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一个没有想像力和创造力的人。即使写博多年，依然常常提笔不知写什么好。有时候看到别人的好文，想一下："嗯，好像我也经历过类似的事情。" 于是得以东施效颦地写上几句。
这不，在朋友园子里大家聊起小时候生病看病的旧事，我也想到妈妈带我看病的小故事。
[失而复得的围巾］
七十年代初期，浩劫稍稍平稳。大学开始招收工农兵学员，一些老牌大学搞院系调整，支援师资比较弱的地方院校，我爸爸被调动。所以，我童年少年时代离开南京多年，后来才又全家回宁（此为题外话）。
换了地方，不知怎么我开始精神不好，原本肥嘟嘟的脸蛋也瘦了下来。去医院反复检查，没什么大问题，就是血象不好，全血象偏低。
我父母很纳闷。虽然那个年代物资匮乏，但江南的生活条件相对还不错；大学食堂作为福利，有时会供应一些价廉物美的吃食；郊区农民也常偷偷溜进来卖点鱼虾鸡蛋什么的。我妈妈更是把家里有限的钱都用来吃，她说孩子们长身体最重要，所以我应该不会营养不良而贫血。
于是，妈妈带着我跑城里的各大医院，反复检查，听取不同医生的意见。
每次看完病，妈妈都会犒劳我一下，买个小玩具，或买本小人书，或带我吃点小吃。
有一次从医院出来，妈妈带我去吃甜食。在柜台买了小票，妈妈安顿我坐下，把包包放在旁边的座位上占座，嘱咐我看着东西，她去窗口端吃食。
我从小就喜欢"看野眼"，就是people watching，看周围人忙忙碌碌，想像他们的心理活动和人物关系。这是我孤独童年中自娱自乐的一个方式。
等我东看西看天马行空了一通，妈妈回来了。吃的什么不记得了，无非是赤豆元宵或糯米糕一类。妈妈挺紧张地说："我的围巾怎么没有了？"
那会儿大人出门都用个尼龙拎包，类似现在的tote。我清楚地记得妈妈的围巾就放在表面，包包敞着口放在木凳子上，妈妈让我看着。可现在包还在，围巾却不知去向。
我也紧张了。那条围巾是妈妈经过浩劫存留不多的几件老货，米色纯毛开司米的方巾，边上有漂亮的穗穗。我喜欢那精致的织造和软软的手感，曾暗自想着等长大了也许妈妈会让我也戴戴。怎么就不翼而飞了呢？这可是家里为数不多的好东西，丢了多心疼啊？
这时，我看到旁边桌上一个独坐的中年男子老是瞟我们，还端起碗呼噜呼噜吃得特别快，好像要赶紧吃完赶紧走的样子。
妈妈定了定神，放下碗，走到那人桌边上，很温和地说："同志，我让小孩子看着包，她不懂事，是不是我的围巾掉地上了她都不知道给捡起来？你看到了吗？"
那人一楞，很慌张地扭动起来，急促地说："是啊，掉地下了，我给捡了，是这个吗？" 说着他从包里把妈妈的围巾掏出来了。妈妈客气地道谢，接过围巾，回到桌上继续吃。
回家后，妈妈淡淡地说："不论那人是顺手牵羊，还是围巾掉了他捡到了，还回来了就好"。妈妈自始至终没有责备我，不过告诫我人多的地方不要分心。
经年已久，具体的对话我记的可能不那么准确，但那人的模样，那个小吃店的场景，就像刻在我脑子里。"顺手牵羊"这个成语也是我第一次学到，那年我还没有上学，学会这么一个高深的词，很是得意。
用现在的标准，我觉得妈妈的情商挺高的。要是妈妈当时把我责骂一通，无济于事还让我心里留个阴影；要是妈妈不先给那男人一个台阶下（说我不懂事，没看好东西），并认定围巾是"掉地上了"，那男人也无法顺坡下驴；要是冒冒失失去讨要，必定要不到，人家还会说妈妈"诬陷"，搞不好我们被骂甚至被打都有可能。
我那个病呢，最终也是我妈妈做主，不治了。当时有医生怀疑是"再生障碍性贫血"，让做骨髓穿刺确诊。妈妈说，这么小的孩子，舍不得。如果是，反正也治不好；如果不是，白白吃苦，穿刺歪了更不得了。（我妈不懂医，那会儿知识信息都封闭，她说得可能也不对，但她就这么为我拿定了主意。）
后来我上小学了，慢慢也就好了。至今我的血象都正常。也不知道那一段时间怎么了，也许是水土不服？也许是长大过程中的一个小缺陷？
本来想写两个故事，啰嗦的毛病改不了，这一个就唠叨这么长，另外的以后再写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