轻视人文素养和技术至上导致的大国虚幻。根本问题出在辩证唯物主义对信仰和哲学的垄断，导致中国统治集团在信仰宗教等人文层面全方位的贫血。这派哲学有其价值，但垄断哲学界却是大问题了,其对国人精神的桎梏是十分普遍而深入的。
首先说，虽然有信仰的缺失，但中国政治经济崩溃的忧虑并非那么现实。虽然某些上层政客的行为不着调，但中国经济的基础是广大人民勤劳的双手。同时，中国经济已经牢牢地契合在世界经济的肌肤骨骼和血液之中，中国人民的聪明技艺和祖先传承下来的仁爱品格注定了家乡父老的劳动成果为世界人民所认可与期待。中国纵然会暂时混乱，也将会在短时间里重新整合起来。共产主义所描画的天堂假象在中国可能不再有足够的蛊惑力令中国重蹈大跃进或者文革的覆辙。但是随时代变迁，骗术也在变幻着形式，一些建立在信息技术和金融管理技术层面的弥天大谎正在逐渐成型，这些东西与独裁专政思维媾和后是否会产生新形式的大跃进和文革呢？也并非完全不可能。
一些内幕人士透露到海外的消息十分震撼，有别于传统的金字塔社会和扁平社会，他们提出了平行社会的概念。还有一个大概是全民监控工程和供给侧经济的说法，并且戏称供给侧经济是我说了算经济。信息技术的最新成果和现代金融的发展给物质至上技术至上的政体构建出了广阔无垠的幻想空间。从热爱自由的人看来，这些技术构建的社会环境很恐怖，人丧失了一切隐私。从关注国家整体实力的人来看，则是一个天大的好消息，中国的理想不再局限于超英赶美，而是实现控制全世界解放全人类了。从历史角度看，这却隐藏着巨大的社会危机。宗教哲学与信仰是人类社会的核心，只有从这个角度才能清楚社会长远全面的需求。然而长期以来，真的宗教哲学与信仰或宅居于陋室，或囚禁于铁窗，已经消失于社会舞台，只有假的宗教哲学与信仰招摇过市为虎作伥。所以，长远眼光的人在中国几乎是无影无踪了，现在中国政治信任的是科技与资本。科技的眼界要局限一些，多只能基于当下的社会状况来谋划浅近的未来。资本是目光超级短浅的决策者，其对人类长远未来的负面影响极其严重。政治和官僚资本以及科技媾和，错将一个短期的历史波浪构想成长期的历史潮流，纵使如秦始皇般结合法家暂时形成并吞天下的国家机器，也会时刻面临着瞬间倾覆的危险。
中国最现实的问题依然是教育，问题不是教育手段，而是教育宗旨，教育的顶层理念。所谓十年树木而百年树人，革命成功的那代人没理解道德与心灵在社会建设中的核心价值，从而在教育中忽视了这一点，待人才长成后才逐渐发现问题，但为时已晚，唯有等下一个百年树人周期。辩证唯物主义和共产主义曾经在二十世纪风头无二，这玩意儿干事还凑合，育人就成问题了。曾经以这工具成功的那代人，其形而上的灵魂与精神来源于传统文化的培育，形而下的政治与物质建设理念部分来源于唯物主义。当唯物主义统治中国以后，信仰的灾难就来了，因为这东西培育出来的后面几代人失去了灵魂与精神的根基，只知道满足世人的物欲。这就像种树，目光短浅的人注意到的是枝繁叶茂，而看不到根基深厚。所以他们的教育理念只注意枝叶的生长，不知道还有形成根基这一层，正如魏征所道“伐根以求木茂，塞源而欲流长。”
