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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在地下室整理旧物件,发现书籍中竟混杂了一个古旧的日记本。回想起来,这大概是夏天的时候与眼前这一摞书一起买回来的,是在附近小区的garage sale。garage sale是北美特有的民间交易形式,一般是在春夏时节。人们清理了家庭的杂物之后,会把还能使用的东西以极低的价格在车库门前出售。因为本的是物尽其用的原则,政府也不会收税。在这些物品里面,经常会发现富有异国风情的花瓶,桌布以及其它装饰品;大量儿童玩具;还有书籍、工具等等。
现在已经是入冬时节,我也回想不出是在哪一家人买到的这本日记。却又抑制不住自己的好奇,弹去上面的灰尘,看了起来。
出乎意料,里面的字迹并不难辨认。不是草书体,而是歪歪扭扭的印刷体,看起来作者的文化程度并不很高的样子。
日记本记得很满,记载着一位印第安小姑娘在原住民寄宿学校几年间的生活和感受。日记记载的时间开始发生在1911年左右,估计原作者早已不在人世了。
1911年11月18日
这次我们村子有六个孩子跟随传教士去东部。中间有三个勇敢的高个子年轻人,他们的目标是成为部落中的勇士;还有我们三个小的,Jaci, Talisa 和我。
传教士告诉我们的目的地是一个叫做大红苹果的地方。那里是我们站在西部大草原的尽头都看不到的地方。我们梦想着在玫瑰苹果色的天空下,每个人都能自由的漫游和愉快的游戏。我们乘坐上铁马,追逐着达可它平原上的云影。但是,未曾预料的是,铁马上有好多新奇的东西,但却给了我们更多地烦恼扰。
这让我们对开始对这个旅行抱有失望的预兆。在火车上,神情严肃的妇女,和怀中的婴儿;列车紧急制动和突然行驶;穿着制服的人每到一个站台就检查一次车票;站在通道上的大个子男人们靠在大件的行李上。所有人都把他们的蓝色眼睛铆在我们身上。
我被迫深深陷入我座位的角落,因为我觉得被人像陌生人一样看着很沮丧。还有的时候,半大的孩子站在他的座位背上,大胆的盯着我。有时他把食指从嘴里拿出来,指着我的脚趾。他的母亲,不仅不批评孩子这种粗鲁的好奇心,也仔细看着我,并吸引她的孩子进一步注意到我的毯子。这使我很尴尬,让我一次一次在流眼泪的边缘。
我只好把目光投向窗外,这是沿着火车轨道树立的电报杆。我母亲的住所附近也有这样的一排电报杆,沿着道路的边缘,路旁满是野生向日葵。部落里的人说“这样的杆都是由白人种植的”。在路上的时候,我经常停下来,把我的耳朵靠在杆子上,听到它的低呻吟。我习惯于想知道什么样的伤害剥去了它的表面,并把它削地这么光滑。但现在我只能坐在车里看着每一根杆从眼前滑过,直到最后一根。
以这种方式,我忘掉了我暂时的不舒服。当我听到一个同伴召唤我的名字时,我看到传教士就站在附近,把糖果和口香糖扔到我们的中间。这让我们大家都很兴奋,我们试图看看谁能够捕捉到最多的蜜饯。传教士慷慨分发的糖果给我的记忆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然后我们在铁马里骑了几天,但我已经不记得其它能引起兴奋的事了。
当我们到达学校的时候已经是晚上。一栋很大的建筑物的灯光,透过窗户落在房前冰冷的树上,我们一行就站在树下。有人引导我们走向一个敞开的门,在那里,密密麻麻全都是孩子,灯光的亮度被淹没在无数兴奋的面孔中。我突然觉得恐惧,身体比我方才踩在雪上更加寒冷颤抖。
