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为废黜华国锋而设的废除终身制!
1980年8月18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报告。1983年7月2日和1987年7月1日，《人民日报》两次 在头版头条全文刊登这篇政改宣言，以纪念党的生日。
然而，这篇“政治体制改革的纲领性文献”至今都没有实行。
2014年8月21日，前中共中央政治体制改 革研究室研究员吴伟在《金融时报》撰文《邓小平“8·18”讲话的台前幕后》认为，邓小平这篇讲话醉翁之意不在酒。主要目的不是向全党作政治体制改革的动 员，而是要“解决华国锋的问题”。
邓力群和赵紫阳的回忆都可以佐证。
当然，促使邓小平提出“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还有另外一个因素，这就是他对毛泽东的文革进行彻底否定。制度的改革后来因国内政局和东欧动荡，这篇讲话被停止宣传。
到了1986年，当经济体制改革大潮受到政治体制阻碍 时，邓小平又提出政治体制改革。但邓这时所说的政改目标，已经不再是解决“权力过分集中”问题，而是所谓“活力、效率、积极性”。
1980年8月，邓小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做了题为《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重要讲话，对中国政治体制中的“权力过分集中”的弊端进行了严厉 批判，首次提出了“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的问题，史称“8·18”讲话。这篇讲话，后来被中共十三大尊为“政治体制改革的纲领性文献”，也被党内外的主 流学者们奉为研究邓小平政治体制改革思想的经典。
邓小平为什么要作这样一个讲话？他此时作这个讲话出发点何在？为什么邓小平讲了话以后，政治体制改革在此后多年却没有下文？这些问题，需要仔细考证当时的历史背景才能作出正确的回答。
讲话的两个背景：解决华国锋问题和对毛泽东遗留下的体制遗产的否定!
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高层的政治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
第一，在思想理论上，经过真理标准大讨论，和中央工作会议、十一届三中全会、理论 工作务虚会等一系列会议，“两个凡是”在党内越来越没有了市场，邓小平提出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取代了“两个凡是”，成为党的 指导思想的主流；
第二，在组织格局上，经过“解放思想”和破除个人迷信的大讨论，华国锋作为“英明领袖”的光辉形象已经越来越暗淡，以他为首的被称为“毛 派”的力量也在逐步退却，失去一个又一个重要岗位。而邓小平和在党内已经重新站稳脚跟的元老们开始了自己的人事布局，这其中，在农村改革中作出显著成绩的 赵紫阳、万里调京任国务院副总理，就是最明显的标志；
第三，当年由于毛泽东的支持，华国锋一人担任了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国务院总理三个党和国家的最 高领导职务。随着邓小平和重返政坛的元老们在中央的政治砝码越来越重，这种情况就显然不能再继续被他们所容忍了；
第四，就在华国锋一派的力量逐渐失去其在 中央的主导地位之后，原来的经济政策面临着调整。相应的，主持中央日常经济工作的人事，主要是国务院方面的人事，也必然会面临重大调整。
正是由于这些因素，华国锋不再担任国务院总理职务，已是不可避免。
现在回过头看，华国锋不再担任国务院总理职务，是邓小平在组织上“解 决华国锋问题”整体布局的第一步，也是关键的一步。
为了在这个问题上得到全党，特别是党的高层的理解和支持，同时也为了给华国锋等人施加一定的压力，这个 “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邓小平这篇《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才会应运而生。
这篇讲话的主要起草者，时任中央书记处研究室主任的邓力群，在其回忆录《十二个春秋》中对该篇讲话的背景有过一大段回忆，他明确地说：“小平同志的这篇讲 话，其实质是针对华国锋的，为华国锋的下台做准备，寻找理论根据。我们当时没领会到这点。从文字上看不出，他也没和我们讲。”
“这篇讲话当时是由华国锋领导的 政治局通过的。华国锋看没看出讲话的实质，不得而知。其他人对此只是当做一种专论来对待，反应也不敏锐、不强烈，这里的内容与现实有什么关系？究竟要解决 什么大问题？好像没有人发表这方面的意见。过了若干年，着手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时候，赵紫阳抓这件事，胡耀邦也抓这件事，才对这篇讲话予以重视，成为他们 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理论根据。”（邓力群自述：《十二个春秋》）
后来，继华国锋之后担任总理的赵紫阳在他的回忆录中也曾经谈到：“邓的这篇讲话还有以下的背景。当时正在着手解决华国锋的问题。邓小平和陈云都认为华是贯 彻三中全会的障碍，陈云甚至认为华是造反派起家，不可信任。华的领导地位，邓和陈都不能接受。当时华身兼党主席、政府总理、中央军委主席，集党政军大权于 一身。因此邓讲话中所以反对权力过于集中，目的之一就是分散华的权力，首先要华把总理的位子让出来。”（赵紫阳：《改革历程》）
邓力群和赵紫阳的这些回忆都表明，邓讲这篇话的首要目的，并不在于要提出“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而是要“解决华国锋的问题”。
当然，促使邓小平提出“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还有另外一个方面的因素，这就是他对毛泽东所遗留下的体制遗产，对文革彻底否定的深刻思考。
遗憾的是，邓小平这次谈话，并没有收入《邓小平文选》，也没有在官方媒体上正式公开过。至于为什么没有公开，也许是他忘记了，也许是他在提出“四项基本原则”之后，对“资产阶级民主好的东西要大大发扬”的看法发生了变化。
赵紫阳在他的回忆录中说到：在邓小平酝酿起草《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这篇讲话的时候，中央“正在起草总结文革教训的文件，即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全党深感邓在文革中又深受其害，对此有切肤之痛。因此当李维汉提出要重视肃清封建思 想残余的时候，邓很快就接受了。”（见赵紫阳《改革历程》）
因此，在为了“解决华国锋问题”这个背景之外，也可以把邓、李的这次谈话看做是邓小平作《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这篇讲话的另外一个背景。
邓小平的这篇讲话，在其发表后至今的三十几年中，人们从各个角度进行了研究和解读，邓小平当时作这一番讲话，其目 的，至少是主要目的，不是在于向全党作政治体制改革的动员，而是在于解决当时中央的组织人事格局问题，在一定意义上说，是针对华国锋，给华国锋施加压力 的。
对于一些研究者至今仍在有意或无意地突出讲话的反对封建主义背景，认为这是邓小平的重要改革遣产而闭口不谈“解决华国锋问题”这个更直接、对当时的中共高层更有现实意义的背景的做 法，是不真实的的。而事实上邓小平没有担任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 但实际权力在他一人之手行更封建更臭的垂帘听政之实, 又被称为邓小平时代, 邓小平理论写入党章和国家宪法之丑陃歪理还能说是邓的功劳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