受辩证唯物主义这个片面哲学的全面操控是中共领导层的致命问题。他们所关注的依然是看得见摸得着的物质文明和经济数字，精神建设和制度建设他们不明白不重视也不承认其价值。务实原则本是中国传统政治的成功元素，但在唯物主义之下就走入极端。这一问题在海南航空的瞬间成功中可以看出端倪。海航在不足三十年间资产成长了上百万倍，中国民航老大国际航空办不下来的航线能被海航轻松搞定。这种有违经济常识的现象需要探究明白。海外人士抓住海航问题攻击中央某领导，用贪腐这种习惯思维来解析这一现象。其实大家把问题看得太简单了，这是典型的行政干预金融经济的行为，是罔顾经济规律，也无视经济法律建设和经济结构建设，只关注现时生产能力的思路。中国最高领导人不可能不了解海航奇迹，除非他是傀儡。然而了解海航奇迹为什么却听之任之呢？快速塑造这种具备强大生产力的公司对国家短期利益有很大价值，我怀疑中国类似的公司可能有多个，这些巨无霸公司都为国家牢牢控制。成就了某些大企业，却是以一种非市场的手段，这到底是塑造经济霸业的捷径呢，还是揠苗助长的行为呢？世界与国家的经济就只是经济实体吗?人的经济理念与运作企业的心态在其中是否有某些作用？愚以为，作为经济的能动者，人的理念与心态在经济生活中更加重要，影响更加长远。如果掌控企业的人没有善的价值理念和健康的心态，再庞大的经济实体都会很快腐朽而招致危机。中国完全有必要考察一下各支柱性企业的领导层素养。如果一个庞大的经济体为这样的一些大企业所支撑着，这个经济体将存在着无法预测的变数。这是一个令人不安的问题。
历史上否定人文价值只关注物质建设的典型案例是秦朝，如韩非子所道：“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秦始皇明察秋毫，又有法家集物质建设能力的大成，然后成就并吞六国一统天下的大业。始皇帝认为他所创立的政治经济体系滴水不漏，可以延续百代甚至万代不衰。然而结局却是死后不期年民众揭竿而起，诺大王朝瞬间崩解。这一历史案例尤其值得当代中国领导参照。
五年前的十八大之初，的确是贪腐势力严重，不才能看到的最佳出路是梭伦改革模式，为什么中央领导不做这种思考，而是搞派系清洗？如果看谁都有异心，你这派还如何存在？真正有才华有能力的人你不用，国家会有前途吗？正应了刘邦评价项羽那句话：唯有一范增还不能用。外界说中国是以贪反贪，以黑反贪，也许有些过分。但是将许多有才干却欠检点的人废黜逮捕了，这肯定造成巨大的人才浪费，也会埋下惨烈内讧的祸根。殚精竭虑成就了一些大工程的人因为派系问题和缺乏祖上根基给清洗了，同派系的和有红色根基的再多捞百倍千倍甚至强取豪夺的都不敢动。这种反贪模式会不产生矛盾吗？
中国的第三个问题是红色贵族思维依然普遍。阶层思维源于非理性与自大，是断送国家前途的主要政治陷阱。世界上任何文明任何时代都不缺乏自以为血统高贵的群体，也不缺乏趋炎附势的群体。于是结合当时的人文语境和技术状态，那些吹鼓手们总可以编织出史上最新鲜的谎言来讨取统治阶层的欢心。一如《动物庄园》中所描述，在大肆吹嘘人人平等的时刻，统治者内心已经将各阶层的高低贵贱划分得清清楚楚了。中国的红色贵族思维就是当代的典型，这将是中国未来实现真正文化复兴的最大障碍之一。这一思维的悖逆理性自不待言，大家可以从历史人文以及生命科学等各方面发现其虚假和错误所在，此处不作赘述。实际上，在前不久发生的一些政治事件中我们可以深刻地体会到这一问题所在。阶层的划分最根本的方式在于婚姻理念，通婚局限在同一阶层内将会导致理念上的近亲结婚。婚姻上打破阶层门第思维对于当今的统治阶层尤其重要，因为温良恭俭让之类的仁厚宽容思维在这个阶层里已经是稀有资源了，而这些人格资源在山野乡村反而更加充裕。本来胡耀邦和朱厚泽等人是开明与宽容的历史典范，但这一派系在党内似乎正被边缘化。
