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自章诒和：《貌似一样怜才曲 句句都是断肠声》
常听人这样说：“谁让他们（指老一代高级知识分子）不去台湾！结果呢，戴帽的戴帽，划右的划右，下放的下放，惨死的惨死。后悔吧？要是早早去了台湾，一辈子不会倒霉。”枯鱼过河泣，何时悔复及。这个“早早”，是指政权易手的前后，而“你们”为啥去不去台湾？则成为大陆一个久久议论的话题，是走还是留？这句话，就像哈姆莱特“生存还是毁灭”的台词一样，无休止地提出。
1948年，国民政府有个“抢救学人”活动，即胡适、傅斯年亲自出面动员一些顶级学者教授离开北平，飞赴台湾。其中被他们动员的人物里，最有名的一位叫陈寅恪。胡、傅等人多次劝其南下、东渡，陈寅恪夫人还曾一度滞留香港。但最终未赴台，他拒绝了，落脚在广州。1949年后，上面几次派专人来广东，恭请陈寅恪赴京，他拒绝了，尽管新政权有多个重要职务和头衔在虚席以待。
在国民政府开列的名单里，也有李宗恩。他也回绝了，说自己要留下。他们当时为什么要留下？此后，许多人不停地追问？包括今天的年轻人。写李宗恩过程中，我也思索这个问题，还向别人讨教。归纳起来，是否有以下几点：
一，这些学者、科学家绝非一人东渡，独自飘零。他们要带上一大家人；要带上半辈子积累的书籍、资料；要带上所有的家私；要带上舍不得丢弃的零零碎碎。一句话，奔赴台湾就意味着连根拔起，永不回头。而不伤一枝一叶地“移栽”至台湾，需要一大笔钱，需要充沛的精力，需要人力和帮手的，需要埋葬许多珍贵的感情，需要扭转许多习惯，需要割断许多良好的关系……还有永远带不走氏族血脉、乡土老宅、饮食口味、兴趣爱好，以及长满青草的祖坟。远非两张机票，一走了之那么简单。这些严峻冷酷而又极其现实的问题，是阻止远行的力量。这种力量之大、之细、之深，可以压倒一个简单的政治判断。
二，这些学者、教授、科学家对问题的思考，大多不属于政治性思维，也就是说基本上不是从政治上的“左”和“右”，来选择自己的未来。他们一心牵挂和始终惦记的只是学术，学问，学科，专业和技术。在大陆几十年、或研究或执教，都累积起相当雄厚的物质基础和精神资源。如，有较好的研究环境（大学或研究机构），有馆藏丰富的图书馆，有设备比较完善的实验室，有互相信任的同事，有可以取长补短的同行，有十分得力的助手，有成批的学生，有广泛的社会联系。他们在各自的领域，说不上呼风唤雨，也算得如鱼得水，而漂泊至孤岛，则一切从零开始。两厢对比，孰轻孰重？无须细算，任何一个以专业立足，以学问为本的人，心里都很清楚。记得台湾中研院近史所的一位研究员曾对我说，自己看过一些知名专家上个世纪四十年代末的信札，当其得知先期抵达台北的同事几家人都挤住在大大的仓库，每家仅以铁丝布帘相隔的情况，顿时全身凉透。心想：到了那边，要熬多少年，才能像在燕京、北大那样生活和工作？有的教授则担心一次永不回头的远行，自己的身体恐怕就吃不消……诸如此类，切切实实的问题都明明白白地摆在面前，而每一个问题的分量都关乎他们的毕生事业，每一个问题都超过了判断“左”与“右”。
三，这三嘛，就涉及到对形势的判断和对时政、对中共的认识了。冯友兰、汤用彤等人讲过：他们之所以在解放时没有走，主要是觉得国民党非常腐败，跟它走没有希望；对共产党则完全不了解。说句老实话，在韩战爆发以前，没有几个人认为蒋氏政权在台湾能长久维持。有人推算，充其量存活一年或比一年多一点，毛泽东自会把它干掉，就连美国白宫亦有所估计和准备。抗战结束后，很多知识分子并不看好蒋氏统治，已是众叛亲离，行将土崩瓦解。包括储安平在内，不认同共产党，但更不满于国民党，他说：“七十天是一场小烂污（指币值改革），二十年是一场大烂污。”储安平以“拆烂污”心态对待国民党，这句名言也最终导致《观察》被查封。溃败的国民政府并非像现在一些人说的那么好。
至于对中共的认识，我想引用李宗恩写给（美国）中华医学基金会报告里的一段话，很能说明问题：“不能忽视包括北平在内的中国北方政治格局的改变。如果这种改变成为现实，我们仍有理由相信，教育方面会有不受政治影响的一定自由度，虽然其重点可能有所改变。这个重点可能会在牺牲教育的标准和科学的基础上转向社会方面……”（原文：“the possibility of a major political change in North China involving Peiping cannot be ignored. In that eventuality, it is still reasonable to hope that educational activities will continue to enjoy a large measure of freedom from political interference, though some shift in emphasis is possible. Emphasis may perhaps veer more toward the social aspects of medicine, at the expense of scientific education and standard.”)
也就是说，在1949年前后，这些接受良好教育、学有专长的知识分子对共产党执政路线方针和政策有所估计，估计会不同于国民党，但也仅仅是“有所改变”罢了。谁也没有意识到随后到来的是一种翻天覆地的巨变，更想不到登台后的毛泽东会那样肆无忌惮地胡作非为。说到这里，不由得想起父亲和罗隆基在家里说的一段话：“我曾经是共产党，对共产党、毛泽东是有看法的，也了解他们的一套。但无论如何没有想到这个党是那样地差，人是那样地坏。”这话是说在土改，肃反，肃胡，反右，三年困难时期之后。即使砍了他们的头，也想不到还有一个“文革”。而在1949年前后，大家都在热烈期待一个不同于国民党的新政权。所以，陈寅恪选择了广州，不奔赴台湾，也不靠近北京。李宗恩选择了协和，因为台湾没有协和，协和在北京。
留下，留下，“貌似一样怜才曲，句句都是断肠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