进了房子,我紧靠在墙边站着。房间的墙壁被粉刷得很亮,强烈的灯光很耀眼,使我眩晕。我的耳朵里充满了硬底鞋子撞击在裸露的木地板上喧闹的声音。似乎只有在墙边是唯一的安全的地方。当我刚刚想选择向哪个方向逃避这种混乱的时候,两只温暖的手坚定地抓住我,在同一时间我被抛向高空。一个有玫瑰色脸庞的女人接住了我,然后搂在她的怀里。我感到害怕。我盯着她的眼睛,希望她让我下来自己站着,但她抱着我挑着舞,热情越来越高。我开始大声哭泣。
她们误解了我掉眼泪的原因,把我放在一张装满食物的白色桌子旁。一个年长的少女低声对我说:“别干扰气氛,等到夜里,你就独自一人了”。
我低声啜饮,那天晚上我只能吞下去吃了很少的食物。
“哦,我想我的母亲和我的弟弟!我想回家!”我恳求,但是这些人谁也听不见我。
我们沿着一个向上倾斜的楼梯走上去,房子的顶部是一个安静的大厅,点着昏暗地灯光。许多狭窄的床沿着墙的方向整齐排成一条直线。我偷偷看着她们熟睡地一张张棕色的脸。一个高大的女孩和我一起躺在床上,因为她可以用我的母语跟我说话。她似乎慢慢安抚了我,不知什么时候,我也睡熟了。
我已经到达了拥有美丽的红苹果的天空的地方,但我不开心。我的长途旅行和令人迷惑的一幕幕耗尽了我的精神。我睡着了。沉重,啜泣的累了。我的眼泪在脸上留下干燥后的条纹,因为我的妈妈不在附近,没人去擦拭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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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1年11月19日
在这个“玫瑰色苹果”的土地上的第一天,记忆中永远是苦冷的。屋子外面,大片的雪仍然覆盖着地面,树木裸露着枝桠。一声巨大的钟响,提醒早餐开始。声音来自钟楼顶上,突然进入我敏感的耳朵。接下来,地板上响起来鞋子恼人的咔咔撞击声,让我的心情立刻烦乱起来。我不断的听到一个严厉的声音,督促孩子们快些洗漱、排队。我机械地学着其他孩子的行动,心里却一直努力把自己的精神从这个环境分离出去,但却没能成功。
我们女孩子被安置在一个餐厅的大长条桌子旁。一个面色苍白,白头发的女人,在我们后面跟进来。所有的印第安女孩,都穿着硬皮鞋子和紧贴身体的衣服。小女孩们统一穿着带袖子的围裙和梳着白人一样卷曲的头发。我跟小女孩们站在一起,我的脚仍然在我柔软的鹿皮鞋里。静悄悄的,我突然觉得我的肩膀上的毯子被抽走了。我努力地看着周围的女孩们,她们看起来似乎不在乎。我想起,当我们走进来的时候,男孩们进了对面的门口的餐厅。我看见了与我同来的三位未来的年轻勇者。他们站在后排,看起来像我一样感觉不舒服。
一个小钟被敲几下了,接着每个学生从桌子底下抽出一把椅子。我明白椅子是意味着要坐下,我拉出我的,努力从侧面滑入坐稳。但是当我转过头,我发觉我是唯一坐着的,其他所有人仍然站着。我站了起来,害羞地看着周围女孩子们如何反映。等到第二个钟声响后,所有的人都坐下了,我才不得不爬回我的椅子上。我在大厅的另一端听到一个人的说话声音(饭前祈祷,译者按),我环顾四周去看她,却发现所有人的目光都盯在她们的盘子上。然后在长长的桌子上,我看见一个白女人盯着我的目光,我马上低头闭上了眼睛。为什么我被这个奇怪的女人如此敏锐地看着?她在嘲笑吗?然后第三个钟声被敲响了。每一个人拿起他的刀和叉开始吃早餐,我开始哭泣,因为我不知道如何使用它们。
但是早餐并不是第一天最糟糕的体验。是夜,我的朋友Talisa给了我一个可怕的消息。她会说几句英语。她听到了白女人在谈论剪掉我们的长头发!我们的母亲从小教会我们,只有被敌人俘虏的战士的头发才会被剪掉。印第安人心中,短发是懦夫的标志!
