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保健制度】
美国的全民医保制度实行不了, 加拿大的全民医保制度只保看病不保药, 而费用巨大不知还能维持多久? 中国特色社会的医保更不值得一提了。而毛泽东时代的全民医保制度是可行的, 曾得到联合国卫生方面的认可, 尤其是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以及赤脚医生的产生, 证明了低廉的全民医保和大医院的结合是有效的。
两条腿走路的中国科学：美国科学家访华观感[1973年]
六、保健制度
那是一个阳光普照的三月下午，我们参观了上海监狱之后，驱车回到了我们所住的旅馆。我们和我们的翻译员蒋琦坐在中国制造的汽车的后座，凝望着人们或乘单车，或走路去购物，或回家。现在，这种景象我们已看惯了。各种年龄的人，穿着长裤和形形色色的上衣、灰色的、褐色的、蓝色的，有时也有穿浅黄色的上衣或围着茶色领巾的。突然之间，我们听到某种不同的声音。那是钹、鼓和奇怪的管弦乐器的声音。我们再往前看，看到有人似乎在示威。大约有二十五人的一群，奏着乐器沿街游行，手持红旗和大字报，每个人都笑容满面，在游行的女人、男人、以及小孩和其他的人。他们或参加游行、或站在旁边阅读大字报和看热闹。
蒋琦对我们说,“这是一个医疗宣传队，是当地居民委员会组织起来的。他们常常上街，通知人民有关卫生的事情以及如何预防疾病。标语提醒人们，天气正在变化，要人民多穿衣，并利用传统的中药去预防伤风。
又一次，我们惊讶于每天人民都参加促进中国卫生的运动。茱迪（代表团中的女团员）是个登记合格的护士，受过保健和“预防哲学”的训练。但在美国，保健实施大抵限于专业医生，公众有无可能参加预防是很少有人去过问的。在中国，她（茱迪）看到她自己在课堂上的理想有实践的机会。在整个参观中我们听说，中国卫生工作的主要任务是预防。它是通过非专业的广大力量而完成的。非专业人员扩大了专业人员的范围。
在我们停留中国期内，我们在上海和北京先后参观了三间医院和若干街道诊所以及附属于公社、工厂和学校的诊所。在这些参观中，我们遇见了许多人，有的是直接做保健工作，有的则是接受医疗服务的人。我们跟他们讨论他们参加卫生促进工作的感受。我们听到了理论，也看到了实践。并且从讨论中得到了一个结论：预防工作在美国常常讲得很动听，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却是脚踏实地在做。
中国卫生机构的组织，是分工的。诊所是居住地区、公社、工厂和学校整体之一部分，诊所职员往往是这些单位的人。这种诊所做些通常的医务检查、初步诊断和医治普通的毛病，并为他们所服务的社团做些卫生教学。这些本地机关把人民较为严重的医疗交给卫生系统中较高一级去处理。在大城市，除了全科医院之外，还有分科医院，诸如耳鼻喉科和产科医院。这些医院也为他们的门诊部训练卫生工作人员。
中国的城市分为区，区有居民委员会。往往一个区内住有人口多至七万人之多。居民委员会有诊所或合作医疗中心，视区的大小而定，为居民的需要服务。这些诊所的卫生工作人员或者曾在医院受过训练，或者是半专业人员，叫做“赤脚医生”。这是因为他们较早时把医疗扩大到农村而命名的。这些赤脚医生在诊所受过医务人员的训练，能看伤风喉痛之类的病，并做节育宣传，还替儿童打预防针以及做些保健和卫生工作。基本上，他们所医治的都是身体上大致无重病的人，因而，使医院能把它的人手和设备留给病情严重的人。
医疗解除集中化之其他的例子，是诊所附属于工厂和学校。它们的工作很像街道诊所。虽然，在大工厂不单有半专业人员，也可能有医生和护士。而且往往有床位给需要留医的。如果有重病人或意外事故，也可以利用诊所。这类组织能使多数人在他们的工作场所或住所看病。其结果，医院紧急病房的职员不接待川流不息的小病者。因为人们可以到别处去看病。
