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恩格斯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学说，有二个核心要件，其一是公有制，其二是共产主义（高级阶段）。前者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模式的最基础实施手段，后者是该模式的理想光环。
公有制的本质是什么?
公有制是否定人的自主拥有权，由权力决定人之所有所得的制度。公有制使人为权力干预、侵犯、剥夺个人拥有成为合法，使公众随时可能失去其所有,使人的所有依赖于人治权力,使公众对个人所有没有完整可靠的自主权.
自主拥有（即私有），散富于民不只有经济上的意义。社会财富散布于民间，民众拥有自主财富，才能形成对公权力的制衡。在一个正常的自主拥有的社会，个人所有神圣不可侵犯，是公权力扩张不可逾越的边界；而在公有制社会，公权力的扩张是没有边界，没有底线的。
哈耶克说，控制经济就是控制生命。
能决定人的所有，就能控制人的需要，控制人的生活命脉，控制人的容身之所，控制人的自我空间和隐私，控制人的生存、生产、发展空间和能力；通过控制经济，能控制人的自由，控制了人的社会活动空间，社会活动能力，能扼杀人对权利的正常要求。
实行公有制（包括以公有制为主体）必须控制、决定人的所有所得，控制社会资源，社会财富，实施一元化的财富集中和经济垄断。公有权力系统要达成上述的控制，需要更具体的相关控制，包括严格控制人的生产活动，严格控制人的其它各种社会活动（如结社，政治参与等等），严格控制、监管、干预社会生活空间及私人生活空间。公有制全社会的高度一致性要求公有权力的控制触角遍及社会生活与个人生活的方方面面，角角落落。
基于公有制的共产主义模式（含社会主义）是始于经济的对人，对社会的全方位控制制度；
实行公有制，实施公有制所必须的高度而严苛的控制客观要求一元化的政治权力格局，要求公有权力系统必须握有不受限制、不受约束、不受制衡、不受选择、不可罢黜的绝对权力。一元化集中、垄断的公有经济与政治上一元化集中、垄断的公有权力必须互相支撑，相互依存。
政治、经济上的一元化也必然要求意识形态领域的一元化作配合，作服务，公有权力体系需要对思想、文化、舆论、媒体实施一元化的控制，对资讯实施一元化的封锁，对教育实施一元化的灌输，使人们在思想上，意念上服从、接受、认可公有制的政治、经济模式。
公有制的经济体系，政治权力（公有权力，即国家权力）体系，意识形态体系（后二者即所谓上层建筑）是相互依存，生死与共，缺一不可的；加上公有制对个人生活空间的深入干预，决定了实行公有制的社会一定是极权专制社会。
马克思主义者以大智慧，大远见发明了一对绝配：由权力决定人之所有所得的公有制，和长期而永恒的共产主义事业。公有制使人为权力无限大，共产主义事业使权力独占无限期。公有权力集团以公共的代表者，公有的主持者自居，当仁不让地僭取、独占着了无限制无限期的垄断权力。共产主义模式下的社会政治权力，是公有权力集团的专享，是不可竞争，不可选择，不可监督，不可更替，不可罢黜之物。哈耶克说，财产不可公有，权力不可私有，更进一步说，财产公有必然导致权力私有，极权专制，是共产主义模式社会的必然形态。
基于公有制的共产主义模式下，名义上的公共权力实质上是执掌公有权力的政党或集团的私有权力，这种私有权力是不受选择，不受监督，不受限制、制约和制衡的绝对权力，是能决定一切、支配一切，赋予一切，剥夺一切，可以对人生杀予夺的极端人治化权力。公权力集团的最高首脑（个人或小团体）作为绝对权力的核心，凌驾一切法律、规则，并决定着法律及规则；公有权力体系中任一层阶的掌权者在其权力范围内都代表着公有和公共，他们可以以公有、公共、公益的名义合法正义地干预、侵犯、剥夺个人、家庭与企业的所有，决定他们/它们的方方面面。公有制社会必然是权大于法的社会，其法律体系（宪法、法律、法规、条例）完全由公有权力制定、解释和裁量，其产生过程往往极不严肃，不经必要的立法程序，其条文暧昧、模糊、混乱，多义而又繁冗，以便人为解释，人为掌控和操纵，以便选择性执法，以便服务、配合公有绝对权力；不同于法无制约则合法的精神，公有权力无所不用其极地以纷繁芜杂的法、规、条、例、令、通知、说明、要求、指示等等重重束缚、控制、伤害（杀害）民众，而他们自己却可置身于制约之外。并以之为公有权力的服务工具。
实行公有制就必须镇压自主拥有意愿，镇压人的自由意志，将权力意志强加于社会全体。共产主义模式是强奸模式，强奸思维是共产主义模式的基本思维。公有权力需要强行代表人民的意愿，代表人民的感受，代替人民作表达，绝不允许人民基于自我意志作关乎个人与国家社会的选择，任何选择，公有权力都要替人民做，并要人民无条件认可接受。在共产主义模式下，民众只是被计划，被安排，被决定的公有制工具，他们与现代人的广泛权利无缘，是权利、人格和自尊的不健全者。公有制使他们的生存、生产、生活没有足够的独立性，必须依赖公有权力集团，必须仰公有权贵之鼻息，任由公有权贵折腾摆布。顺之者犬或奴，逆之者囚或亡。奴仆满圈是共产主义模式的必然景观。共产主义不可能有真实（人）民（当家作）主的容身之地。
公有制对民众普遍而深入的掠夺与侵犯决定了共产主义制度模式是与民为敌，与万众为敌的制度模式。这样的制度模式不仅离不开对人和社会的严密控制，也离不开暴力机器，暴力手段，必须耗费巨大的人力物力来防范民众，欺骗民众，恐吓民众，戕害不顺从和反抗的民众。公有制-共产主义模式必然是一条极权专制暴政之路，它只能无休止地营造假象，但却不能真实地造福民众，推进文明。
造福人民，只须把人民应有的权利还给人民，推进文明，只须把人民应有的自由还给人民。权利残缺，自由重重束缚下的人民幸福、文明进步是个大笑话。
权力产生恶，无限制，无约束的权力产生不可思议的罪恶。
共产极权垄断社会财富，垄断政治权力，垄断真理与是非认定，垄断真相和资信传播；钳制言论，压制思想，操弄社会经济、文化、历史，摆布媒体、舆论、教育，森严控制着社会的每一个角落；控制着人的生存命脉，干预、管制人自生至死的几乎所有环节，掌握着最简单、最致命的专制手段；它能轻易决定人的得与失，顺与逆，荣与辱，能计划生，安排死；可以轻而易举地让不恭者身败名裂，可以无所顾忌地绑架、囚禁、酷刑、摧残、凌辱，制造各种死亡来对待反抗者，即使温和的异见者也要被设计死亡。即使公有权力的无法无天、令人发指超乎人之想象，即使按需杀人，致数千万人非正常死亡，它也不用担心被追究责任。
共产邪恶没有底线，共产罪恶罄竹难书。
公有制与共产主义（社会主义）模式使人们无法免于匮乏，无法免于艰辛困苦，无法免于恐惧。
马克思恩格斯设计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道路不是人类的解放之路，相反,它只能给人类带来大奴役、大耻辱、大悲剧、大灾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