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不怜悯“毁家纾难”的父及“毁己紓人”的子

先烈邢事国--在牺牲中永生 64年前的惨案,经过艰难困苦的申诉,已经初见成效,没有家教的将门虎子,抗拒歧视,生活在逆境之中,自幼不甘受人侮辱,经得起棍棒,身在社会,打抱不平,自觉死于江湖,不如身死为国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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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家的所有财产,1992年得到归还,总计人民币2,585.92 纵观家父的历史,1941年调任陆军大学西南参谋补习班兵学教官,58军发的调遣费,2,000银元他原壁归赵,用于抗日战争的一枪一弹。这就是不顾家而为国作出的牺牲。至于我,一介伙夫,为朋友出点血,讲些义气而已。

 

 

习总书记

   您好!您说“历史,往往需要经过岁月的风雨才能看得更清楚。”
    我的父亲,先烈邢事国的冤案已经经历中苏之间的风风雨雨了,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的领土扩张与侵略野心早已昭然若揭而昭雪之事却是何其难也!
    今年元旦您也阐述了要“着力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真是鼓舞人心!
  我叫邢共炎,是上海知青,六六届初中生,1969年到1978年在安徽插队落户,今天,真诚地,亲切地称呼您,因为我们是曾经的插队兄弟!
  35年后我才得知1950年我出生的那天竟是我的父亲在北京火车站被秘密逮捕的日子,1951年2月18日我的父亲被明火执仗地枪杀了。
   先烈邢事国的冤案已经初步平反,其后我们根据历史事实,根据台湾国防部的历史档案,2015年向民政部部长写了“申请烈士身份”的信件,但是此信件却转到地方,电话通知要约谈却又说在抗日战争时牺牲的才符合烈士的条件,明显的,遇到重大棘手的案子部里就不作为,就刻意误解,就敷衍,推诿了事了,出于无奈今天只能惊扰您了。
  我的诉求是指1951年,北京市军事管制委员会的布告与报刊上的判决词,早已显露了罔顾历史事实,掩盖案件真相,将为了祖国的疆土,民族的利益而起义的国军将领邢事国杀害了。此系苏联克格勃的军事顾问,专家领导策划的谋杀事件,根据当时北京军管会所宣布的诬蔑不实之词,如今已证实了为了国土,为了民族的利益而起义的爱国将领邢事国的烈士地位了!
  家父遇难后,1951年6月,母亲无奈,忍痛把我送到一家愿意收养我的小康人家,岂知我三天三夜哭闹不止,使得收养人只得将我原壁归赵。到家后见到母亲竟将头转过去,一副不理睬及抱怨的态度,一岁不到的孩子弄得母亲悲痛万分。
  我回家了,从此苦难的生涯开始了,饿其肚皮,劳其筋骨,伤其精神,受尽折磨与歧视,社会千锤百炼着我的“命”,因为算命先生说过“这个孩子的命硬着呢”,我的烈士情结与日俱增。回顾以往,早在1975年就斗胆向周总理申诉父案,也是冥冥上苍使然,今天看来这是天意!
  二年级的时候,一个同学的妈妈说我的父亲是被枪毙的,我人生第一次得到这个信息,我心里非常的痛苦,并默默地忍受着,也没有去向妈妈核实,小不点的孩子有些灵气,已经懂得不能让母亲伤心的道理。
  我生活在阶级斗争的风口浪尖,歧视是我此生 承受的最多的苦难,小朋友之间有冲突,相互争吵,明明是他的不对,他们就骂“你爸爸是被枪毙的反革命”,妄图以此使我屈服,这就是社会的普遍现象,我无话可说,亦无理可辩,只能动手打架,难免伤痕累累,本来就破旧的衣裤更是褴褛不堪,母亲一面缝补我的衣衫,一面引导我要学韩信,要经受得住胯下之辱,可是我无隐忍之心,无韩信之气量,人的性格很难调理。
  从小没有严父的管束,慈母贤惠,华北大学国画系毕业,因为跟着父亲南征北战及出使苏联,无法陶冶书画,母亲的一本纪念册上都是名师所作,于非闇先生的画页称家母为“女弟子”,,,,,, 五十年代社会调查,在登记学历时,家母认为“学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毕业十几年了,学业荒废了,为此在学历这一栏填了“高中”,这不是对社会的认识太浅薄了吗?先是在托儿所弹琴唱歌教小朋友,以后因为高血压头脑胀痛,承受不了小朋友的喧哗,才换到里弄生产组工作,下班回来就躺在床上看书,边看边睡,习以为常,她是一个认“命”的人。她诚实守信,我孩提时代躲猫猫,要母亲骗小朋友,母亲拒绝!她就是一生不说慌的人,一个大写的人!对子女她是爱莫能助,看我们子女受尽苦难,只有忍气吞声泪淋淋。
