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市中级法院占据了一个街区，近乎一个四四方方的建筑群，中间是一个大院，临街的房屋基本上就是一个模样，不同街道的大门也一个样。从走廊的窗户往外看，因为树木的遮挡，看不清楚具体的方位。栗泽林领着我往外走，法警跟在后面。东转西转，我完全失去了方向感。突然我眼前一亮，原来我们到了大门，出门一看，并不是我被拖进去的大门，想返回已不可能了。我们只能出了大门。晓红姐姐问我：现在已经是中午十一点半了了，下一步我们做什么？我们回家还是怎么？我回答她说：我们不可能被人家大街上打人，然后厕所里赔礼吧？我说我想到信访接待室去。她马上又要陪我一起去。
周五是中层干部接待日，虽然临近中午，接待室的人还是很多。进了信访接待室，遇见了很多老熟人，他们很惊讶的问我被拖进中院的经历。他们告诉我：我们被拖进法院时，有一个人跑过来告诉信访接待室的法官“冷家的人被抓起来了”。接待室的法官连声说“好！好！好！”。我给他们讲述了一遍全部的经过，并且把横幅拿出来给他们看，告诉他们我的诉求他们满足了，连横幅也还给我了。张捷峰站在我的身后，他对我拉横幅的行为以及大家和我一起聊天的情形已经习以为常，所以并没有意识到我现在已经是“自由之身”，等到晓红姐姐进去并加入我们的聊天时，他忽然发现了晓红姐姐的存在，惊讶并下意识的说到：“你怎么被放出来了？”晓红姐姐指着他的鼻子说：“你很失望吧？”张捷峰主任目瞪口呆看着我们。
过了一会，有个法官过来和我聊天，善意的问了一下我在里面的经过，他说：他们没有给你带手铐？
我笑着说：他们不敢的。
他很诧异的问：为什么？
我说：如果给我带手铐，起码得赔我五万。
他更惊讶的问：不可能吧？
我说：首先，按照法律规定，给我带刑具的决定必须由法院院长亲自批准。如果立马就给我带刑具肯定没有获得院长的批准，我会追究他们的责任，包括院长；其次，给我带手铐以后，我会把手铐扣弄得很死，让手铐紧紧的贴着我的手腕，然后往外跑。他们肯定会追我，在拉扯的过程中，手铐肯定会把我的手腕划伤。这种伤口即使愈合了色差也会存在几个月；第三，如果在拉扯的过程中，没准我的意思突然丧失、大小便突然失禁，那么这种临床表现毫无疑问可以作出“脑震荡”的临床诊断。在那种混乱的场面里，监控录像记录的肯定是我被殴打的画面；我在法院里面，在没有得到正院长批准的情况下被你们法院的工作人员打成脑震荡，该如何赔付？
这个法官苦笑地摇了摇头。
过了几天，信访接待室的法官告诉我：秦慕萍院长过问我们的案子，让我耐心等待一下。其实我也知道，这些都是缓兵之计。一般说来，当把他们逼紧了的时候，他们会给我们一点点希望。甚至告诉我：你的问题已经进入程序了。等等…。弄得好像马上会做什么一样，然后又晾在那里。通过一紧一松又一紧一松的调动，我就会筋疲力尽。我知道他们的做法，所以面子会给名义上过问我案子的秦慕萍副院长（天晓得她是不是真的在过问，我就假设秦副院长就是在问过），另一方面积极的去和人大、政法委进行联系。
有一天，我又到了市人大。接待的工作人员笑着对我说：冷明呀，我们查了一下，今年一年你到我们这里来了67次，所以我们把你作为“重点人”报给了市政法委，以期引起他们的重视。你不会有意见吧？
嗯！当这种“重点人”我当然不会有意见。由此可见，量变可以到质变。
我再把重点放到武汉市政法委，一周去个两三次。每次都要转办单，也要从量变到质变。另外，在湖北省、武汉市开人大、政协开“两会”的时候，我就出现在会场外面。“两会”都是在冬季举行，我可不会亏待自己。我用防寒的装备武装自己，把诉求用最简单的几个字罗列出来。别在挎包的带子上，谁愿意收走谁收走，收走我东西的人没准会扫一眼，这样又可以增加一个受众。
省里开“两会”我也跑到会场外去。一天，我忽然听见省高院的工作人员在大声说：涉法涉诉的请到高院去，那里有接待的。我赶紧转场到高院。接待人员已经是老熟人了，一见面就问：你又有什么事要反映？
我说：还不是法院不送达传票的事。他们不给我任何书面的东西，每次都是东扯西拉的。
他笑着说：你回去吃热干面算啦！一个武汉市中院都搞不定，你太没有用了，回去吃热干面算啦。
我问他：我怎么才能搞定他们？
他说：我是法官，怎么能够告诉你对付法官的方法？你回去吃热干面去！
说完又哈哈大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