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种不同的自由主义

两种不同的自由主义----读保罗.克鲁格曼:《一个自由主义者的良知》



大家都知道美国是个崇尚自由主义的国家，却很少有人知道美国一直存在着两种不同的自由主义。左翼有左翼的自由主义，右翼有右翼的自由主义。左翼自由主义关注的是经济平等和精神自由，右翼自由主义关注的是个人权利和资本的自由。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保罗.克鲁格曼就是一个左翼自由主义者，也就是被右翼人士带有贬义的称为白左的人。

保罗.克鲁格曼著作颇丰，这本《一个自由主义者的良知》虽不算是经济学论著，却可看作是左翼自由主义者观点的集大成之作。在此书的开头，保罗就简要地回顾了美国历史：“熟悉历史的人都知道，美国并非一向如此，我们曾是一个贫富差距巨大、饱受政治派系攻讦倾轧之苦的国家。但是，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年代来看，美国昔日极端的不平等与严峻的党派争斗，不过是初级工业化国家特有的、不成熟的短暂阶段。我们当时认为，美国已最终成长为一个有着强大中产阶级的、相对平等的社会，平静的政局是这个国家的常态。”

读过《光荣与梦想》和熟悉美国“镀金时代”社会历史的人会承认，保罗对那段历史的概括是真实的。可话锋一转，保罗言辞犀利地抨击了二战后，尤其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后的美国社会走向：“但是，在20世纪80年代，一个由中产阶层主导、政治上奉行中庸之道的美国却开始出现变化，这一事实越发明朗起来。经济学家开始论述迅速加剧的不平等，他们指出经济进步只惠及少数人，而大多数美国人却被远远地抛在了后面；政治学家也开始讨论不断加深的政治两极分化，即政治家在极左与极右两个方向移动，民主党人日益被归为‘自由派’，共和党人则成为‘保守派’。这些趋势一直持续到今天，当前的收入不均与20世纪20年代的不平等同样严重，而政治的两极分化也和那时差不多。”

克鲁格曼把美国收入不平等产生的原因归结为美国政治的右转，并没有解释为什么西方世界普遍存在贫富差距拉大的趋势。而皮凯蒂在《21世纪资本论》给出一个比较深刻的分析和答案，即：当今西方社会普遍发生的贫富分化是资本收益率长期高于劳动收益率造成的。

和很多左翼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一样，保罗.克鲁格曼也是将美国社会的进步归结为左翼自由主义者的贡献。事实也的确如此，如果没有左翼自由主义思潮占据主流话语权，罗斯福新政初期的尴尬也许会是常态。当然，保罗并不否认二战这一特殊历史时期对罗斯福新政的助推作用。没有二战，罗斯福不可能打造一个中产阶级为主的美国，不可能最大限度的压缩了贫富差距。所以，二战和二战后一直到八十年这段时期也被保罗.克鲁格曼称为“大压缩”时期。在二战期间，罗斯福政府对富豪们征收的个人所得税率最高达到79%，而在五十年代，美国为了担负消耗巨大的冷战开资，对富豪的最高个人所得税率曾高达91%。尽管这并没影响到富豪的奢华生活，但对当年富豪们如此驯服地接受这种对富人的“掠夺”我依然感到讶异。

这里要插一句。保罗认同J.Bradford Delong对“亿万富豪”的定义，即财富超过2万名普通美国工人年总产值的人才算亿万富翁。保罗.克鲁格曼对这些产生于“镀金年代”的人数不多，却占据巨大财富的亿万富翁们没什么好感。他认为：“那是一些以不义手段暴富的人，从铁路、制造业及石油、煤炭等开采业中大发横财的人。1915年洛克菲勒位居榜首，紧随其后的是两位钢铁大佬亨利·费利克与安德鲁·卡内基，然后是一群铁路修建商和金融家，以及亨利·福特。”这基本代表了左翼自由主义者的观点。