  由于没有父母的教训,我是野蛮孩子。顽童,屁孩的劣迹我有之,讲信义,能承担责任及后果的精神也有之,不怕死的精神使我行走于社会江湖,三教九流均为朋友,为朋友可以两肋插刀,见义勇为就是我的人性。五年级秋游,奋不顾身从河里救起一个素不相识的落水学生,舍己救人的壮举使得同学们都仰视我,但是阶级成分的歧视依旧且与日俱增并愈演愈烈。进入中学,已经是发育年龄,但是我还是小小个头,此时再遇歧视性的漫骂者,求胜只能依靠扫帚柄,乒乓板等,面对面的搏斗者已经被我顽强的精神所屈服。初二那年三秋劳动,一同学又拿家庭出身说事,我们正在割稻,我愤将镰刀飞将过去,十几米远的他被镰刀柄击中眉目之间,顿时眼青鼻肿,班主任也在场,事情的经过很明白,也没有叫我赔医药费,因为家里一贫如洗,今天回想起来真的太过份了,如今我为我的过分而遗憾。
  1966年8月,红卫兵运动开始了,8月23日不知天高地厚的我,向母亲要了两块钱,单身去了北京,9月3日回上海。就在回上海的几天前,五十年代已被抄过的家又被红卫兵抄了。(1992年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归还所有家产计人民币2,585元9角2分)母亲受到冲击,被打的翩体麟伤,头发被剪了阴阳头,因为我不在场,否则会发生什么事情也不得而知。多么苦难,多么悲惨的人生!
  我所见过的我的父亲的戎装照片,从东北讲武堂到陆军大学到陆军少将的威武神态的照片几天前就被付之一炬。从母亲写的地道的正楷大字认罪书中才完全知道了父亲的经历,八,九张“认罪书”被人揭了两张去练字了,难为母亲了,只得再补写两张。从此,我是国民革命军将军的儿子妇孺皆知,似乎与地,富,反,坏,右的家庭不一样,更加严厉的对待着我,其中还伴随着些许敬仰,小伙伴们以我马首是瞻。如果1968年毕业分配能有个工作,也许我的人生就是另外一种走法。我的哥哥姐姐已支疆,支边及支农了,学校先后分我去上海第一纺织机械厂及崇明新海农场,由于阶级歧视,我的遭遇可想而知。社会是疯狂的,我也随之。当时音乐家马思聪搭船去了美国,引发了我的朋友的效仿,他联系了新加坡货船,邀我一起共赴异国他乡,由于台风影响了船期,功败垂成。就要上山下乡了,我报名的目标是云南猛腊,听说那里可以前去缅甸参军打仗。因为街道的人上门动员我早日上山下乡,我母亲在家,她替我选择了安徽,街道的人兴高采烈地打道回府,户口已经销了,只能大丈夫志在四方了。我的伙伴们能文且武,多才多艺,在那百般无聊的年月,我以乐器为伴,数种乐器也陪伴着我的成长,平时也锻炼身体,一年四季的冷水澡,圈子里独一无二,以致有人劝我不要再自我折磨了,其实那真是在锻炼意志。有人被欺负了,二话不说前去打抱不平,以后叫我帮忙的人越来越多,头上,身上伤疤不计其数,人在险恶的江湖生存进学习班也是必然的,十几个人关一间,通常开始的三天都是会挨饿,你不把饭奉送给先来为大的人,莫不是屁股痒痒?我本是穷人又是吃不饱的状况,在社会上讲义气且惯于奉献的人,面对每人一份的饭食也就不客气了。还好,铁窗之友仰摹我,没有调教我。不久之后,直接返回农村,在去南京的船上,遇一与我同行的朋友的熟人,也是我们县插队的,当他得知我的名字后,惊讶无比,好像我是洪水猛兽,不能那么温良恭俭让及 文质彬彬的模样。名声在外的我,一直延伸到了农村。当时我已准备“重新做人”,但是事与愿违,县城有一帮地痞无赖,经常敲诈勒索知识青年,一次其他公社的三个知青,有一个与这伙人撞上了,天黑风高,我们四个人,他们十几个。我吩咐当事人与我一起,另外两个找两块砖头,在外围,尽量不打,如果不得不打的话,我一动手,大家都动手,外围的尽管拍打,当时以少对多,对方没有想到会有第二梯队,形成了内外夹攻,在砖头的拍打下,他们头破血流,落荒而逃。几十年后遇到同县其他公社的知青说,当时得知你们教训了这帮社痞真是大快人心。
  人心叵测,当事人与另一个竟不敢与我同去县城。社痞放风,一定要打死我。他们整天在街上侯着我。后来我与插队小四在县城遭遇这帮人,先是几个跟随着,我是不会躲的人,因为我知道躲得了初一躲不了十五。仗是一定要打的,渐渐他们的人都到了,于是一场恶战开始,十几个人,拳打脚踢,棍棒扁担,短兵相接,我是头破血流仍然拚死作战,浑身是血毅然挺立不倒,爬起来再搏斗,打了一阵,我的顽强搏斗震慑了他们,竟使他们争先恐后地怆惶逃窜,勇敢无畏的精神使得我声望高涨。然而,当夜深人静自我反省时,觉得屡屡拚死为了社会弟兄及插队兄弟,可以义不容辞,但是死了却不光荣。作为一个有志青年应该身死为国殇!
