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色情，色情的历史
当我看着你，波洛赫，我的嘴唇
发不出声音，
我的舌头凝住了，一阵温暖的火
突然间从我的皮肤上面溜过，
我的眼睛看不见东西，我的耳朵
被噪声填塞，
我浑身流汗，全身都在颤栗，
我变得苍白，比草叶还要无力，
好像我几乎就要断了呼吸，
在垂死之际。
——萨福《给安娜多丽雅》
让我们来严肃地谈谈色情，不要老想着会有怎样的配图。
相关的研究其实并不少。有论者指出，1980年代以后出现了针对色情的“文本与效果”研究，随着研究范式转移，文化等级差异、文化形式、技术进步、文本-读者关系等都被纳入研究（Attwood, 2002）。本期“外刊扫描”重点选取的四篇文章（其中3篇发表于2014年），都在不同的方面体现了这些特点。值得指出，这些论文中不仅探讨了在历史语境中色情如何与文化语境勾连，也探讨了历史如何被色情调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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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lttunen（1995）的研究指出，传统的英国色情下流而无自觉性，满是私通和淫秽。到了十七世纪下半叶，英国的书商和印刷商已开始从法国和意大利引进一种更为现代的性书写，即作者所重点关注的色情书写，“专为激发情欲、挑逗幻想”。然而却是到十八世纪痛苦的禁忌才浮出水面。例如，性鞭笞在十八世纪前还少人关注，到了1718年，Edmund Curll出版了拉丁药书《性事鞭笞书（A Treatise of the use of logging in Venereal Affairs）》，到了1730年代，广受尊敬的《绅士杂志》也囊括了数篇专论鞭笞艺术的文章。约翰·克莱兰的《芬妮·希尔：欢场女子回忆录》中更是包含了芬妮和巴尔维尔先生相互鞭笞的场景——这一上升时期，正值萨德的虐恋作品出版。
另一方面，十七世纪末十八世纪初正是自由主义起源之时，认为人性生而具同情心，人倾向表现良善，因为如此行动带来愉悦。十八世纪的道德哲学家们将同情视作为一种被视觉激发的情感，“可观看的同情”这一观念显要地形塑了十八世纪的情感文学，包括数量可观的英语小说、戏剧、诗歌。现代感官形成，体现出“对痛苦的恐惧”。感官的耸动，体现在哥特小说和谋杀主题的兴盛之中。到了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痛苦的场景显著地出现在了色情之中。作者认为，十八世纪末对疼痛态度的变化形塑了新的色情表达，“如果色情被定义为刻意违反道德与社会禁忌的性行为再现，那么十八世纪末和十九世纪渐长的暴力色情则造就了疼痛让人震惊的价值以及将其定义为禁忌乃至色情的文化。”
人道主义情感革新了英美文化中的疼痛意义，正统基督教将疼痛看做上帝对罪愆的惩罚，亦是通过模仿耶稣获得超越世俗肉身的救赎机会。而十八世纪的情感崇拜将疼痛重新定义为不可接受、可被根除的，对疼痛的反感有了新的形式，疼痛则被重新定义为“天生”、“自然”的，这正是种现代的体验。作者要处理的正是在这一背景之下产生的色情图片，即“痛苦的色情”，痛苦被呈现为淫秽的挑逗，因为这正是人道主义情感将其斥之为不可接受的禁忌。
疼苦的文化意涵经历了重要的转变，疼痛所激发的反感和激动紧密交融。作者认为，十八世纪人道主义改革改变了疼痛的文化，将一系列实践定义为难以接受的残忍行为，要求良善之辈努力消灭这样的行为。但人道主义改良文学向残忍开火的方式，却是详细描述其实践。就比如著名的《汤姆叔叔的小屋》，开头便是鞭笞的场景。讽刺的是，到了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心理学家理查德·克拉夫特-埃宾的研究中，一个被研究对象曾坦言，青少年时第一次性激动体验便是在阅读《汤姆叔叔的小屋》时迸发，而弗洛伊德也遭遇了好几个“病人”为这部小说中的鞭打场景感受到性刺激。这正是人道主义的疼痛书写的矛盾：要激起公众对这些实践的痛恨，他们认为自己必须展现其恐怖；而如斯展现却又可能激发阅听人对残忍的激情。作者对此评论，这些案例应该被“放入疼痛文化意涵的长时段历史转型之中。”