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乎，大学讲师教书与科研平衡术

国内有没有不需要讲师注重科研而专注于授课的高校？

https://www.zhihu.com/question/30366989

感觉至少二本以上院校都是对科研有硬性要求的，不知道是不是有三本或专科院校不以科研为主？另宁波诺丁汉、西交利物浦、北师-香港浸会联合国际学院类型的本科，以及苏州港大思培专科学院类型的专科学院，在对科研的要求上是否会与国内普通高校有区别？因为似乎这类中外联合办学的学校的教学目标都是以培养留学预备人员为主，所以比较好奇对讲师教授的要求是否也会和普通不一样

1 个回答
阿水
目前高校也在改革，今后会是科研和教学两条线，但是只是理想状态，这个路很难很长，都是一边喊着改革，一边猛抓科研
发布于 2016-03-02

怎么看待清华女讲师因教书而延误科研以致被辞退的新闻？

https://www.zhihu.com/question/24662249

在微博里看到的 【优秀讲师入职9年未评职称 被清华解聘】清华讲师方艳华的课深受同学喜爱。但她忙于教学无科研成果，根据入职合同规定“就职9年未评职称老师必须离职”条款，将被清华解聘。学生们已发起请愿活动……（中青报）
————我大学刚毕业，出入办公室间经常听到老师们抱怨：
1  工资低，增长慢
2  各种行政事务  无法专心科研
3  学术界一片黑暗
（我导师是个直性子  老愤青）
事实上，这情况大家大约都有所了解，我想问的是，如果取消硬性评职称规定，大学的教学水平会有显著提高吗？科研成果会有显著降低吗？长久来看，对学术发展是否利大于弊？另外，对一个立志从事学术的人来说，除了自身因素，怎样是较优选择？

8个回答

看到这个问题是很想来回答的，也特地去看了这条新闻，但作为学生，我觉得自己的发言权并不如大学教师，所以邀请了

老师，徐老师不一定有空回答，在他回答之前，我想先抛砖引玉一下。

 

总的来说我的态度：我认为这条新闻不能说明高校对教师的评级和淘汰制度不合理。

新闻链接（注：百度“优秀讲师入职9年未评职称 被清华解聘”的新闻页面不止这一个，但我个人觉得这个地址内容比较客观中肯，反对、中立和赞成的观点都有反映。）

首先回答题主的几个问题：
1、如果取消硬性评职称规定，大学的教学水平会有显著提高吗？科研成果会有显著降低吗？
如果取消硬性评职称规定，教师没有为了职称而一定要发文章的压力，一部分本就不想做课题的教师不再需要为了职称而做课题发文章，高校论文发表数量可能会有所减少（但不会显著减少，也有可能不减少，因为仍有很多正在进行科研课题的教师，并且近几年高校发表文章数量总体在增加），但对科研成果的影响不会很大。不过我认为发文章压力减小对教师的教学水平也不会有显著影响（不会提高也不会降低）。

2、长久来看，对学术发展是否利大于弊？
根据我对第一问的理解，我觉得单纯取消评职称硬性要求对学术发展的影响还需要结合其他因素考虑。比如，不想做课题的教师不做课题了，那做课题的一些比较小的课题组能否得到更多经费和资源？

3、对一个立志从事学术的人来说，除了自身因素，怎样是较优选择？
没有很理解题主的意思，希望题主可以修改明确一下。

然后我来发表一下我自己的观点：

“非升即走”的职称评定制度是否合理？
我认为这个问题可以从以下方面思考：
>>> 高校教师评级和淘汰制度的必要性。
>>> 高校中每年有多少教师因科研成果不足而被淘汰，其中教学水平非常突出的占多少；未被淘汰的教师中教学水平突出（并且没有耽误科研工作）的有多少。
>>> 高校学术科研与教学授课的重要性相当，需要高校教师具备的素质有哪些。
>>> 国外高校对教师的聘用制度是怎样的。

以上的每一点我都可以继续展开来写，只是我觉得自己有很多东西并不了解，所以没有发言权。但如果对以上几点进行思考的话，我认为目前高校这种“非升即走”的制度虽然不能说完美，但仍是很有道理的。