  1972年9月1日我用挂号信寄给周总理的庄严信件,“林彪暗刺毛主席,如果把林彪刺掉,,,,,,  我愿意干刺探工作,我有自我牺牲的精神。” 信中提到林彪,倒不是我的父辈与他有什么恩怨,林彪是1924年黄埔军校四期,家父是1925年东北讲武堂七期,南辕北辙,无冲突,无仇恨,在此提到林彪只是一个由头。再者,黄埔有“国共”两党的角力,东北讲武堂也不需要加入国民党,不是国民党员的父亲,为了祖国的疆土,民族的利益却被苏联社会帝国主义者所谓的专家,顾问们用克格勃的手段谋杀了!
  我期盼着能有为国效命的机会,每月一封挂号信呈周总理,表述自己的心态,其中自有幼稚之处,也谈台湾问题,社会问题及“可以教育好的子女”问题等等。此时知识青年也有谈对象的,由于我向周总理表达过,我不要妻子儿女,时刻准备牺牲自己的生命,所以英俊帅气的我坚决不考虑女友之事。1973年,一个王姓小伙子,其父文革时期被逼自杀,他动员我组织并领导“反共救国军”,因为农村能收听到苏联电台,美国之音与台湾电台。此前我的人生道路已坚定不移地奉行着,不过我对小伙子的言行不去检举揭发,更不图立功受奖。人,怎么能对信任自己的人下毒手。1974年,一个远房亲戚到我插队落户之地,他告诉我他计划偷渡去香港,路线及接头人都告诉我了,后来他偷渡成功了。我明确告诉他我不去,因为我铁了心要为总理做些小事,要走向光明!1976年周总理逝世了,我的理想破灭了,从此只能随遇而安了,也许是遗传,我的射击水平相当高,只是无用武之地而已。
  1978年我们公社一个八人的知青点聚餐,请我赴宴,我不抽烟,但是酒量特别好,喝得很高兴,大家开开心心地渡过了这一夜。第二天早上,为了一件小事,两个弟兄竟要开战,一个手持火叉,另一个手持擀面杖冲将过去,在这十分危急的时刻,我不能袖手旁观,便大喝一声,“谁先动手我就打谁!” 一场武斗被阻止了。不久后,当事人遇村民打仗,也学我样行之,可是话音未尽一记响亮的耳光,打得他晕头转向。
  1978年8月我接到街道办事处的信,说我属于多子女支疆,支内,支农的可以回上海,我写信给街道表示,我不要回上海,让新疆的姐姐回。街道复信说新疆是建设兵团,不符合政策,于是我回了上海并在里弄生产组与老弱病残一起建设社会主义。当时见报说在日本要建周总理的纪念馆什么的,我将平身第一次的月工资寄去中日友好协会,愿意为纪念馆的建设添砖加瓦。后来此款退还给我了,曰“不接受民间捐款”。
  1979年年初,在我的努力下,我获得了1979年6月4日入纽约大学语言学院留学的入学通知书,由于家庭出身的原因,迟迟未获出国护照。于是我在11月8日打电报给华国锋总理“由于我是被枪决的国民党将领邢事国之子,赴美留学至今不准,我希望历史遗留的问题不要再株连我”。不久以后我拿到了护照,由于错过了时机,使得我没有成行,但是我已经努力了。
  1979年8月我在上海图书馆查到了1951年的报纸,家父被苏联克格勃专家顾问谋杀的案情已然清楚了,于是艰难困苦的申诉开始了。然而,无理的驳回已是家常便饭。
  1981年3月31日,在新闻联播中得知美国总统里根受刺,百无聊赖,有自我牺牲,一心想为人类做些贡献的我,持护照进入美国驻上海领事馆,递交了一份电报纸:惊悉里根总统受刺,身强力壮的苦命人邢共炎愿为伟人奉献上人体的一切!回家后再写了一信寄去白宫,同样内容,光明磊落,当然此信会经过邮检的,我表达了奉献生命的国际共产主义精神,无可指责。下午在公园遇到铁道医院周院长,我将此事告诉了他,他说心脏移植是很复杂的,需要很多医学上匹配的元素,,, ,,, 还是我知识浅薄,当时只知道人体的器官可以移植,以为很方便呢。当然没有了心脏会死去,这一点我是明白无误的!
