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话人生（二十七）
“带枪的人”差点被一枪毙了
从北京回到武汉，“文化大革命”如火如荼。其间，“大串联”时，我和几个同学南下广州，东到上海，等我们在外地转了一圈回到学校时，学校里“红卫兵”和“武汉二司”（武汉红卫兵第二司令部之简称）已经斗得不可开交，我和高中部的夏国林同学作为学校红卫兵的负责人，已被“武汉二司”通缉，于是，我们决定离开武汉到鄂西北山区去避避风。
我们在研究离开武汉后到鄂西北哪里去的时候，高中部的一位红卫兵说，他父亲的一位战友是郧阳军分区的负责人，只要他爸爸给他的那位战友打一个电话，我们就可以到那里去。我们立即找来地图，找到郧阳的方位，同意他的意见，请他爸爸打电话，让我们到郧阳去。
第二天，我们乘坐郧阳军分区的两辆北京吉普车离开武汉，日夜兼程赶赴郧阳。
当时的郧阳县城依山傍水，民风朴实。我们住的军分区招待所在县城边的山腰上，地势较高，郧阳地区专署和县政府在县城中心,整个县城不大，半天时间就逛完了。
我们住下不久，军分区那位首长来招待所接见我们，嘱咐我们不要乱跑，不要乱说，在这里好好休息。其实，哪能休息，当时全中国哪里没有两派在斗？
后来，我们发现郧阳中学就在军分区招待所旁边，郧阳中学的学生也象武汉的学生一样，两派斗得不亦乐乎。我们去学校找到军分区支持的那一派学生的头儿，他叫阮长华。我们和阮长华他们一起，参加当地的“文化大革命”。记得当时另一派学生要批斗地委书记、军分区政委王文波，我们立即请王文波书记与我们一起住在军分区招待所，就凭我们是大武汉来的“造反派”，他们就不敢来找王文波书记了。说起来实在好笑，我们在武汉是被造反派“武汉二司”通缉的保守派，由于当时通讯、交通等都非常落后，让我们跑到鄂西北大山区摇身一变，成了响当当的“武汉二司”的造反派。
“文化大革命”发展到后来，“造反派”开始冲击解放军领导机关，抢夺解放军的枪支。郧阳地区也不例外，有一天晚上，军分区的枪，眼看就要被另一派学生抢走了的时候，阮长华带领一批学生先下手把军分区的枪都搬到学校来了。我们几个武汉去的同学都没有参加“军事行动”。当时，地委机关有一位小车司机，平时与我们关系比较好，他把抢来的一支手枪送给我，出于年轻人的好奇心，我把它带回武汉了。于是，后来在政府清查时，我就成了一个“带枪的人”。我如实汇报当时的情况，那些负责清查的人就是不相信，最后，硬是派两人到郧阳去调查，结果证明我说的是真的。对我的审查才告一段落。
那时，参加抢枪的学生都不懂如何使用枪支。当时，有一位从郧阳中学毕业考到武汉华中农学院，又回到家乡造反的同学，有一次，我们一起乘吉普车从郧阳到房山县去。当车开到一座大山的山腰时，那位同学要司机停车，他要下车打枪玩。他拿出手枪，我们几个人围着看他摆弄，当时，我正好站在他对面看，他的枪口正对着我，看着看着，我突然想起，我们华师一附中郎君诗校长，在一次民兵训练时的讲话，他说：“长枪朝天，
短枪朝地，枪口对人，三天禁闭”。我赶忙转到他的背后，刚站定，“砰”的一声，子弹射到他对面的山石上。我在惊吓之余，庆幸自己躲过一次灭顶之灾，从心里感谢我的老校长！感谢他教给我的那段顺口溜，救了我一命！否则，我这个“带枪的人”就被一枪给毙了！
年轻人，在成长过程中到大风大浪里去锻炼，在游泳中学会游泳。出发点固然不错，但是，在没有任何思想准备、也没有各方面的基本训练的情况下，把他们推到大风大浪里去，那就不是锻炼他们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