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小学老师
我的小学是在本村的一个乡村小学度过的，前后共五年半。这五年半，是我学知识的打基础阶段，也是人生的启蒙阶段，对于我非常重要。
现在回想起来，整个小学阶段，一共有10位老师教过我。因为，在我们那个年代的乡村小学，一个老师接手一个班，语文、算术、唱歌、军体、图画都得教，只在五年二期时，才有了分科老师。这10位老师有公办的，但大部分是民办的（那时的民办教师不同于后来的民办教师，他们挣的是工分，而非工资），还有代课老师。这其中除了两位为临时代课的老师外，其他老师至少教过一个学期。这两位临时代课老师，一位是回乡女知识青年，是我后面要说的王老师的妹妹，教我们语文时，将“俺”读成“电”，将“赣”读成“贡”（因为那时的课本上的生字，是不带拼音的，老师很权威，教我们怎么念，就怎么念）。听说她后来去了县法院工作。另一位是即将毕业的在校高中男生，唯一的印象是，粉笔字写得挺好，因为不是同村的，没有他的进一步消息。
首先，不得不说的是我的启蒙老师——梁老师。梁老师，30岁左右，中等身材，原是县文工团拉二胡的，文工团解散后，来到我们大队教小学，那也正是这所大队小学的初创阶段。他是教过我的小学老师中唯一的公办老师。当时，要读小学一年级，需要家长报名，否则，学校就不掌握学生情况。以后就不用了，学校会根据你的学习情况，决定你的升留级。刚报名时，要进行基本的知识测试，其中主要是数数的测试。因为在当时的农村，没有幼儿园，当然也就谈不上学前教育了，我的父母亲也没有进行这方面的家教。因此，当我从1数到13时，就再也数不上去了。于是我就听到他和另一老师交流看法说，这是某某的儿子，数数只能数到13，但分班时还是被安排在他的班上。其实，当时的班也是复式班，梁老师主教四年级，再加一部分我们一年级学生；另一位廖老师教三年级，也带一部分一年级学生。梁老师教四年级时，我们一年级的学生做作业，但这不妨碍我们旁听他对四年级学生的讲课，比如他教学生写作文要“开门见山”等。这种复式班的另一好处就是，高年级学生可以辅导低年级学生，比如有一位教李铁桥的高年级同学就教我写过字。印象中梁老师教我们的拼音，只教了单音拼音，双音的、复式的就跳过去，直接教汉字了，所以我的拼音基础没打好。后来我估计，其实老师自己也是在同时学习，因为有一次翻看他的教材时，一不小心发现他在拼音“iang”的下面，注上了一个汉字“央”。
颜老师从三册到五册，教了我三个学期。颜老师是本村的一名回乡知青，应该有初中毕业。颜家也可以说是本村的一个大户人家。颜老师在五兄妹中排行第四，是家中唯一的女儿。其长兄是本村的会计，同我父亲是同年生，所以被称为“老庚”，是很要好的哥儿们。老二去当兵，后转业在长沙。老三留在身边务农，娶了一漂亮媳妇，他的儿子也娶了本村一漂亮姑娘作儿媳，孙女上了北京外国语大学，留在北京工作。老幺也去当兵，后转业到铁路部门，现已退休，随儿子定居在广州。颜老师刚教我的这学期，我们家发生了重大的变故，我父亲走了。在乡下，即便有母亲在，我也被当成了“孤儿”，因为父亲作为全劳动力，才是家里名副其实的顶梁柱。从此，上学前和放学后，我要去放牛、砍柴，去生产队出工争“工分”，来替母亲分担家里的这份责任。总的来说，颜老师教得还挺用心，除了教我们文化课外，还叫我们唱歌。她教歌时，根据简谱来教，但没有系统教过我们简谱。而且我唱起歌来总走调，后来在我的婚礼上，大家起哄，要我们唱一段黄梅戏《夫妻双双把家还》，妻子开玩笑说“你挺行，唱歌跑调了还能跑回来”。我确实是一个五音不全的“乐盲”，即便后来在大学买了一把口琴，想脱盲，但由于不识简谱而作罢了。即便于此，在迎新年的元旦文艺演出时，我还是被选为演出队的成员，只是充当配角而已。在这一年半期间，全国开始了大规模“批林批孔”政治运动，我们小学生也被要求写儿歌、批判稿，上台发言，批判林彪和孔子。同时，我们还开始模仿黄帅日记，写老师的大字报、小字报，争当革命的小闯将。颜老师很平易近人，能跟同学们打成一片，也很活跃，课余时间，总是同高年级的同学一起打篮球。在教我们期间，颜老师开始谈恋爱了，对象是公社联校的一位干事（后来才知道是我湖南师范学院政治系的师兄）。之后，颜老师结婚了，为了转正，她去了更偏避的小学教书。再后来，她又随夫到了县城，在县二中当会计，直到退休。