我们开始讨论马上会面对的命运,当Talisa说:“我们必须顺从,因为他们强大。”
“不,我不会顺从!我会先挣扎!“ 我回答道。
我寻找着我的机会,发现没有人注意到我,然后我消失了。我悄悄爬上楼梯,地板在吱吱作响,我的软皮鞋已经被换成硬鞋子。沿着大厅,我走过去,我不知道我要去哪。我转到一个敞开的门,发现一个大房间里有三个白色的床。窗户覆盖着深绿色的窗帘,这让房间显得很昏暗。谢天谢地没有人在屋子里,我轻手轻脚挪到离门最远的角落。我爬到床底下,在一个黑暗的角落悄悄抱着自己的膝盖坐下。
从我的隐藏的地方,我听到附近急促地脚步声时,我感到害怕。然后在楼下的大厅里有人响亮地喊着我的名字。我知道,他们正在寻找我,我不能回答。然后脚步声加快,呼喊的声音变得更激动...声音越来越近。我感到有一队人进了房间,我努力摒住呼吸。我从床缝看着他们打开衣柜门。有人打开窗帘,房间里突然充满了阳光。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让他们发现我蜷缩在床底下。我记得我被拖出去。虽然我疯狂地又踢又咬,但还是被带到楼下,按坐到椅子上。
我大声地哭,一直拼命摇着我的头,直到我感觉到我的脖子上的冰冷的剪刀,我突然安静下来。我听到他们把我厚重的辫子剪下来,然后我失去知觉,觉得我的魂一下子没了。我遭受了极端的侮辱,人们盯着我,像一个木偶一样!现在我像一个懦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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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2年1月9日
今天,我们三个从Drake部落来的女孩子在雪地里玩的不亦乐乎。在学校里我们仍然是“聋子”。除了Talisa能说几句英语之外,剩下我和Jaci谁都听不懂。所以我们总是遇到这样那样令人费解的事情。
早上,我们通过Talisa的耳朵听到:”我们被禁止在雪地里玩耍“。因为我们这几天的下课时间一直在雪地玩,玩雪之后,我们的鞋子和衣裤搞得湿漉漉的,学校也没有更多替换的衣物。然而多数时间,我们完全忘了这个警告,在雪中继续追打,嬉戏。直到,一个尖尖的声音在叫我们的名字。我们抬头向上看,一只手急迫地招呼我们回到房子里来。我们突然记起了那个警告,摇了摇身子,把雪拍打下来,壮着胆子一步一挪,慢慢地向对我们招手的白女人走去。
Talisa说:“现在她对我们生气了,她会惩罚我们的。但我知道该怎么办。当她直视你的眼睛,大声说话的时候,你必须等到她完全说完。然后,你大声回答 ‘NO!'。” 于是在走向房子的过程中,我们跟着她小声的练习“NO!”。
Jaci最先被传唤进了督导室。门一咔哒一声关上了,我们等在外面。
Talisa和我站在钥匙孔旁默默地听着。白女人用非常严肃的声调说话。她的话从她的嘴唇中涌出,像在水中揉搓肥皂产生的泡沫,一波波大量地浮起来,又破裂。我能听得出来她对我们很不耐烦。这时, Talisa对我使劲使着眼色,她紧张地小声说:她终于想通了,她刚才教我们的答复是错误的。
可惜已经晚了。
“哦,可怜的Jaci!” 我们不禁担心她。
就在这时,我听到了Jaci的惊人回答,“NO!”。
然后我们听到了一声愤怒呼喊,接着响起屁股挨打的啪啪声。白女人又停下来说些什么, Talisa说这是:“你下次要遵守纪律吗?
Jaci再次回答她唯一知道的答案:“NO!”
啪啪声再次响起。这一次,我听到了女孩子的尖叫和哭喊声。在鞭打中,女人问了另一个问题:“你会继续在雪地中玩吗?
