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利的情色往事
文 | 王勤伯
9月18日，西班牙艺术家达利的“私生女认父”官司有了关键进展。
在马德里高等法院的听证会上，法官确认9月初已经送交当事人的DNA鉴定结果：61岁的皮拉尔·阿韦尔不是艺术家达利的女儿。西班牙国家检察官认为整个官司纯属原告无理取闹，要求法官判其承担全部诉讼费用。
2007年开始，女占卜师皮拉尔·阿韦尔到处宣称自己是达利的私生女。皮拉尔·阿韦尔1956年出生在菲格雷斯，之前一年她的母亲在达利家里帮佣。今年6月，法院终于同意对达利开棺验尸，提取DNA进行亲子鉴定。
DNA鉴定结果丝毫不令人意外。除了和妻子加拉初相遇时的浅尝辄止，达利从未有过真正完整的男女性爱经历，这是一个被广泛认可的事实，也是艺术史研究绕不开的话题。
如果DNA鉴定确认达利有私生女，有关达利的近10本回忆录都会被否定，艺术史也需要改写。
皮拉尔·阿韦尔唯一的“贡献”，是再度引发了人们对达利私生活的好奇。
官司过程中，西班牙媒体集体重温艺术家情色往事，这些故事就像一部活生生的达利创作和心路简史。
初恋与洁癖
初恋往往会影响人一辈子，达利也不例外。他从初恋里收获的是巨大的挫败感。
15岁时，达利有了生命中“第一个女友”。他在家乡城市菲格雷斯上市政中学，对绘画的热爱也诞生在那所学校。
学校里有个同龄女孩名叫卡梅·罗杰特，达利和她有几门课同班。两人在学校里相恋。
恋情遭到女方家人强烈反对。1920年，16岁的达利在一封信里写道，“我也相信过爱情……但爱情对我太残酷……我总是爱上不可能……我爱上了艺术……我爱上一个比艺术更美的女孩，但她比艺术更不可能。”
此时，达利即将读到对他艺术生涯产生决定影响的弗洛伊德，即将意识到艺术可以升华他的性欲。
达利描述的残酷也是实实在在的肢体感受。卡梅的父亲嗅到了达利身上非同寻常的危险，在菲格雷斯城那条带街心花园的主街上，他狠狠地抽了达利一耳光。
达利的父亲，一个做事严谨的律师和公证员，同样为儿子离经叛道的举止恼火。但没有任何力量可以阻止达利的反叛，有一次，达利和父亲再度发生争吵，他从自己房间拿出一个装着生理液体的避孕套，“拿着，从此你我两不相欠！”
然而，父亲的严谨也在性观念上给达利造成深刻影响。父亲反复告诉他感染梅毒有多可怕，这使得达利早早就对妓女形成“只可远观不可亵玩”的自律。
达利的洁癖也不仅仅关于性。熟悉达利的餐馆老板刘易斯·杜兰回忆说，就连餐桌上的水果，达利也一定要用矿泉水亲手洗过，因为害怕自来水不干净。
大诗人洛尔卡的尝试
2年后，18岁的达利离开菲格雷斯，去了马德里。
达利住进了马德里的大学生公寓，在圣费尔南多美术学院学习。他很快就融入当时的浪荡哥风潮（Dandyism），参加放纵的年轻人夜晚派对。
在荷尔蒙爆炸的年龄，达利却没有找到新的男女恋情。达利多年好友、西班牙著名电影导演路易斯·布努埃尔（1900-1983）回忆，当时男生们集体逛妓院，达利也去，但他呆在旁边。
两个女性名字和马德里时期的达利联系在一起。一个是马德里当地人玛格丽塔·曼索，另一个是菲格雷斯同乡拉蒙内塔·蒙萨尔瓦切。对达利来说，这两人都是追求自由的现代都市女性代表。
没有任何回忆、旁证可以说明达利和上述两位女性有过身体接触。倒是在大学生公寓，他除了和路易斯·布努埃尔、佩平·贝约（作家）成为挚友，更和大诗人加西亚·洛尔卡开始了一场留给后世无数谈资的暧昧关系。
1969年，达利对法国诗人阿兰·波斯盖回忆说：
“他（加西亚·洛尔卡）是同性恋，大家都知道，他疯狂地爱慕我。他对我尝试过两次……我很厌恶，因为我不是同性恋，也不想做同性恋。而且，那样会很疼。所以他什么都没做成。但我确实为此荣幸，在我内心深处，感觉到他是一个伟大的诗人，而我，在达利神圣的屁眼里欠他一席之地。”
妹妹被加拉取代
陪伴青年达利时间最多的女性还是亲妹妹安娜·玛利亚，她也是达利的专属女模特。
加拉出现后，安娜·玛利亚在哥哥心目中的缪斯位置被立即取代，深刻的妒意导致兄妹决裂。足足有40年时间，兄妹两人生活在同一个小城，却彼此不闻不问。