教我第六册的是黄老师，她是一位下乡的女知识青年。说是知识青年，其实她已结婚，有一胖乎乎的很可爱的学前班的男孩。不知以前她是干什么的，反正她对教学应该还有两下子。在她的指导下，我们班学习数学的热情空前高涨，同学们开始提前预习，在老师的教学进度之前就把该做的习题完成了。她教了我们珠算的加减法。我的珠算就是从这里启蒙，其实也仅此而已，后来再没有长进。 不知什么原因，黄老师教了我们一学期就走了，也离开了我们村。之后，一直没有她的消息。我真还有一点怀念她。
第七册是一个姓梁的女知识青年教的。在第一堂课上，她就开宗明义地说，她只会唱歌，什么珠算之类的就不会。天啊！珠算的乘除法可是这一册的数学主要内容呀！教学任务怎么完成？所以，关于珠算的乘除法，我就在这塌下来了，这是一辈子的遗憾。也许梁老师有先见之明，能预知计算机能取代珠算这些机械运算，不学也无妨，所以，也没有因此影响到我后来的发展。另外，她的课堂组织能力一团糟，很多次都要我这班长去帮她维持秩序。并且她随意缺课，又没有安排其他老师代课。记得有一次上写字课，老师又不在，于是我只好上前到黑板上写下“万里长城”，让同学们用毛笔练习写这四个字。最有意思的是，她会唱歌，可却没教我们唱什么歌，更没教我们识谱之类。虽然我们不能苛求每一老师，但从这里，我深深体会了：什么才是误人子弟。
好在这个女梁老师只误了我们这一学期，第八和第九册是张老师教我们的。张老师高中毕业后，回到本乡当民办教师。他同以上的梁老师判若两人：组织能力强，教学严格，且注重实践。他的语文课，要求我们去给至少10位不同的听众朗诵农业学大寨的宣传册。其实，这些宣传册上的字，有个别的我不认识，又没有字典可查，于是只好连蒙带猜地糊弄过去。记得当我在大队代销店的售货员前朗诵时，就露馅了。由于我不认识“改善”的“善”字，于是就自作聪明地读成“改进”，而该售货员发现我的错误，又要我在此处重复一遍，我死要面子，仍然坚持这样错读。现在想来，这样很不妥当，知之为知之，是知也。我也因此失去了一次宝贵的向别人请教的机会。在数学课上，张老师教了我们简单的平面几何知识，并且在期末考试时，就让我们实地去丈量一块水田，然后算出它的面积。我对他教的分数，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这为我以后学有理数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我只是对张老师的勤工俭学的分配方法很不赞同。当时生产队收完油茶后，树上还会遗漏下一些油茶果。我们学生放学后就会去采集这些遗漏的油茶果交给学校，然后按重量在期末抵扣学杂费。为此，我积极性很高，上缴的重量也在班上遥遥领先。可到了最后分配时就来了个平均主义。对此，我意见很大，思想上想不通，觉得有被愚弄的感觉，最主要的是想替母亲分担负担的想法落空了。放学后，他把我留下来，单独找我谈话。尽管他结合了他早婚受处罚的实际情况，来做我的思想工作，但我的思想就是通不了，毕竟这是我第一次感觉到利益受到了侵犯。其实，这些油茶果榨成的茶油，最后都是这些老师用很低的价买了，老师的利益也在其中。更何况此张老师确实是一个很有经营头脑的人，还在上世纪80年代政府大量拖欠教师工资之时（此时，他已转成公办教师），他曾“下海”组建了自己的乡村乐队。但总的来说，张老师是一个很好的老师，待我也不错。在年底还带我去公社联校参加一个会议（估计我是被评为优秀学生干部或三好学生之类）。在这次会议期间，我第一次吃到了家里吃不到的白面馒头（尽管之前也在每年的端午节，能吃到一些红糖馅的包子，但那是用自家地里产的小麦做的，没有很好地发酵，很不好吃，更何况我从小就不喜欢甜食），并且我将剩余的餐券，全部买了馒头带回家。这也是我平生第一次孝敬母亲。十年前我回家乡探亲时，还见过张老师。那时他虽已办了提前退休，但身体看上去很健康，还在发挥余热，热衷于张罗村里的红白喜事。现在，听说他身患肺癌，但愿他能早日康复。
