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在社会上流传了不少老海归佚事，颇为有趣，有的无从考证。讲几个小故事，算是“几分真实，几分讽刺，几分牢骚，几分警示”吧。
（1）1972年尼克松访华，车队从长城参观回来遇到雪天路滑，一辆美方新闻广播车被一辆解放大卡撞了一下，仅蹭掉一点漆，没什么大事。可是狡猾的尼克松觉得这是个好机会侦探一下中国的科技水平，叫人通知中方，广播车上的仪器受损，请中方派人来检修。周总理马上召集会议，询问国内最棒的电子专家是谁。幕僚们回禀，应该是黄敞，因为他是1959年才从美国回来的哈佛大学电子工程博士。周总理说，明天把他请来。幕僚们回道，黄敞目前在干校呢。周总理马上派飞机把他接回到了北京。黄敞指甲缝里还带着干校的泥土，蹬上了那辆广播车。他一边翻阅着说明手册，一边搬动各种开关。美国技术员故意在仪器上动过手脚，让黄敞纠正过来了，最后用流利的英文告诉车上的技术人员，仪器没有问题。中央情报局马上报告尼克松，中国的技术水平并不像原来估计的落后美国25年。
（2）美中建交后，中国教育部收到美国科学机构的来信，内容大概是一位著名物理学家去世，他培养的弟子们纷纷写纪念文章，唯独差他的一个得意门生，五十年代回中国了，希望能请他也撰写一篇纪念文章。教育部很头疼，因为信中的名字是旧韦氏拼音，缩写成了C.Y.Chiang。到底是哪几个字呢？请来语言学家，把北京，上海等大城市所有的著名高校的物理教授的名单翻了个遍，就是对不上。后来扩大搜索范围，终于在云南师大找到了这个人。但此人1957年被打成了右派，加上文革10年，基本上就没正经上过课，业务荒废了，更没有出什么成绩，名字早就不在学校教师编制中。教育部立即命令云南大学恢复此人职称，分了新房，并说的很清楚，给导师的纪念文章中不要提他自己回国后的经历。
（3）四人帮刚被打倒，四川医学院就迎来了几个美国专家做专题报告。1949年后首次有洋人来访，学院很重视。不料报告开始后才发觉翻译不给力，很多专业术语翻不出来，想临时从台下找人替代，却没有自告奋勇者。一个多小时了，讲座还无法正常进行。学院领导焦头烂额，一筹莫展，感到这个脸丢大了。这时一个衣衫褴褛的清洁工老头问能否让他试试，大家都很吃惊，但情急之下也只好让他试试。哪知道他翻起来得心应手，大部分的术语都能翻，跟美国专家对答如流，全场震动。后来一问才弄明白此君是个五十年代回国的留美医学博士，1957年划为右派，文革中更被分派去做了清洁工。
（4）1971年，文革还在如火如荼地进行着，北大教授李正理（伊利诺依大学生物博士）在江西鲤鱼洲干校接受劳动改造。5月间，美国伊利诺伊大学教授高尔斯登作为中国建国后第一位外国科学家访华，要求会见当年的同事李正理，而且要求去他家访问。李正理接到周恩来“火速回京”的电函，心里七上八下。到了北京，总理握住李教授的手说，“要为国家做好人民外交的工作，相信你能做好的”。
“可是我家里…”李教授忐忑不安地说。
“不要担心，这个我们已经安排好了”，总理保证道。
李教授家住中关村，一套公寓四间房，已有另外两家人搬进去住占了两间。国务院连夜将这两家安置到了别的地方，将室内重新粉刷布置了一番，请来北京饭店厨子掌勺，等候客人的到来。
会见顺利进行，客人满意而归。厨子收拾锅碗瓢盆离去；地毯、窗帘、花瓶等装饰物留在原地没动。那两家人兴奋地搬回“新居”，李教授被允许留在北京，住在“新居”自己的半个家里，妻子沈淑瑾还留在干校。
这样的事例不少，但结尾并不都像李正理这样完美。清华大学的周寿宪也接到通知回北京。经过几年文革，他有些精神失常，大概任务完成得不理想，回到干校遭军宣队加倍的体罚。周寿宪终于崩溃了，不久后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历史学家何炳棣1971年访华要求见同学罗应荣（当年借给他花呢大衣去约会），可是罗在劳改的采石场“受伤”，未允许会面，几个月后去世。刘子健、牛满江等科学家访华，受到周恩来接见。此时老同事赵绵在农村喂猪，在炕头上给科学院吴有训副院长写信，请他转达对这些老朋友的问候。夫妻博士曹天钦和谢希德被隔离分开关押四年，1972年，国际友人访华点名要见曹天钦，在周恩来总理的亲自过问下，曹天钦夫妇走出了牛棚，一对相亲相爱的患难夫妻再度重逢。外宾走了，曹天钦又去干搓煤球之类的粗活。
（5）文革结束，百废待兴，大学开始招生，科大研究生院也招收了文革后第一批研究生。全校的英语教学由李佩（两弹元勋郭永怀的夫人，1956年回国）主持。她决意聘请最好的英语人员，想到了人大的许孟雄教授。许孟雄40年代就在重庆为党翻译各种文件，并在国外刊物上发表，是第一个将毛泽东著作译成英文的翻译家。可惜50年代被打成右派，从此离开人大讲台，失去人身自由，度过艰难漫长的30年。80年代获得平反以前，只能在海淀一个英语业余补习班讲讲课。李佩三顾茅庐，恨不得答应每天车接车送，才把许孟雄请到了研究生院。第一天上课，许孟雄站在教室门口，指着墙上的领袖像说，“他在里面我就不进去。”全班同学都傻眼了，班长是班里唯一的党员，站起来，欲劝说老教授，老教授只把脸一转，摇着头说“No”。
班长急忙搬来一把椅子请老教授在门外坐下，就跑到教务主任吴唐的办公室求救。吴唐是老革命，见过敌人的枪弹，可没见过一位老知识分子翘着二郎腿如此横眉冷对，赶来也是白搭，只好叫班长去找李佩。李佩坐在办公室的椅子上，看着班长十分不明白地说，“把主席像拿下来，下课以后再挂回去，不是很简单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