加拉比达利大10岁，1894年出生在俄罗斯帝国时期的喀山，原名爱莲娜·迪亚克诺瓦。和当时俄罗斯很多贵族和资产阶级家庭子女一样，加拉从小接受西欧教育，1908年，她随家人迁居巴黎。
1913年，加拉患肺结核被送去瑞士。在疗养院里，19岁的她认识了一个18岁的法国男孩保尔·艾吕雅（Paul Eluard）。男孩对她说，自己的梦想是成为诗人，但父母不赞成。
两人分别出院后，加拉不断写信鼓励男孩，就连第一次世界大战也未让这场恋情中断。1918年，两人终于成婚，一年后，加拉生下女儿塞西尔。
保尔·艾吕雅在一战后成为超现实主义运动代表人物。加拉能鼓励和刺激保尔·艾吕雅的创造力和灵感，当然也可以对其他人物产生同样的作用。在诗人、艺术家圈子里，加拉相继和路易斯·阿拉贡、安德烈·布雷顿、马克斯·恩斯特等人发生暧昧关系，成为他们的缪斯女神。
1929年夏天，保尔·艾吕雅和加拉携友人一起前往西法边境海滨城市卡达克斯游玩。达利就住在位于卡达克斯的利加特港，毕加索、洛尔卡、华特·迪斯尼等人也曾造访此地。
卡达克斯和菲格雷斯距离不到40公里，同属加泰罗尼亚大区赫罗纳省的上安普尔丹县，菲格雷斯位于连接西班牙和法国的交通要道上，卡达克斯则位于海边。达利居住的利加特港是个极小的定居点，小岛在海湾入口挡住风浪，一个诗情画意的避风港。
路易斯·布努埃尔陪同保尔·艾吕雅和加拉去拜访达利。和加拉第一次见面，达利就疯狂地爱上这个大自己10岁的女性。
两人天造地和。加拉喜欢开放式伴侣关系，性爱经验丰富。她曾主动让马克斯·恩斯特来家里3人同居，三角关系让保尔·艾吕雅心力憔悴，流连夜店借酒消愁，1928年甚至结核病复发再度入院。
达利的作品始终关注情色，但他更多是从偷窥、恋物癖、自慰里获得快感。他对性行为有着无法摆脱的阴影，害怕性病，从小被伙伴们嘲笑私处尺寸。达利后来承认，一生中仅仅和加拉发生过一次性关系。
加拉回巴黎以后，达利闭关两月，准备自己在巴黎的首次画展。他将要展出的一副超现实主义作品名叫《大自慰者》。
另一幅画作则导致了达利与家庭的决裂。在展出一幅名为《耶酥基督的神圣之心（acred Heart of Jesus Christ）》的画作中，达利声称，“有时候，我对着母亲遗像吐痰自娱”（Sometimes， I spit for fun on my mother‘s portrait）。达利的母亲在8年前患癌去世，这幅画让父亲再也没有原谅过他。
（国内有人误译为“我对着父亲画像吐痰自娱”。画面上的法语“mère”是母亲。父亲不原谅达利，并不因为达利对他本人不敬，而是对亡母不敬。）
疯狂和早亡的心理深渊
在巴黎，加拉决定跟随达利，永远也不分开。
达利后来常说，加拉是唯一一个能将他从疯狂和早亡中拯救出来的人。疯狂与早亡到底指的是25岁的达利面对的何种心理深渊？
老记者佩马涅尔曾在1978年就情色问题和达利面对面交谈。采访达利之前，他先找到了达利中学时代好友米拉维特列斯。
米拉维特列斯对佩马涅尔说，青春期的阴影影响了达利一生。他在学校里被笑话私处太小，而且还早泄，加之父亲对他灌输过感染梅毒的种种恐怖后果，达利对男女性爱心理阴影巨大。后来，和加西亚·洛尔卡之间的暧昧更加深了达利的性向危机。是加拉拯救了达利，她帮助达利克服了男阴被女阴吞没的心理恐惧。这就是1929年达利创作《大自慰者》的真实背景，作品右上方，加拉的脸面对着幼稚又松弛的男阴。
达利则对佩马涅尔阐述了一番“性的形而上”：
“我对乳房和女阴没有兴趣。我喜欢臀部，清晰直白的洞穴，一切可见。女阴有阴唇、阴蒂，很混乱，让人迷失。而且小孩都从那里出来。反过来，从来没有任何人是从屁股里生出来的。我觉得女阴是大自然为促进生育设置的陷阱。我不喜欢掉入陷阱，我偏爱更清白的另一侧。”
达利回忆说，“遇到加拉之前，我从未做过爱，完全是个处男。我的私处太小，给我造成巨大的性无能阴影。我曾在小说里读到——‘进入的时候，我把那身体弄出的声音，就像用餐刀切开一个西瓜’——我当时想，（自己）那么小的家伙，怎么可能把西瓜弄出动静，绝对不可能……我做了很久处男，到现在也有性无能的阴影……加拉想要我像搞爆破一样和她做爱，但无论过去还是后来我都没有满足过她的欲求。”
妓院往事