第十册时，我们这一年级原来被分割在一校和二校的同学，又团圆了，安排在同一教室上课，也终于结束了四年半的复合班学习历史。这一学期，我们的数学谌老师，是大队支书的长公子，刚从高中毕业，同时兼任我们的班主任。对于他的教学，我印象最深的是，字写得很漂亮（也许我当时只会以写字来判定老师）。当时我想，高中毕业生能把写得这么好，我一定也要想办法读到高中。这就是我当时想上高中的真实动机。其实，前面提到的张来云老师不仅粉笔字写得不错，毛笔字也写得很好，但为什么我感触不深呢？我想也许是谌老师的年龄离我更近，我更容易效法而已。谌老师教了这一学期，就去入伍当兵了。后来退伍回家，同他的一个同学结婚。我上次回老家时，他女儿告诉我，他父亲退伍后，本可以选择去县武装部工作，但为了爱情，他选择了回乡。
林老师是我们的语文老师。其实他主要是教初中的语文，兼教我们。林老师是本村人，学历不高，听说只有高小毕业。他在家喜欢临摹字帖，做一些武文弄墨之类的事，乡亲们误以为他通过自学，文化水平达到了多高多高。再加上他被推荐参加了一期县里组织的师资培训班学习，这样，他就顺理成章地进入到了教师队伍，只是挣的仍然是工分。林老师教语文具体讲解不多，我想可能更多的是采用的中学的教学方法。我记得当时要求我们用“许多”造句，我写的句子是：在中央，有许多“四人帮”之类的坏蛋。然后老师严肃地指出了我的错误。林老师在接下来的初中还教了我们一学期语文，后来，因为获得教师资格需要经过严格的考试，他就知难而退，离开了教师队伍。
唱歌老师姓王，她是初中的化学老师，教我们唱歌只是她的兼项而已。她是属于那种有水平的、名副其实的高中毕业生。她教唱歌，就是教会我们几首歌而已，没有教我们简谱等方面的乐理。到考试时，我们被要求单独唱一首歌。于是我问她，那首反对邓小平搞复辟的歌（歌名我忘了）还可不可以唱（因为当时“四人帮”已打倒，但邓小平还未正式出来工作）。在得到了她的允许后，我就是唱这首歌来应付考试的。其实也并非我特别喜欢这首歌，或者特别讨厌邓小平，而是我觉得这首歌简单，对于应付考试来说，是一个不错的选择。王老师在我初中时还教我们一学期的数学，之后参加1978年的高考，被一个中专学校录取。毕业后，就留在这个学校留校任教，估计现在已退休了。
六年一期的老师，又是原来教我们一年级的梁老师。其实，所谓六年一期，根本就没有教新的知识点，只是复习小学前五年所学的东西。当时的学制是全日制十年制，之所以额外设置这么一个不伦不类的六年一期，是由于我们当时是春季开始读小学一年级，而中学已变为现行的秋季入学，为了同这一学制相接轨，增加了这么一个“留级学期”。但这次梁老师好似有推卸责任之嫌，老是在课堂上抱怨“半路上吃鲜鱼”，意思是学生教不好，与他无关。很显然，他已经忘了，我们的一年级还是他教的。另外即便是现在的学校，也不可能一个老师将一个班一贯到底。我看其实他是一个喜欢抱怨的人。记得有一次，梁老师对我说，“你妈这个人有一点思想不太好”。我很惊讶，作为一个老师，他怎么会当着我的面这么说我母亲，更何况我母亲最多就是由于一人独自抚养三个孩子，顾家多点而已。我当时想，是不是以前我父亲在世时，每年茭白收割的季节，我们挑选最好的送给他，现在我父亲走了，我妈需要用它去换一点买盐的钱，因而将此免了的原因。再想一想，你梁老师也不是免费使用学校的粪便，驭使小学生给自己的蔬菜施肥吗？还有一次，其他的同学说了一些有关他的不中听的话，梁老师没逮到那位同学，反而赖上我。我觉得很委屈，而他还在煞有介事地说，世界上没有两个声音完全一样的，即使是同胞兄弟也不可能。我真是比窦娥还冤。以前，我只觉得这位梁老师特别喜欢班上的女学生。此时，我从心底里就同他拉开了距离。后来，听说梁老师也调到了乡联校做督导工作。他退休后，住在县城。听说他的结发妻子——吉裁缝死了，她又同一个年轻很多的女孩结了婚。
最后一个学期也就这么磨磨蹭蹭地结束了，在1977年7月，我也算是小学毕业了。除了一个期末考试外，没有毕业会考和升学考试，因为我们都会升入本大队办的半工半读的五七中学上初中。小学毕业时，我们全班同学一起照了一张集体合影。这是我平生第一次照相，可我甚至连见都没见过这张相片，但愿梁老师还保留有这张相片，那毕竟是童年时代的唯一留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