克鲁格曼并没有解释为什么美国富豪愿意承担高额税负去支持美国的全球冷战事业。也许在他看来这是左翼自由主义者努力的结果，是一种富豪不得不服从的平衡状态。当然，我也不认为美国富豪有着伟大的国际主义精神。吝啬的美国富豪们在二战时连自己曾经的母国英国都见死不救，怎么会甘愿为全球事务奉献美金呢？如果不是罗斯福能说会道，加上日本人的愚蠢，美国富豪宁愿置身二战之外，两边赚钱，吃完原告吃被告，也不会出钱去打与己不相干的战争。在我看来，说到底，遏制共产主义这关系到富豪们是否会千秋万代的大事，所以他们才会孤注一掷地支持反共大业。这种心态和当初列强干涉新生的苏联时是一模一样的（那时苏联还没有大屠杀丑闻，所以反共并不具有道德理由），因为资本永远把安全放在第一位。

越战之前的美国其实已经非常强大和富有了，可富豪们的安全感一点没有变强大。他们对共产主义的恐惧使他们夸大了共产主义的威胁，也误判了苏联和中国的意图。因此，美国出兵干涉朝鲜内战失败后，又不顾美国人民的反对，进行了长达二十年的越南战争。

两次战争的失败，让美国右翼灰头土脸，也让当时的美国右翼明白一个道理：靠武力不仅征服不了社会主义阵营，而且还使自己国内的左翼力量不断壮大。社会主义国家是越压越强，今天的80后红三代小金同志仍然显示这样的性格，可今天的川普大叔却依然像越战前的美国强人一样，还是信奉武力的神威。难怪黑格尔会说出“历史的教训就是我们从不接受历史教训”这种悲观的话。的确，历史不断循环往复，而人类理性似乎并没有实质性的进步。

越战后，美国右翼精英变得聪明了，认识到战胜共产主义要另辟蹊径，而杜勒斯提出的和平演变也许是靠谱的道路。因为是人都有弱点，社会主义国家的人也是人，都有对美好生活的向往，都一样喜欢锦衣玉食，香车美女。如果艰苦奋斗不是一种内在的修养，而只是为了早日实现赫鲁晓夫土豆烧牛肉式的共产主义社会，那和平演变的确有着强大的内在逻辑，是无法抗拒的力量。所以，对敌视社会主义的右翼势力来说，文化和经济上的竞争才是最好的手段。尼克松的《不战而胜》就是美国右翼思想转变的产物和这一认识的总结。

然而，令美国右翼没有想到的是，富豪们对高额个人所得税的容忍导致了一个意想不到的后果，即美国社会的“大压缩”。二战之后到越战结束这段时间，是美国右翼焦头烂额的一段时间，可恰恰是这段时间，美国社会变得空前平等，贫富差距被极大地压缩。随着人权运动的高涨，美国社会的平等意识也是空前的普及和强势，左翼自由主义者基本占据了舆论阵地和话语权。保罗用这样的事实来描述美国从“镀金时代”到“大压缩”时期的观念变化：“我们对‘长镀金年代’的美国所知的一切都说明，尽管这个国家有民主的意识形态，但那是一个阶层观念很强的社会，当时富人自认为是高于工人的‘上等人’，而工人整日害怕（并愤恨）那些‘老板’。在战后的美国，上述阶层观念已大体无存。在这里，我可以根据我个人的记忆来发言，因为我是在这个社会里长大的，同时我们也可以从人们的言辞与记述中了解情况。战后的美国社会有穷人，但真正的富人很少，对社会的影响也很小。当时许多工人得到运作良好的工会的保护，在这种情况下，其工作之稳定可与技能高超的专业人员相比，甚至在收入上也往往与之接近。人们在物质生活上的差别不过就像凯迪拉克车与雪佛兰车的区别：一个人或许比另一个人过得奢侈，但人们在可以去哪里、做什么这些事上并没有大的差异。”

如果不是因为越南战争，约翰逊政府承诺的全民医保早在六十年就能成为现实。那段时间也是美国经济运行良好，消费者信心十足，中产阶级感觉最幸福的时期。由此，保罗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大压缩使收入均衡保持了三十多年之久。而平等时代也是空前繁荣的时代，一个我们无法重现的时代。”为了维护自己的这个结论，保罗.克鲁格曼在书中驳斥了各种对经济平等的批评和质疑，如：税收压垮了富人，不平等是自然的不可避免的结果，科技进步加剧经济不平等，骗取福利的人增加了正派纳税人的负担等等。

保罗.克鲁格曼在此书中的一个经典论断是：“中产阶级社会并不会随经济的成熟自动出现，而是必须由政治举措来创造”。这一论断不仅由美国自己的历史所证明，也由那些陷入中等收入困境的发展中国家的失败历史所证明。没有强有力的政治干预和合适的政策，自由市场经济是不会自动产生中产阶级的。