和加拉情定终生，这场关系建立在一个重要的默契之上：两人可以自由自在分头行事。
到巴黎的第一个晚上，达利就去了著名的沙巴奈妓院。这家从1878年营业到1946年的妓院是当时世界上最著名、最奢华的色情场所之一，访客很多是王公贵族、社会名流。
然而，和其他达利逛妓院的故事一样，没有任何记录显示达利和女人上了床。
菲格雷斯有个子承父业的餐馆老板刘易斯·杜兰。达利是他家餐馆的常客，刘易斯·杜兰9岁时就认识了达利，长大后更是对达利鞍前马后。有一次达利要刘易斯·杜兰陪他去见识城外一家妓院，刘易斯·杜兰去不了，就找了一个单身且爱玩的朋友给达利做陪同。
这位姓名缩写为R.G.的友人后来对刘易斯·杜兰讲述：
“达利让姑娘们脱得精光，依次经过他的身旁，他一边用棍子去敲她们屁股，一边自慰。我自觉羞耻难当。”
达利的妓院轶事远不止棍击女臀。巴塞罗那一位著名老鸨“里乌斯女士”回忆，“有一次达利把妓院里的瑞典女孩召去他的房间，让女孩们赤身裸体抓住一只鸭子，达利切下鸭子的头……”
智识勃起状态
达利曾说过，自己处于“永恒的智识勃起状态，一切优先于我的欲望”。
毕加索终其一生都对女性有着强烈欲望，“智识勃起优先”的达利绝不是无欲无求的对立面。他以非同寻常的方式来表达欲求，并将其展现在自己的作品中。实际他和加拉都是欲望强烈的人，强烈的欲望是他们结合的基础，只是表达方式不一样。
加拉一直到死都在和比自己年轻很多的男性交往，例如比她小57岁的摇滚歌手杰夫芬霍尔特。达利甚至鼓励和资助加拉自由自在的生活。
他为加拉买下当地的普博尔城堡，这里成为加拉和情人的欢巢。达利每次造访，需要加拉书面同意。
1982年加拉去世以后，达利从利加特港搬去城堡，时常不吃不喝，甚至被怀疑尝试过自焚。最后，达利在友人劝说之下搬到菲格雷斯，直到1989年去世。
和加拉事实上的分居状态中，达利反复在自慰、偷窥和各种怪癖中表达性欲。70年代中期，巴塞罗那当地报纸《世界体育》派记者马辰科斯去采访达利，想让他谈谈艺术天才达利和足球天才克鲁伊夫。达利对门外的马辰科斯说，他正在寻找灵感，全身赤裸，不方便见客。
有一次在杜兰的餐馆里，达利带来一个年轻女孩，金发披肩，他把一束几颗樱桃挂到女孩耳朵上，然后开始谈论她的臀形。
加泰罗尼亚著名作家若瑟普·普拉碰巧就在邻桌，对达利的言行举止感到恶心。两人用加泰罗尼亚土话短兵相接。
“喂，小萨尔瓦多，你真龌龊。而且，所有人都知道，你一辈子性无能。”
“普拉，你别这样来气！所有人都知道，你就是个婊子王。”
目击者称，达利和普拉都沉默了好一阵。之后，两人又开始正常交谈。
那个年代去利加特港拜访过达利的摄影师留下的照片档案里，不难找到达利工作间或花园里多位女模特赤身裸体的镜头。达利也习惯带女模去餐馆，例如遇到普拉的那一次。但没有任何模特后来讲述和达利发生过性关系。
达利身边有女模，当然也少不了其他性别。频繁出现晚年达利身边的“女子”名叫阿曼达·雷阿尔。她接受过变性手术，原名阿兰·塔普。尽管和达利形影不离，她也否认和达利有过肉体关系。
还有一个名叫卡洛斯·洛萨诺的哥伦比亚嬉皮士和晚年达利过往频繁。据说他拥有标准的“雌雄同体”外观。他在回忆录里说得很直接，“达利是个偷窥者、手淫者、堕落者。如果非要说他有性倾向，他的倾向是同性，而且仅仅倾向于同性。他受不了女人碰他，这种情况很罕见地发生过几次，我都见证了他的厌恶感。”
换成达利自己的语言来表述，他说过，“我喜欢的男人是有点女性化的……男人应该娘娘腔一点。这也是为什么我作品里的耶稣都是这个模样。”
“生父”的人生真相
女占卜师皮拉尔·阿韦尔提供的各种牵强“证据”里有这样一段：母亲告诉我，有一次她抱着我在街上碰到达利，达利摸着我的头问，“是我的女儿，对吧？”
这难道不是达利惯常的说话方式？他甚至会在面试女管家的时候第一句话就问，“您是处女吗？”
达利生前常常需要回答“无后”这个问题。他说，“天才不需要复制自己，你能想象米开朗琪罗的儿子去开出租车吗？”
颇为讽刺的是，皮拉尔·阿韦尔说她最喜欢的达利作品是《大自慰者》——这难道不就是“生父”的人生真相？
（来自网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