作者总结，十八世纪的感官崇拜认为疼痛是不可接受的，但同时又发现其吸引可人之处。哥特小说正是浪漫化痛苦的正统文学形式，而流行的感官主义加深了对痛苦之厌恶与欲望的联系。十八世纪末期、十九世纪的色情将受苦的感伤场景转变成为对完全性化的残忍的偷窥。而人道主义改良文学形象地再现了残酷和苦难，无可避免地参与到痛苦的色情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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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ng（2014）的研究则认为，眼下的欧美学者将“色情的发明”和现代性的兴起看做欧洲的现象，中国的案例可对此进行修正。作者着重剖析晚清民国时期北京的性文本。要研究这一时期的色情，社会环境自然不能忽视，如当时北京畸形的性别比——1917年为174:100，光棍大量涌现；北京城自身处于变动过程中；而且京城自身也有名妓传统。作者要探讨的，便是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下，在世纪之交，什么东西被定义为不合法？它们究竟长什么样，由谁销售，在何处出售？其内容与形式的变革又如何挑战了政权定义合法性的权威？
色情的流通难以禁绝，无论是在话语还是在物质层面。1914年8月的《京津日报》就曾报道西珠市口在出售《灯草和尚》等书，警察还发现了《痴婆子传》、《珍珠衫》、《男女秘器谈》之类的书籍，逮捕了3个外地光棍；1918年，一个名为张沛林的年轻人在东安市场被搜查，他除了租售《灯草和尚》，还有《男女卫生须知》；到了1922年，警察在天桥又逮了5个人，搜出48本类似书目。如同《金瓶梅》一般的情色小说一直颇为流行，乃至到了1944年一则讨论卢梭《忏悔录》和哈里斯弗拉克·哈里斯的《我的生活与爱情》的专栏提名为《外国版的》。此外，唱本、曲本等亦是色情流通之所。在这些作品之中，对性器的描绘不厌其烦，香艳描绘亦多可见。
知识分子的变化对待性也发生了变化。晚清的精英读者们遇上了性学和解剖学译作，它们大都带有强调自我繁殖的进化论视角，由欧美原著的日文译本翻译过来。1914年的西珠市口，警察们就搜出了《男女交合论》。康有为曾在书目中以“生理之学”之名列过《男女交合新论》和《通俗生殖器论》；孙宝瑄曾在日记中记载，《男女交合新论》广告刊登不过一周，他便搞到一本，1901-1902年间，他阅读了大量性学译本。但在时代的语境之下，这些知识分子眼中，性又难免与救国、启蒙难舍难分。
在色情传播的过程中，媒介技术的作用不容忽视，“雅俗共赏”、各有定位的色情作品在市场的逻辑以及知识分子的文化逻辑中成长起来。由于技术进步，图像形式的色情以类似于文字色情产品流通的方式，销售网络依循个人关系、亲属、销售商、生产商建立起来。在1919年的花市上，一名便衣警察逮着了一个销售“春片镜子”的男人，警察更是在制造商处翻出了200块镜子。照片的数量是惊人的，有的生产者会用桶装上432张乃至更多的照片送往零售商。据报告，到了1920年还出现了“实事春片”，让时人惋惜道“从前的相片都不过是泥人，但现在穷人生活日艰，许多人牺牲了脸面正直”。逐渐涌现的色情图像除了强调“真实”，还开始逐渐强调女性的身体特征，“曲线美”等元素也逐渐显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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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者可以在历史的洪流中发掘色情的踪迹，透过色情剖析历史中族群之互动、行动者与结构之关系；研究者亦可在现实中发掘历史的悄然重现。Marks（2014）就剖析了维多利亚时代的色情如何被挪用（appropriate）。已有论者指出，维多利亚时期不仅是现代性态（sexuality）的起源，同时也是现代色情与恋物癖的起源。19世纪对分类法和性学的执迷，现代印刷与视觉技术的转变，都推进了这一转变。维多利亚时期并不只是性压抑、传统性别角色和核心家庭的代名词，这一时期也正是性学和现代药品发明的时期。正如福柯指出，性学萌生之处，对色情的现代理解亦蠢蠢欲动。作者援引Lisa Sigel（2002）的研究指出，“我们对色情的现代理解植根于维多利亚时代，其时插入成为了核心的主题，崇拜成为叙述的中心，被强调的是对欲望自身的消费，而非对‘自由’或对性之‘科学’真相的追求。”Sigel注意到，这一时期的情色将角色、情节与布景悉数剥离，转向具体性行为的公式化堆砌。吊诡的是，这一风格在此后又不断重演，包括20世纪初期、1970年代乃至1990年代初的色情。