我们听到她轻声说:“NO! NO!” 她终于说对了答案。
门开了,白女人半穿着拖鞋,带着Jaci走了出来。她抚摸了一下Jaci的黑头发,让她自己回到教室,Jaci的眼圈红红的还带着眼泪。白女人对我们俩没有说什么,只是把Talisa和我单独留到督导室反省。也许对她来说,暴力不是解决这个问题的好办法。
1913年2月9日
我如今来到这个学校已经1年多。回想起在最初两,三个季度,因为不理解英语,造成了好多荒谬的误解,结果给我的小生活带来不应该发生的惩罚。
一年之后,我已经能够用破烂的英语表达自己,我也能够理解了教师和同学所说的和所做的。于是,我忽然产生了一个恶作剧心理,我要报复我受到的惩罚。
今天,我被从班级中招呼出来参加劳动,到厨房里加工晚饭用的萝卜。现在是中午,厨房里满是蒸汽,人们不断在厨房和餐厅间穿梭,传递着食物。
我讨厌吃萝卜,它们盛在棕色罐子里,发出的气味让我恶心。我的心里有火,我拿着那个白女人交给我的木制工具,站在一个台阶上,用双手抓住锅把手,弯下腰搅动着。我要报仇,我突然涌出一股情绪。
所有的人都很忙,没有人注意到我。我看到盛放白萝卜汤的锅被放在一张旧桌子上。桌子的一条腿不稳,底下用方砖垫着。我悄悄地过去把垫桌腿的方砖挪开了一些,赶紧回来继续装模作样,但眼睛却一直瞟着那边的桌子。一边看,心理同时有了一种满足的感觉。
就在这时,一个白女人来到我的旁边。当她看着我心不在焉的样子,训斥我一句,然后抢过我手里的工具,给我做了几次示范。我在一旁看着,却感到很愤怒。她停止了示范,把工具交还到我的手中,又警告了一句,然后转向盛放萝卜汤的桌子,抬走了桌上的一盆土豆泥。悲剧发生了,她破坏了桌腿脆弱的平衡,萝卜汤整个一锅倾倒到地上。我听到白女人大声地责骂着,也不知道是说自己还是别的,但她没有注意到我。我在我的“复仇“中感到了胜利,虽然在我内心深处我似乎对自己的做法有一些怀疑。
当晚我坐着吃饭的时候,没有见到萝卜,我在心中默默颂扬自己”反叛“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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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3年4月25日
在部落的传说中,出现过许多邪恶的故事,但印第安的恶魔都是些在阴影下偷偷摸摸的人。我从来不知道在恶灵中还有一个有名气的头目,他敢于用他的力量对抗强大的圣灵。这些是我从一个白女人那里听到的“白人的传说”。
在一本大书中,她向我展示了一个“白人的魔鬼”的图片。我惊恐地看着从它毛发覆盖的手指长出来的长长的爪子;它的脚和尾巴布满鳞片;它有蛇一样的下;它的脸像是由各种动物拼凑的;脸颊的胡子像鬃毛;鼻子同鹰一样;锋利的耳朵像一只狡猾的狐狸;和上面一对向上弯曲的牛角.... 我被吓坏了,心被提到嗓子上,在我的喉咙里颤动。然后我听到那个白女人:“这个可怕的生物在世界上不停地游荡,专门折磨那些不遵守学校规章的小女孩。”
晚上,我梦见这个邪恶的神灵。
我似乎在我母亲的小屋里,一个印第安女人来看望我的母亲。厨灶在位于小房子的中央。厨灶的对面,母亲和客人坐在直背椅子上聊着家常。而我在玩一个用空的线轴串在一起的火车玩具。这是晚饭之后,厨灶的火已经不是那么旺,只有屋子中间是亮堂堂的,周围都是在炉火的影子里面。突然,我听到一个扭动门栓的声音。
母亲和客人停止说话,两人都朝门看去。门逐渐打开,铰链吱嘎作响,门慢慢地,非常缓慢地向内推开。
