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八月回中国与小学同学团聚， 兰大奇同学对我说: “你妈住院的时候， 我和尔嘉去探望。 你就在坐在你妈床边学英语。 那时候哪儿有人学习呀！”
母亲在1973年三月底发烧， 住院。 医生拿到化验单，直接告诉父亲说：“是癌症，不乐观。做最坏的打算。“ 母亲曾得过乳腺癌，这次发病，是肝癌。 从母亲发病到去世的那44天的日日夜夜里，我一直守在她的床边。
大奇同学的话提醒了我。当时的我，去医院时会带上书。当母亲睡觉的时候， 我会拿出书来学习， 读英文段落，查出新词汇的含义， 背诵单词。 我同时也学习其他数理化科目。
同样在2015年回国期间， 还碰到了曾住在新开路上的韩晶晶。晶晶也是一位文革后靠自学考上大学的佼佼者。在谈论我们当年契而不舍的学习经历时， 她对我说：“你还记得吗？ 你骑自行车的时候都在背单词？“
“骑自行车的时候都在背单词？“ 我听到这句话的第一个反应是，那实在是不安全吧！我会做那种事吗？再仔细回忆， 是的， 我真的是干过那种事。 那时的我舍不得浪费掉每一分钟的时间。 所有的英语单词都被我写在两寸长， 半寸多宽的， 我自己剪的小纸条上， 然后用橡皮筋捆成捆；装在口袋里， 走到哪， 带到哪。有时骑自行车， 右手会拿上几张生词卡， 骑着车， 不时会瞟上一眼。 70年代的唐山机动车辆不多。 尤其骑进西山路后基本没有机动车。不过， 我可再也不会鼓励任何人那样做， 包括我自己。实在是不安全。
第一次在学校接触外语， 是在唐山十中。1965年入学的有八个班。 一（1）班至一（4）班被学校规定学俄语，（5）-（8）班学校规定学英语。我在一（1）班，硬着头皮学俄语。 我当时就想学英语，可是在专制时代没有选择。因为内心动力不足， 尽管学习成绩好， 一年后，我还是没有掌握俄语里的卷舌音。
15岁时，在毛泽东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 很有必要。”的指令下，和中国上千万的同龄人一道， 被赶到农村。下乡一个月左右， 我开始自学。
在那个书被撕光，烧光， 提倡“读书无用”， “知识越多越反动”的年代里， 找到一本合适的书都极其困难， 如果被人看到你在自学， 不被批判一顿就算是你的幸运。
开始学英语时， 买到了一本英汉字典。 尽管字典中给每个英语词标出了国际音标， 可我不知道每个音标的发音。 在文革的白色恐怖时期， 根本没有英语广播。 那时没有电视， 如果你用短波收音机收听英语广播， 被人发现， 那么你就是收听敌台。结果就会是得到一个“里通外国”的罪名， 甚至进监狱；连砍头的可能都有。
一天，曾被关在单位里的， 打成反动技术权威的父亲被放回家。我求他教我国际音标。 父亲一脸无可奈何的表情。他说：“我念了那么多书都没有用， 你为什么还要念书？”。
“我不相信一个无知的国家能长久存在下去。” 我回答说。
我能理解父亲。 他的近400本精装， 包括专业书籍在抄家那天被撕得精光。文革开始后， 他被游街， 批斗， 尝尽了人间侮辱。在关押期间， 身上留着一条条， 一块块被打的乌青。有什么更能使一位清白的知识分子灰心的呢？
父亲也曾是一个有理想，不怕吃苦，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人。当年日本侵略中国，正逢他应该上大学的年龄。 当时他的家乡被日寇占领，他和三叔一起，从浙江走到四川去上大学。那是需要多大的克服困难的勇气和吃苦精神啊！当时的他只有十八，九岁。