这个答案写了几天，也没写出什么东西，倒是看到人人上别人发了这样一篇日志（地址），对比了国外的tenure-track（终身教职评定）制。有一句话我个人是赞同的：

在一片媒体的报道中，舆论一片倒地批评高校“非升即走”政策是科研独大的缩影，是功利主义的用人观，是中国大学与世界一流大学 之所以会有巨大差距的鸿沟所在。

以上。
第一次在知乎上回答问题，对于这个问题比较有切身体验。
女教师因无科研成果被辞退，反映出的实际上是高校中科研和教学分别应该担当什么样的角色。目前的高校体制中，大学教师都被要求一定要承担一两门课的教学工作，但因为教学实际上并没有评定指标，所以一些（很多）老师对于教学实际上非常不重视。曾经上过一个年轻副教授的课，准备之粗糙让任何学生都清楚知道他其实非常不愿意花时间来备课和教学。科研与教学并重的教师制度本是为了让每一个学生能够在学习知识的同时了解到本领域发展的世界前沿，但是鉴于很多老师教学水平（表达能力、总结能力甚至口音等）实在不高，反而影响了很多同学对基础知识的理解。我窃以为，某些课程的教学人员根本没有必要是这个领域的前沿科学家，本文中的英语老师我不太了解，但是和她一起被推上舆论浪尖的闫浩，从博士阶段开始就因为教学水平奇高，而一直对科研“不感冒”而备受争议，最后因为没有评定职称而离开清华。他教授的微积分和线性代数作为大一大二的基础课，我想能够让刚刚从高中过来的学生学会这些数学方法可能比让他们马上了解数学领域的前沿要实用得多。那这里面的问题到底在哪？实际上是因为评价标准的单一。从小学到高中，对于教师的评价标准就是升学率和成绩，所以教学好是一件理所当然的事，但是到了大学，不存在升学率了，所以对于教师的教学水平的评价难以找到标准，而与教师职称评定等等直接挂钩的是科研成果，所以许多老师重科研轻教学也就成了一件见怪不怪的事（当然在清华里有很多老师 “得天下英才而育之”的荣耀感和责任感还是很强的，在教学上所花的心思非常多，其他学校欢迎补充。）对于这一问题怎么解决，我觉得牵扯很多难以理清的问题，可以想到的一条思路是将教学岗和科研岗分开，对一些重要课程专门安排教学岗，甚至对于像闫浩这种人可以特事特办。
对于导师们抱怨的那些问题，实际上是对于国内高校行政化严重和工资待遇较低的一种抱怨吧。行政化严重这一点（直白点说是“体制问题”），我没有真正对国外高校做过考察，不敢贸然下结论。而工资待遇较低这一点，与国外的相同水平的高校作比较，国内的教师基本工资确实是比较低，但是教师的收入水平其实不完全来自于基本工资，有很多隐形福利，尤其是工程领域的教师可以从横向项目中拿到很多经费（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经常和计算机系、电子系等等高大上专业的研究生一比，就觉得我们真是穷啊）。近些年科研领域人员越来越多，导致晋升慢，待遇低，我想是因为前一阶段很多人对于上大学、读研究生的盲目崇拜产生的一项恶果（我一直觉得其实中国并不需要这么多科研人员，应该用有限的经费支持精选出的科研项目，才有可能获得更好的科研成果）。我的导师和周围很多老师也都是愤青（学术界愤青比较多么？），经常抱怨待遇低，尤其是学术界黑暗，有时候我都听烦了。其实想想他们为啥这么多抱怨还愿意留在学术界呢，我窃以为相比于其他领域，学术界已经是最不黑暗的了，而且高校老师确实有很多吸引人让他们愿意继续留在这个领域的方面，社会地位高、工作压力较小、解决子女的教育问题，这可能都是这么多能人志士挤破头找这份工资低还黑暗的工作的原因。
至于对于一个立志从事学术的人怎么才能做好较优选择，第一点可能就是我导师经常念叨的“想做学术还是去国外吧”，虽然现在国内很多高校和院所的科研环境（软硬件资源）已经很好了，但是我觉得如果想追随内心做学术目前国外仍然是比较好的选择。第二点就是找对领域全身心投入进去。说到底，科研领域和其他所有领域都一样，选择比努力重要。近来清华很火的颜宁教授，除了她本人的刻苦、聪明之外，成功的一大要素就是她选择了如今火爆天的结构生物学啊！第三点就是千万不要忽略social的重要意义，让同行人、外行人、上级领导、下面的学生宣传（huyou）你的研究的重要性，让圈子里的人都知道有你的存在，是灰常重要的！最后一点就是随遇而安，选择了学术这条路，也许会遇到很多挫折困难，但希望你不要成为愤青。
这新闻太邪乎了，我来说一点前提的问题。
首先聘用副教授（或副研究员）、教授（或研究员），都是有相应的考察指标的。具体项目因学校而异。没有达到要求的老师除非特聘，无法被聘用为副教授、教授。而这些指标中还存在因角色不同而作了差异化处理的标准；比如：科研型教授、教学型教授、教学科研型综合教授。
新闻中的老师估计是教学型副教授竞岗没有成功，那么，根据之前提到的指标，原因有很多啊。比如：在所教的科目没有著作（不一定要单独完成，因学校而异），教学成果没有获过某级以上奖励，最基本的科研任务没有达到，甚至最基本的教学课时不够、实验课时不够。而据我了解清华确实有竞岗3次不成就辞退的规定，毕竟能人多，占着坑毕竟是要做好自己的事情啊。
至于学生说她教课水平好，也是考核的一方面。可以说，留下来的老师，是在现有的，还比较合适的规定下，能够胜任教职的。
总之不是一句话能说清，不要被新闻所蒙蔽。
请重点忽略：清华、女、科研，3个关键词。
完全不了解细节，因此我就是泛泛而谈:哄哄小孩子，跟发灌水论文，都挺容易的。两件事情同时做到，也不难。但是！谁要是不满足于此，就很大压力了。
答题之前搜索一下，她是英语专业，估计属于科研不好搞的，因为天朝评价科研成果的基本就是SCI论文数加引用数。如果是英语教育的方向，受到学生好评，学生学习效果很好本身就是科研成果，可能就是因为英语作为第二语言的国家不多，因此也无法进入以英语为主要语言的国际期刊。