黑暗中突然出现了高大的魔鬼!它看起来就像我在白人的书中的那张图片。它不和我妈妈说话,但他闪闪发光的黄色眼睛被紧紧盯在我身上。他花了好长一段时间,穿过客人的椅子,走到炉子跟前。我把我的“火车”扔了,跑向我的母亲。但它不害怕她,紧跟在我后面。然后我围着炉子跑来回去,大声地求助。但我的母亲和客人似乎不知道我的危险。他们静静地,静静地看着魔鬼追逐我。我跑了不知有多久。最后我感觉头晕,膝盖变得麻木,双腿再也支撑不起我的重量,我倒了下来,瘫软在母亲的椅子旁边。正当魔鬼弯下腰、向我伸出的爪子的一刹那,妈妈从她安静的冷漠突然中醒来,把我举到她的腿上。于是魔鬼消失了,我醒了。
今天一早,我带着对魔鬼的报复,偷偷进入教室。我在墙上摆满书的书架上找出了圣经的故事。我在我的围裙里拿出准备好的铅笔,使劲涂抹着它的邪恶的眼睛。然后,当我离开了房间。
从此以后学校的“恶魔”都没了眼睛。我之后入学的弟弟妹妹们可能都会这么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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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3年11月25日
一个寒冷的冬天,清晨六点半,响亮的响铃催醒了我们,也打断了我自由快乐的梦境。我从西部草原同我的小马的嬉戏中一下子回到了冷冰冰的床铺上。又赶忙翻滚着起来,踏在光秃秃的地板上。
“唉,又是一个没有意思的一天” 我想着。我们有很短的时间穿好衣服并跳进我们的鞋子里。然后用冰冷的水清醒我们残余的困意,这都要在铃声大作之前完成。
清晨过分紧凑的时间要求和还在昏昏欲睡的孩子们,所有人都跌跌撞撞,显得有些粗鲁,但没人会浪费一点点时间为这些道歉。这就是我的清晨,孩子们两步并作一步,拥挤着冲下楼,在教室集合。
一个白女人,拿着一个打开的黄色皮本子,另一只手握着铅笔。她总是按时出现在门口,她冷淡的脸上点缀着一双灰色的大眼睛。
她透过眼镜边缘,紧紧盯着房间里的我们。对照她的长名单,一个一个喊出名字。她同时抬起下巴,审视每一个回应,以确保“答案”在这里。
她的铅笔无情的标记了我们的日常记录。如果点名的时候没有回应;或者朋友也没有成功地为我们掩护,无论是因为咳嗽,还是头痛,只要缺席,她就会毫不留情地记录下来。而这记录将影响我们或早或晚离开这个痛苦的学校。
今天我失去了一个亲爱的同学。我还记得她晚上梦游时习惯在我身边摸索,直到今天早晨她没能从枕上抬起她的头。在发现她死亡的时候,我站着哭泣,那个白女人坐在她身边。在床铺的褶皱之间,我看到了打开的圣经。死亡的印第安女孩与耶稣断断续续地谈论基督,但她肿胀的手和脚却冰冷苍白。
我们每个孩子都吃了一茶匙从一个大瓶子里倒出的药汁,据说它能治愈各种各样有病的印第安孩子。我突然变得很痛苦,谴责学校里所有的白女人。她们都残忍地忽视我们的疾病,尽管我知道她们是努力工作,善意,无知的女人。我感到沮丧。
那些黑色日子里的忧郁留下了长长的阴影,它使得过去的岁月的变得暗淡,这些悲伤的记忆超过了安稳的日子。也许我的印第安属性是自然中呻吟的风,虽然这里的生活让我喘不过气来,但它也像一个彩色的贝壳,我总是充满好奇地把它放在耳边听那低低的风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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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7年12月6日
我在学校的第二个三年结束了,我拿到了人生中的第一个文凭。
并且,我刚刚从东方,我的家乡返回学校。这是我几年间第二次回到故乡部落,但这次见面却引起母亲的不满。不是缘于我突然做出了回家探望的举动,而是因为我违背了母亲的意志。我准备继续到大学深造。