父亲坐下来，和我一起把字典翻到最后部分的音标页上。逐个教会了我每个音标的发音。感谢父亲， 从此， 在远离家的农村里， 我一个字， 一个字地啃英语。先在字典里查到生字， 找出所有含义。按音标试着发音。 等到查出一个句子中所有生字后， 试着理解句子里的意思。没人告诉我， 我的发音是否正确， 没有人纠正我， 我对内容的理解是否正确。
白天干十几个小时的农活。累得直不起腰。因为学习在当时是非法的。所以晚上怕人看见， 我有时会拿着手电躲在被单里学习。
随着时间的积累， 我可以读的英语文章越来越长。 但是我清楚，我可以读， 写， 但我的发音不规范，肯定需要改进。
1976年左右， 政治气氛有所缓和。 唐山新华书店里外文部的老李，可以帮读者订到国外出版的英语书。 虽然 那些书都是经过审查的。那也是我求之不得的原版书。 我买到了一本英国出版的短篇文集。那是一本32开的小尺寸书。读那本书的困难程度至今我还记得。由于中国当时的闭关自锁， 国外的社会状况，风俗我根本不了解。常常是我知道每个单词的含义， 却无法理解整个句子的含义。一天， 我被一句话难倒了。我至今还记得，一个句子里有media 一词。Media的含义是媒体， 介质，传播工具。当时的我就是无法将媒体一词的含义和整个句子，以致整个文章联系起来。
那句英语的含义困惑了我好几天， 实在找不出答案。父亲已搬去了另一个城市，无法向他询问。当时是唐山大地震之后， 西山路25号的住户全都住在马路对面的简易房里。我家旁边的简易房里住的是劳远昌教授一家。 那天见到劳教授（我称他为“劳伯伯”）， 就问他是否能帮我， 劳教授看了句子， 马上就说， ：“媒体起到影响人们对事物判断的作用。”。我问为什么，劳教授把文章涉及到的国外的情况给我讲解了一下。我的心里陡然一亮，从心底感谢劳教授。劳教授也因为在不让读书的年月里， 有人向他请教问题感到兴奋。
七七年考上工科大学后， 迎来了开学的第一天。 第一天的英语课上， 老师发现了我的英语水平。 下课后他对我说：“ 我给你考一次试吧。” 考完试， 学校正式通知我大学四年英语免修。 但我没有就此停止学英语。每天雷打不动六点起床。背单词， 学英语。在大学期间， 用自己的英语知识，通过给开滦煤矿引进的技术设备进行资料翻译， 为自己挣生活费.
大学毕业后， 参加了国家教委举办的一年一度全国研究生考试。考取了教委公派的博士留学生。七七年考大学时没有英语考试。 但从1977年到1985年期间国家教委全国研究生统考里有英语考试。要想在全国研究生统考中拼到寥寥无几的出国名额， 除了各科成绩拔头之外， 英语也必须考得最好。从自学英语的那一天起， 到我考上出国研究生，整整用了十五年。十五年的契而不舍，实现了我儿时的梦想。77级是十年大浪淘沙掏出来的金子。77级毕业后考上研究生的， 是尖子里的尖子； 考上公费出国研究生的， 是顶级尖子， 也是我人生的荣誉。
在欧洲读博期间，我订了向往已久的 Time 杂志。 从开始一篇文章要看几个小时， 逐步到每星期的Time 页页读完。当地的欧洲男同学跟我开玩笑：“一个女孩子， 不去看流行服装杂志， 怎么天天手里拿着一本Time ?”
知识就是力量， 学无止境。在如今这个年龄， 我仍长年订阅 WSJ（华尔街邮报）和 Economist (经济学人）。
回想自学英语的年月，可以说也是与命运抗争的年月。在共产党的集权专制下，人权彻底被剥夺；一个人连想念书学习的权利都没有。15岁到25岁本是人生中最美好的年华。但我们整整一代人， 却被赶出校门，每天在泥土里滚打， 一年到头连自己都养不活。正是当年不屈服于被强加的命运，才会顶逆流而上，奋起学习。立志要掌握自己的命运。
感谢父母， 给了我远见，智慧与超常的毅力。也感谢上帝的一路引领，才使我有机会对人类社会做出更大的贡献。
参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