美国左翼和右翼自由主义的一个很大分歧是对政治经济的关系的看法。左翼自由主义者认为，政治决定经济，美国的繁荣是因为正确的政治措施，而非市场这个看不见的手所为。右翼的观点正相反，他们认为经济决定政治。所以他们反对政府干预经济，主张小政府，迷信看不见的手。战后的新自由主义就秉持这样的观念。

中国的经济改革其实一直是循着的是新自由主义道路摸索前行，很多经济改革政策都是以美国为蓝本制定的。当时的经济政策制定者们并不了解美国社会存在两种相互否定的自由主义思想，错把右翼的自由主义当作全部自由主义，而一切关于平等的诉求和论述都被看作是源于旧的意识形态的保守理念。正是这种认识上的片面性，导致了改革开放后，过分迷信看不见的手，排斥看得见的手，使中国经济增长保持高速的同时，造成了严重的贫富差距和不平等。这种状况非常类似于美国的“镀金时代”，也叫“最不满时代”。在经历过大萧条，两次大战和社会主义运动后，我们仍然在重蹈美国一百年前的覆辙，不能不让我们再次哀叹，历史是惊人的相似，历史教训就是永不接受历史教训。

中国的一些自称自由主义者的知识分子，其立场是站在资本家一边的，所以他们的批判锋芒只能指向政府这个被他们视为政治强权的对手，而无意和故意地忽视了普遍存在的经济强权。面对黑砖窑、黑煤窑、工人下岗这些经济强权造成的悲剧，公知们却只批判政府的不作为，却不去批判自由放任的市场原教旨主义。至少这是不全面的批判，是有漏的认知。有人指出，中国现阶段的资本主义是一种官僚资本主义，而所谓的官僚资本主义就是政府和资本家勾连在一起的强强联手的资本主义（普遍存在的官商勾结）。政治强权和经济强权的结合是造成两极分化的最根本原因。无论是美国的历史，还是中国短短的资本主义历史都证明了，经济强权和政治强权联手的时期一定是收入严重不平等的时期，而政治强权遏制经济强权的时期才是收入相对平等的时期。

在西奥多.罗斯福上台前的美国也是这样的两强联手状态。因此，“长镀金时代”也被称为“最不满时期”。对那个时期美国的状况，保罗是这样说的：“在这段时期的大部分时间里，大雇主可以根据就业市场的供需状况随心所欲地决定薪资与工作条件，几乎不用担心会遭遇有组织的抵制。罢工往往会被武力破坏，一般情况下是被雇主雇用的工贼破坏，但有时是州一级的民兵组织或联邦军队介入，如1892年的卡内基霍姆斯特德钢厂罢工与1894年的普尔曼罢工。”

克鲁格曼在这本书里，用大量篇幅论述了美国两党政治的历史，并对两党政治有一个很精辟的概括，即从极端的两党对立到两党合作，再到两党对立，这被其称为政治之弧。这个政治之弧与经济之弧相对应，即从严重的经济不平等到相对的平等，再回到经济的不平等。经济的不平等与两党的政治对立相对应，经济的相对平等与两党的合作相对应。

保罗. 克鲁格曼对美国社会最大的忧虑是:“21世纪初的美国似乎有一些悖论，其中之一是，我们中自称自由派的人在很重要的意义上是保守的，而那些自称保守派的人则多半十分激进。自由派想恢复我在成长中经历的中产阶级社会；那些自称保守派的人想把美国拉回“镀金年代”，让100年的历史化为无形。”

在格鲁克曼看来，一个自由主义者的良知就是“信仰抑制贫富不均与社会不公的制度”。这个信仰也同样考问中国改革设计者的良知和执政党的初心。深化改革的方向是一直沿着新自由主义一条道走到黑，还是朝向“共同富裕”这个目标不仅关系到中国是否会进入发达国家行列，还关系到中国是否能实现长治久安和社会的公平正义。

中国和美国不同。中国的改革是起步于经济平等和低效率，为了效率牺牲平等是当时改革设计者的共识。可改革开放四十年了，为了效率而导致的不平等已经到了反过来要影响效率和社会稳定的程度，如果今后三十年还是一意孤行地在市场化方向上不断深入改革，那中国社会将变为一个拉美式的两极分化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