我之前寄给母亲的信中就提到过我的打算,但在她的回信中,我没有发现鼓励的话。母亲在信中说:邻居的孩子们只用了3年就完成了教育,他们回到部落,开始同其他人说英语。她的话语中暗示我最好慢慢放弃白人的生活方式,印第安人的根在草原上,我应该享受草原上的游牧生活。但我故意沉默来表示对她不服从。
上一次回家,为了有所准备,我在面见母亲之前做了一些预防措施。我到达部落之后,首先秘密与我们最好的巫医会面。当我离开他的棚屋时,我的袖子里牢牢地藏着一小束“魔法根”。巫医已经向我保证:无论我去哪里,我绝对要相信它的魅力,这束“魔法根”一定会带来好运气。这是巫医给过我的第二件有“魔法”的东西。上一个是我的“能带来好运气的小鹿皮包”,但在我学校生活一年多之后,不小心丢失了。
可是,有魔力的“魔法根”也没能改变母亲的观念和我的决定。我只好怀着无家可归的沉重心情,回到学校重新生活在陌生人之中。
课余时间,我把自己藏在大学宿舍的小房间里,远离白人学生的鄙视而又好奇的眼睛。我为能获得同情而祷告,但通常我只会偷偷哭泣。我希望已经回到家里,能随时被母亲的爱所滋润,而不是生活在一个冷酷的异族中,心中被偏见所冰冻。
1919年5月5日
在逝去的秋天和冬天里,我几乎没有交往到一个真正的朋友,虽然几个同学不时同我交流,但我清楚那是在“安全距离”上礼貌。
母亲还没有原谅我对她的粗鲁,我也没有时不时写信。
在春天里,我报名了各个年级之间的一个演讲比赛。比赛是在教堂里,学生与邀请的客人聚在一起。高台上已经铺上了地毯,上面绣着大学的校徽。明亮的白光照亮了房间,向上清楚地映射了屋顶拱形的天花板;向下着衬着人群中每个选手的熠熠神采。主持人宣布比赛开始。会场中遍布的杂音都突然停止,只有墙上的旧时钟发出滴答滴答的声音。
一个接一个,我看到和听到了不同风格的精彩演说。每个参赛者都收到了一阵响亮的掌声,有些人还获得热情地欢呼。我上台的机会很快就来了。我在窗帘后面暂停了片刻,深吸了一口气走了上去。在我结束后,我听到了其他人的呼唤和同样的掌声。
在我走下高台的时候,我惊讶地从我的同学手中收到一大束用流动的丝带装饰的玫瑰。这个友好的表示一下子把我入学以来所有的苦闷都融化掉了。
最终的结果,评委决定把第一名颁发给了我。随之,在大厅里喧闹起来。我的同学高声唱歌并喊着我的名字。认识的和不认识的同学和其他选手冲过来向我表示祝贺。我抑制不住的微笑。我的同学们为我在学生大厅举行了一个庆祝party。
几个星期后,我作为本校的代表参加了校际间的比赛。选手们来自不同地区的大学。比赛安排在国家首都举行,在最大的歌剧院之中。
那天晚上,随着观众填满了所有的座位,学生们开始“交战”。这时我再次感到了对印第安人强烈偏见。在观众的海洋中,一些大学拉开了一个白色大旗,上面画着一个孤独的印第安女孩。画的下面,用粗体黑色字母打印了嘲讽我的学校的词语 - “她比野蛮人更野蛮”。当所有选手等待评委的裁决时,我对那些嘲讽我的人群发出了轻蔑笑声。然后焦急地,看着主持人撕开夹着最后决定的信封。
当晚有两个大奖,其中一个是我的!
白旗无声地掉落了。
我尽可能快地躲开了人群,回到了我的小房间。这个夜晚的剩余时间,我都坐在椅子上,凝视着灯火。虽然胜利,但我还是如此孤独。胜利的果实是如此之小,我感觉还是不能满足我心中的饥饿。在我心里,我看到我母亲远在东方平原,她仍然在埋怨着我的决定。
笔者按:这本日记的作者作为当年几十万参加过土著寄宿学校的印第安孩子中的一员,应该是属于其中聪明,有意志力和比较幸运的。在文中她最后进入了大学,这是当时在印第安人群体中比较少见的。并且她毕业以后应该找到了还不错的工作,不然她的后代可能仍然生活在保留地之中。
逝者已矣,也许她的后代已经不记得前辈的故事,在这片土地上如何辛苦努力闯下了一片天地。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