我最反感的就是这种请愿，与美国白宫的请愿不同的是，清华的这帮学生是请求学校开恩，而不是因为制度存在缺陷，而提出改革建议。清华学术上在国内属于领先地位，学生却还有着封建奴才思维，主张皇帝开恩，而不是轰昏君下台。更加难能可贵的是，居然还有不少是英语不错，有海外经历的，不知道是不是也嘲笑外国人 不懂君臣之礼 ,脱帽不下跪, etc. Ps.，某些课程开设的真是成功，不知道科研成果是什么.
个人觉得大学的重点是科研而不是教学，这样做合情合理

让青年讲师不再做科研“匠人”

 
职称指标数字化背后是高校的“学术GDP”追逐，偏离的指挥棒亟待矫正——

 

本报记者 雷宇 实习生 郭哲 孙珮云 《 中国青年报 》（ 2014年08月19日   03 版）
 

    听到湖南教授做职称评委开房收钱消息的那一刻，北京一所著名高校教育学院的宋涛教授没有感到丝毫意外。

    几年前，他就听一位在外地高校任教的评委朋友抱怨，每年临评前，家里来客总是络绎不绝，都是全省托各种关系找上门来的，每次都是在家接待到凌晨三四点，严重影响了家人休息。

    “存在即合理”，在宋涛教授看来，一边是千军万马挤独木桥，一边是对掌握生杀大权的评委缺乏监督，“如果不把偏离的评价指挥棒拨回来，丑闻的发生难以禁绝”。

    学术GDP凸显行政化之弊

    参与过多次评委工作之后，宋涛教授越来越有一种“被绑架”的感觉。

    宋涛感觉，评审看似都由专家来完成，但实际上最重要的事情都是按照行政化规则进行。

    比如申报者发表了几篇文章，是否符合条件，打分的等级都由行政人员做好，最后发给评委的就是一张满是数目的纸，比如说一位作者发了4篇文章，出了一本书，拿了一个课题，“评委们看到的都是数据”。

    打分的标准是由论文发表的数量及论文发表期刊的档次决定的，至于论文在讲什么内容，专家评审时却难以发掘，“有的地方在评审职称时，甚至只要求提供论文封面和目录的复印件”。

    拿到数据之后，根据学校下达的指标评议，再根据打分定出基本排名，最后考察面试时再平衡一下。

    在宋涛教授看来，这是一个很滑稽的角色，“第一是数数，第二也变成行政人员的一部分，因为平衡本身就是政治学的概念”。

    宋涛认为，签字的都是学者，行政人员没有在任何一个环节签字，但这一切无法遮蔽行政化主导的“指挥棒”，简单化、指标化对待教育，而专业的学术评价则被淡化，“行政权力干扰了学术权力”。