也许我们从中共的社会主义接班人思路上可以看到更广泛的问题。接班人教育背景下出来的人多了一些轻狂，少了传统文化的深厚底蕴。在否定传统文化的斗争意识形态下成长起来的人，难有充足的宽容仁厚，在遇到矛盾尤其是家庭矛盾时也就很难表现出必需的忍让谅解。阶层思维给统治阶层带来的不是别的，正是瓦解这一阶层的祸根。从这个角度看，阶层文化是一种自毁文化，尤其是在中国这个本已经消弭了种族隔阂的社会中。如今看来，红色接班人的教育资源不是财富，而是毒药，虽然让孩子们多学习了许多技能，却毒害了他们的心灵。魏征曾进谏唐太宗道：“竭诚则胡越为一体，傲物则骨肉同行路。”一千四百年前的告诫，几乎是每个学童都要熟读成诵的篇章，为什么我们当代中国统治阶层却毫不理解？中国的基础教育宗旨出现了什么状况？中国统治者的精神与灵魂出现了什么状况？
最后说一下海外华人对祖国形势的关切。这种关切是必然的，那里有父母兄弟，那里有祖先血脉。但有一个普遍误区，就是政治立场化。立场是党派政治的基本要素，对政治圈内人士是必需，而对只关心国家前途而不关切党派前途的人而言却是一个陷阱。海外华人所关切的是中国的前途，而不是国内派系力量的消涨，我们应有的态度是政治务实，我们没有必要对任何人任何派系给予过分的信任或者过分的怀疑。当代的任何政治事件都有着极复杂的派系斗争背景，而我们海外华人任何倾向都会被国内的某些派别所利用。要明白政治派系并了解各种政治倾向所属的派别，对于普通同胞而言几乎是不可能的。那我们如何表达自己对祖国的关切又能保证自己的赤子之心不被人利用而损害了祖国呢？愚以为，作为普罗大众，我们不必作任何政治站队，也没有理由对某派心存幻想，我们所要坚持的是民生和人权，将衡量的标准放在国家和人民那里就行了，认同政治人物的底线是他的道路是否符合人性。当一个政客丧失了基本人性的时候，毫无恻隐之心，毫无廉耻之心，他的政治能力给人民带来将不再是福祉而是灾难。我们期待的结果可能是派系平衡变化，也可能是当权一派内部的结构调整，还可能是当权者自己在执政道路上的改弦更张。我们不必要执着于支持或者反对哪一派哪个人，只希望国内政治走向清明，民生走向安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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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秦再论（三版）
玄野
昔强秦并吞六国，席卷海内，而一夕覆灭，贾谊曾一语断尽：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仁义不施固然，何以曩时攻城略地，摧枯拉朽，而始皇殁不期年，瓮牖绳枢之徒揭杆，旬间崩颓？强弓利弩悍将劲卒，攻时强而守时弱耶？抑或待秦人厚而迫六国之士苦耶？非也。秦渐弃仁义而重用法家由来已久。义帝分兵时，其老将荐言：＂秦父兄苦其主久矣，今诚得长者往，无侵暴，宜可下。＂可见，苛法治国，秦人苦之尤甚。过秦论上篇因文采义理俱佳，后世诵读颇多。而透析成败瞬变之理，却在中下两篇。文中道：“夫并兼者，高诈力；安定者，贵顺权：此言取与守不同术也。”秦于安定之时因循并兼之道，必败之途。文首之惑于此得解。
秦霸四极，国力使然，亦在销灭纷争，民心所望也。秦之强，虽源及穆公，而国势骤升却自孝公用商鞅始。弃仁义之犹疑，立国家之专断，损公卿而益秦室，简仪礼而修战备。当是时，白钢玄铁驰骋，璀璨青铜披靡，精悍胡服驱逐辉煌战车。往者天子征伐，恢宏仪仗，望之而臣服。今诸侯争利，素衣铁马，尘未现而矢镞至，声乍莅而兵锋临。铁器时代，战力膨胀，诸侯争霸而民资浩劫。今日燕城，明朝齐地，士民归属既未知，生死其谁恤？贾谊曰：“诸侯力政，强侵弱，众暴寡，兵革不休，士民罢敝。”秦一统八荒，以郡县代封建，成时势必然。“既元元之民，冀得安其性命，莫不虚心而仰上。”