而作者所研究的近二十年情色片对维多利亚时代的挪用，小心翼翼地利用了我们对这一时期性态“堕落”与“压抑”的两种刻板成见，利用其压抑的成见展现某些“禁忌”人群，又始终带着“更邪恶之事正在展开”之感。同时，这些情色电影又指向对阶级界限的逾越——这些影片似乎在说，这些界限在当今已经不复存在。他们运用的手法是多样的，比如对文字的强调，比如2009年发行的[哔——]，其广告就宣称，“在这神奇的时代，电邮和手机尚未出现，他们只有书信。在[哔——]这部关于维多利亚人激情、压抑与难以磨灭的情欲的电影中，重返更为简单和情色的时代。”在电影之中，有四幕情色场景就因情书而生。在这些电影之中，阶级与性别、公与私之分野被微妙重构，轻盈僭越。
有独无偶，作者指出，在过去的五十年里，披着维多利亚外皮的小说十分流行。在后现代的文化氛围之下，维多利亚时代被形塑为历史性的他者。经济、性别、政治和科技构成的权力网络将维多利亚时期建构为后现代文化的历史起源。主流媒体都已大力利用维多利亚时期中的性元素，遑论小电影了。正如有人指出，“我们可以看到维多利亚时代之人……他们可形神俱备地现于眼前，因为他们是确凿在案的，摄影机时代之前的人并无这福利。”恰好早期现代意义上的毛片也记录下了维多利亚时代之人，包括其服饰与造型。技术变迁、历史位移、后现代语境在这一个案中相互交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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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世所制作的色情电影挪用起历史来，也很有可能更侧重于政治的层面。Cather（2014）探讨了对永井荷风一则情色短片的改编，即1973年神代辰己的《四畳半襖の裏張り》。作者所采用的手法，是考察“原文本和改编被生产和消费的历史和制度语境”。就神代辰己自身而言，“日活浪漫春画”厂牌渐兴，西欧毛片产业合法化也打动了日本的拍摄者们，同时永井荷风这篇作品以及日活都面临淫秽色情的指控。在此语境之下，神代辰己制造了一部“利用色情媒介交织、重写历史”的著作。他如何拍出一部既忠于原作，而又避免起诉的影片？神代辰己增添了许多场景以满足“色情片”的类型要求，同时他又以图像形式插入1918年的日本“米骚动”事件、1919年朝鲜万岁事件、1917年十月革命等情境——原著中可没这些东西。在改编的电影之中，性爱被呈现为政治参与的对立面。外面是兵荒马乱，男客人却回应“外面的世界我不管，让我们玩玩吧，趁暴动还没开始先上床。”神代辰己还通过画外音、字幕等方式反讽了审查制度。作者认为，政治和历史语境为色情电影增加了面对批评家和法庭的合法性；静态的政治场景和动态的色情情境交融，暗示性与死亡。
有独无偶，神代辰己同时代的导演也在电影中探讨性的政治与去政治化。如若松孝二1965年的《墙中秘事》在斯大林肖像前交合，今村昌平的《昆虫记》追溯女主角战后的经济与性困境，吉田喜重的《情欲与虐杀》则暗示性与政治的相互交织。
值得玩味的是神代辰己本人。在采访中，他说道，“我讨厌政治。不仅是政治，我讨厌组织……感官的艺术是最好的。”作者指出了其双重性，一方面他是制片公司中人，受预算、电影类型的限制，同时他也是个有抱负的导演。1972年他拍摄第一部日活春画作品时，念兹在兹的是费里尼的《爱情神话》。历史、色情与艺术的关系，并不简单。
在这些文章中，我们可以看到色情如何在历史中留下痕迹，也可以看到它如何将历史征用。色情可以成为一面透镜，让我们看到历史中的权力与偶然，也能让我们看到历史如何与现实发生关联。以历史的、批评的、审美的严肃态度分析色情，我们或许会有更多的发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