    武汉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副所长胥青山教授对这一观点表示认同。

    在他看来，职称指标的数字化背后就是高校追求“学术GDP”，使“教师”变成给科研打工的“匠人”，越来越脱离教师教学的本质，也脱离了大学育人的本质。

    胥青山教授认为，其根源就在于大学目前还是在由行政部门来管。随着数据时代的到来，越来越多的工作政绩需要靠数据支撑。显而易见，申请多少项目，发表多少论文，获得多少经费是可以用数据来证明的，为教育行政部门提供了考核便利，逐步成了考核标准。而教书育人是软指标，短期内难见政绩。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学者更是一针见血地指出，论文买卖成为一个内部公开的产业，评审拉关系、走后门，让学界人心涣散，学术道德日渐腐败。

    “不是没有发现问题，是谁也不愿承担改革的风险”，这位学者认为，学校一级的改革面临现实困境，一方面面临教育主管部门的考核，一方面又涉及学校的经费，改一下，不用别的，等大学排行榜一出来就坐不住了，“教育行政部门需要站出来，不能让改革总成为下一届的任务”。

    职称本是对能力的考核，却变成对名额的竞争

    在全国各地的调研中，周光礼教授注意到一个现象，很多年轻老师喜欢到偏远省份高校任教，刚评上教授副教授又想方设法调走。

    原来，在一些博士博士后相对稀缺的地方，可以单独给评审指标，相当于有了职称直通车，于是，很多“机灵”的人专门喜欢到这种高校工作，利用很短时间就能评上副教授、教授，再往东部和沿海地方调。

    在他看来，这种荒谬的“曲线救国”背后，凸显的恰恰是当下职称评审之弊，“职称本是对能力的考核，却变成对名额的竞争”。

    指标有定数，标准却相对灵活，国内高校在职称评审的操作过程中，潜规则由此盛行，备受诟病。

    有专家指出，国外经验值得借鉴。以美国为例，职称评审的标准是确定的，指标却相对灵活，由各单位根据需要来确定标准和指标，一般不受名额限制，“谁达到标准谁上，达不到标准谁也别想通过潜规则上”。

    江汉大学教育学院教授邓志祥认为，对高校教师而言不公平的一点是，教师的水平水涨船高，一般都远远高于要求，但由于指标不够，不能享受相应的声誉或待遇。

    他就此开出药方，建议高校对教师采取“评聘分离制度”。

    邓志祥介绍，当前高校对教师采取的都是评聘结合的制度，即学校的教师评上了副教授，学校就会以副教授的职称来聘任他；评不上副教授，就依然是以讲师的身份聘任。

    在他看来，中小学已经推行的“评聘分离制度”值得借鉴，当一个教师达到副教授的资格时，就可以通过学术共同体来评选，给予他相应的评审资格，让他享受副教授的名望、学术资源。但另一方面，学校聘不聘任他由学校自己决定，“这样，在副教授的评选上，就减少了人为的障碍。也可以大大促进高校教师的流动”。

    邓志祥同时呼吁，打破职称的终身制，让职称“能下能上”，从根源上消除职称买卖的市场需求，使学术评价回归良性生态。

    邓志祥说，在现有的评价机制下，如果一个教师评上副教授，岗位、职称就不可能往下降了。这也造成了很多单位一个怪现状，讲师拼命干活儿，一旦评上副教授之后什么都不做了，照样可以在副教授这个岗位上待一辈子，一劳永逸，“严重制约了学术资源利用和青年人才的发展”。

    几年前的一则消息依旧存在于青年讲师张智杰的记忆深处。

    2010年7月，杭州师范大学出台“人文学科振兴计划”，宣告“十年不发论文、不承担课题也可以当教授”。

    杭州师范大学时任校长叶高翔说：“有可能短时期杭州师大的排名靠后、指标低，但从长期看会见成效，会出《红楼梦》这种作品，比出多少论文，更有价值。”

    张智杰期待，什么时候自己的学校也能做出改变，“毕竟评职称不应成为每天做梦都会想的事情”。

    （应受访者要求，宋涛、张智杰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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