  以后,在1997年的8月17日,在市中心,我收到一张传单,有一个郭姓青年,是个医学博士,不幸患了骨癌,只有三个月的生命期,需要同种族的骨髓,我想我能救他,我毫不犹豫地去医院抽血,由于我们不匹配,所以,没有为他献成骨髓。但从此我就是美国捐献骨髓组织的成员,那里有我的个人资料。
  1981年年底,母亲瘫痪卧床,兄弟姐妹们尽自己的能力来侍候母亲,我负责日常的伙食及喂饭的工作,姐姐们负责清洁卫生,母亲生前一直叨念着父案是冤枉的。1982年5月我决定在端午日仿效屈原,到厦门投海游往大旦二旦,然后去台湾,此去是为了得到真实的历史资料,为了母亲能在有生之年看到父案的昭雪,也为了自己有光明的前途。由于我不会向政府部门的工作人员送礼,也满足不了礼品的分量,交付过个体开业的申请书,但是没有回应。事实证明能批准得到个修自行车或者买卖旧货的执照对于我,难于上青天。以前是政治上的歧视,以后是经济上的贫穷,我不愿行贿,命运多舛,生不逢时,左右遇难。
  此前已去过厦门,并且在日照岩上观察过实地,游泳是我的长项,江河湖海我都领教过,从来是在没有安全措施的情况下傲游,一次横渡淀山湖,五小时在水里,渡到对岸。黄浦江,武汉段的长江,女山湖,微山湖,青岛的海域都是我曾经及经常畅游的江海湖泊。海水浮力大,我可以手脚不动躺在海面,要去金门首先要懂得些海洋知识,主要是潮流,阴历五月端午不是大潮,夜里泅渡安全些,水温没有问题,我扛得住。   八十年代台湾海峡两边的渔民海上交易的兴起,此时已延伸到了温州,我前去温州看看有否安全之路,因为厦门泅渡有被枪击的危险,另外还有一些阻挠人渡海的设施。就在我离开温州回家之时,母亲去世的电报发往了温州朋友家。当我到家时母亲的遗体已在殡仪馆了,母亲是死不瞑目的,她没有闭上眼睛!母亲有两个遗愿,一,捐献遗体。二,骨灰撒向高山大海。由于捐献遗体要事先安排及办手续,故只能完成第二项。
  也许,母亲的逝世避免了我端午日泅渡金门的险恶结局,冥冥之中谁能犟得过上苍的安排?我的命再硬,也是由上苍来掌控着的。
  人生就像心电图,有起有伏,总有一天会成为一条直线,如今我似乎进入直线状态,行将就木,本来就无所畏惧的我,对于自己的生死更是无足轻重了,对于父亲的冤案仍将不屈不挠的进行下去。网络世界也是不太平的,寻仇,挑衅及不怀好意之徒时有出现,就像当年一个无冤无仇的运动健将来挑战我,我没有如他的健壮,他没有如我视死如归,得到教训的应该是他。我讲义气,但是对付突然的挑衅,就没有什么礼数,他沽名钓誉也要付出代价的,头破血流也是平常事。我从不欺负人,但是遇到有人面对面的来挑战我,那么以死相拼来了结此生可能就是我的命。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这就是我的写照!活到今天,本想出版悲壮精彩自我解剖的我的长篇传记将永远埋葬,想穿了,自己的苦难,耻辱不必让人分享,让同情,诽谤,可怜,仇恨见鬼去吧。
  近平兄弟,至今为止,我依然信赖您,支持您,相信在您的领导下,各级领导能在其位谋其政,能有作为,能勇于承担责任,能处理好社会事务!
  先烈邢事国投笔从戎,从排长,连长到副营长,从东北讲武堂到陆军大学,曾经参加过抗日战争中的四个战役,荣升第五十八军少将军参谋长。1941年起,为了抗日战争军事人才的需要,调任陆军大学西南参谋补习班任少将兵学教官,1942年起任军令部二厅边疆处少将副处长,蒙古,新疆,专任研究员,1945年七月一日到1947年七月十二日,以外交部驻苏联新西伯利亚副领事的身份“潜去苏联,从事中苏边境工作”以祖国的领土与民族的利益为己命,在新中国服从于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的时代被牺牲了,,, 遇难家属只求进一步的还历史真相,昭雪先烈冤屈!
  当今中国,何人敢为,非您莫属!
  敬祝您 健康长寿!国事顺利!
                                                                            邢共炎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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