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筝》的确是一部好剧。它的好在于清楚地阐释了人的精神内核是人性、理想和信仰。不仅如此，《风筝》更以抗战、解放战争、建国初期、文革及文革后的这种史诗般的年代跨越，全景式地展示了那段历史中不断变更的时代主题。剧中的每个人物所持的人性、理想和信仰，都在接受着时代的品评和审判。而人物本身，则以对自己的人性、理想和信仰的秉持与忠诚，经受着时代的筛选和淘汰。
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时代主题。人性、理想和信仰，这三者如与时代主题相符，必将得到历史的认可和传承。如与时代主题相悖，那么这三者只会被时代淘汰，成为历史悲情主义者的写作资源。
时代在筛选和淘汰的过程中，有时暴力血腥，有时也极具戏剧化。
抗战时期，“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皆有守土抗战之责”。我们看到《风筝》中的每一个人，都在自己风华正茂的年龄投身抗战。每个人都在抗战的洪流中贡献着自己的力量。抗战中，有着不同理想、不同信仰的郑耀先与徐百川等一干军统干将，结成了生死兄弟。当时的中华民族焕发出了极致的凝聚力。
这是为什么？不为别的，就因为他们的人性、他们的理想、他们的信仰都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即族群忠诚。
“族群忠诚”正是抗战时代的主题。每个人都必须以实际行动践行自己对自己所属族群的忠诚。这份忠诚，可以将平日的阴险狡诈，反转为足智多谋；可以将平日的胆怯懦弱，反转为英勇无畏；甚至，可以将平日的十恶不赦，反转为大义春秋。这就是族群忠诚的魔力和威力。
这份忠诚，使他们日后回忆起那段时光的时候，无不双目放光，热血沸腾。动情处，甚至会泪如雨下。每个人都将那段经历视为自己人生中最为精彩、最问心无愧的一笔。
这是历史对符合时代主题的人性、理想、信仰的认可与尊重。
抗战结束后，时代主题变成了安定建设。族群忠诚不再是时代的主题。这时的人们都向往着国家能有一个和平安定的环境。
但是，蒋毛二人对社会财富的生产、集中、分配上的根本性对立，导致中国进入了解放战争。郑与徐等军统兄弟们不得不为自己的信仰而战。兄弟之间的战争，一起延续到了建国初期。
这段时期，在码头，宋孝安为全兄弟情谊，舍生赴死。宫庶领受任务（其任务应该是截杀回国的钱学森），重返内陆，最终失败殒命。面对这样的场景，郑如果选择兄弟的小情谊，那就是对民族的大犯罪。郑的抉择，不是他为什么党性泯灭人性，为信仰抛弃情谊，而在于他对时代主题的清醒认知和正确把握。而宋与宫等人的失败，不是他们无能，而是他们的目标不符合时代主题。这样的他们，即使有某一次的成功，但终究逃脱不了失败。最终，总要被时代淘汰。
时代在筛选和淘汰的过程中，也有思辨。
进入文革（还没看到这，只能依照现有剧情推测），时代主题变成了“触及灵魂深处的革命”。那段时期，社会总体要与旧文化体系决裂。这个时代主题是符合历史逻辑的。但是，在操作上的严重失误导致了民众盲动、社会动荡、国家受损、百姓遭殃。
在这个过程中，郑出现了动摇，甚至是怀疑。但对信仰和自己的忠诚，支撑他熬过了那段混乱。韩冰虽有理想，虽然信仰坚定，但她对时（年）代的主题却缺乏清醒正确的认识。最终，只能落得个自杀（据说是自杀）的下场。
在时代筛选和淘汰的过程中，也有幸运儿。比如徐百川。我不认为他在主观上对时代主题有清醒正确的认知，但是客观上，他的行为的确是合了时代主题的拍。因此，他幸运地进了政协。
时代的筛选和淘汰，有时还会展现出一股超自然的冥冥之力。比如，抗战时期功绩卓著的军统戴笠，在抗战结束后，宿命般地坠机岱山困雨沟。事件中虽有阴谋论，但其不符合当时那个年代主题的特务职能，决定了即使他还活着，也必将以其它的方式退出历史舞台。
《风筝》中的人物命运无不跌宕起伏。那么，我们对他们的命运产生关情的起点在哪里？这个起点来自于着墨不多，隐藏于人物台词中的，所有人物都在抗日战争中用鲜血和生命践行的“族群忠诚”。这不为别的，就因为在那段日子里，他们的人性、理想、信仰与时代主题最为契合。
天下大势，浩浩汤汤，顺之者昌，逆之者亡。伴随着时代的不断变更，恒久不变的是我们品质中的忠诚。对人、对已、对信仰的忠诚都需要时代的品评和审判。只有忠诚的最高境界，即对自己所属国家和族群的忠诚，不需要时代的品评和审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