帝制虽尽统一之利，然更需儒道固民心之本。当是时，韩非之＂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为正统。然六国之儒犹众，乱法之忧未消。淳于越尊古非今阻遏郡县，终爆儒法之决，是有焚书坑儒。封建制固不可返，帝制专于霸权精于压榨亦有违天命。人文宗教之弃也，民淆乱而失主，国失民而难支。秦虽灭，帝制犹存，旋倡道尊儒，遂霸中土。儒道定民心之本，正统集权法天地之一贯，罢分立之扰攘，此非始皇一时之功，其后五百年反反覆覆，方得定案。七国之除决景帝江山一统之意，独尊儒术成武帝千秋无右之功。而八王之乱致蛮族入主，昭示覆辙莫蹈，江河难西。古制宜循，然必溯本求源，知何为千秋之本，何为应时之道。老子曰：知常曰明，不知常，妄作凶。分封制为组织形式，儒教为人文根本。同为循古制，淳于越速败，而武帝定中国两千年。淳于越之败，刘濞之诛，固然警示莫守旧妄作；秦之灭更昭显妄求无本之源，醉栖无根之木之害。六国破灭，邯郸为郡，诸侯内耗不再，回归社会宗教之本成国之首务。明如始皇者亦难参其妙，遑论二世赵高之流。历史于此处桓旋激荡，逆折回川，惊心动魄。
贾谊言取守不同术，秦之成败，皆在政法独营其国而弃其民，此术宜取而不宜守。政法利国则国强，安民则民泰。然国失民而不立，民失国则难生。国求安不求其霸，民贵福不贵其奢。故危乱困顿之机须强国，承平安定之年当顺权。古今中外此理皆然。百年来，民不堪外族凌辱而共拥振国之策，以得崛地之起，踌躇之志。国民政府倾举国之力，八年而肃东瀛，天下华人尽庆。共和国初建，一抒百年郁结，美军冒之，竟日退八百里而签约，令华夏扬眉。饥殍遍地文化毁灭之年，自强之志犹壮，是有两弹一星之刻。危难之机，众志成城，勿庸赘言。志得意满之刻，因旧策，图既往之升势，似乎霸业在即，独步可奢。然而，时殊事异，国家富而不恤百姓，恐霸未成而国复乱矣。政法弃强霸之梦，归安民之本，得权顺邦宁，实时事之趋。
秦末汉初之史鉴，足明兴衰之理矣。而近现代诸强之辙，更警示立国强种与兴国安民之分寸。日本自明治维新，国势日上，驱俄国，败北洋，信心之爆，东亚几近囊中。遂法西欧俄国，开疆拓土，霸神州而侵南洋，旌麾横扫，揽外海而窥美国。然物极必反，国民生死离别，不堪驱遣；邻邦百姓涂炭，群起以雪凌辱；列强惶惶，图抑之而后快，遂有世纪之爆。是立国者挟既往之民意，纵狂暴之贪心，图强霸之虚幻也。疏于宗教，不务文史，无视人类普世价值者，厄运大抵如此。希特勒之覆灭，乃此道于欧洲之佐证。而苏联之崩塌，亦在于秣马砺兵过度，衣食冷暖不恤，征战之道行于承平之时也。独美国膨胀之路成功，在于基督教之坚守，欧洲数百年新政治理念之应用，联邦哲学之贯彻。西鬻路易斯安那，北得阿拉斯加，衅邻国而并大洋沿岸膏腴之地。然纵使独步环球之刻，民众冷暖犹在首位。是以民居国乐其业，伐外不惜死。其国势无双，非偶然也。
中华民族，仁义之邦，地广无孤岛四闭之危，物博无冰雪冻饥之困。百年立国，经济腾飞，欧美拱手。民众亡国灭种之迫既泯，安居乐业之志唯亟。而国家政经文化犹泥于救国立国之窠，虽无穷兵黩武之虞，却徒成文化经济发展障碍。是所谓足已出户，而头犹流连梳妆。是以求稳如泰山，谬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