在农村地区，我们发现的情况不同。因为人民地理上的分布较广。解放前，农村几乎完全没有卫生机构。农村有卫生机构的，也是替富人服务。在解放后和文化革命这段期间，在使人民取得较好的医疗和预防两方面，已有了很大的进步。但在比例上农村居民却不如城市居民。英国外科医生洪若诗在中国工作了十年以上，他在他的著作《扫除一切害人虫》（中译本名：《我在新中国十五年》）一书中，描述了中国保健制度的发展。现在，在农村方面有一项大运动，训练公社的保健工作人员学习技术，为农民的卫生需要服务。农民又去训练别人。据说，在每一个省会，至少有一间医院，其医生、护士及其他卫生工作人员在回到公社之前先受训一个时期。这些专业人士在大城市医疗队帮助下，然后再去训练赤脚医生和接生员，他们和她们都是从农民中选择出来作兼任医务工作的。这些半专业人员然后去负责生产大队的简单的保健工作和教学。当在本地遇到困难的病情时，可以去找公社医院，必要时，到县医院去。
这种医疗结构在农村一如在城市一样。其目的都在发展医疗上的自力更生。因为小卫生单位跟较专门化的、地点集中的医院，在制度上是挂钩的。所以，医疗是地方化的，而同时所有各保健机构又互相依存合作。
街道诊所
有一天下午，我们代表团中有几位团员参观上海黄浦街道委员会。该地区在一九四九年以前，是赌博、娼妓和吸毒的中心。当我们爬上从前是妓女的房间的旧楼梯时，看到以前的烟格。在这里，听到了从前吸毒者的故事。知道了帝国主义者对这里的影响及其剥削的性质，使我们留下很真实的印象。
街道委员会的办公处，朝向街外面一间小小的，但并不凌乱的房间。我们在这里受到欢迎。负责人告诉我们，这个特别的街道委员会，代表了住在本地区内五万一千人民。它辖有九个居民委员会，是某一段某一弄堂的居民的自动组织。在这地区内，还有九个食堂、六个托儿所及各种学校和服务中心。从我们要了解的医疗实务看来，最有兴趣的是九个合作医疗中心。有关这委员会的其他方面，在以后谈计划的一章中还要加以讨论。
我们经过了两个街口，行到一间医务所，它是在一间商店的前面。在那里，我们受到五位女赤脚医生的欢迎。她们曾在本地医院受过四个月的训练。过去两年，都是在街道诊所工作。
该诊所有一间前房。房内摆了一张桌子、几张椅子和几个大药柜。中药和西药，二者都有。白墙壁上贴有彩色标语，多数是为卫生教学用的。我们问诊所的目的是什么，一位女赤脚医生告诉我们，“预防是我们的主要任务，为这个居民区的人民服务。”
该诊所于早上八点开诊，每天大约看三十个病人。给儿童和成人注射防疫针，以防疾病。赤脚医生在诊所或在本区内做节育宣传，并供应避孕器及其使用方法。当有人感到不舒服时，他或她可以到诊所来检查。如果问题不很严重，赤脚医生就给配药。对头痛、胃痛或喉病者，往往给予针疗。如果病情严重，赤脚医生就带病人去医院。一位赤脚医生说，如果病人甚至不省人事，我们在送病人赴医院途中，也使用针刺。后来，我们学到了一点针刺实际技术，知道在鼻与口之间，有一个穴位会使人休克和昏过去。如果一时没有针，可以用手指压住该穴位，使病人醒过来时为止。
当我们问及，病人不能来诊所时怎么办？她们答称，“例如有人患高血压，不能来诊所，我们就上他家里去，给以医治，并对病情加以指点。我们常常愿意到病人的家里去。”
医疗纪录问题，（这个问题对卫生机构是可能成为问题的），在诊所方面是很容易处理的。当人们生病或被号召作预防注射时，保留着自己的纪录，把它带到诊所。这个制度涉及病人自己的医疗照顾。他们阅读自己的纪录，知道自己的健康状况。这跟美国医院、诊所和私家医生办事处大批纪绿保留制度是多么不同呀。在美国，实质上是禁止病人阅读自己的医疗纪录的。表面上是防止对医生描述病情所使用的专门名词发生严重误解，但自然也因为对用在病情上的专门名词的本身我们缺乏了解。因而使我们对于健康有一种无可奈何之感，并使我们对我们身体机能有一种神秘之感，从而对于为我们看病的医生，产生一种畏敬的信心。这种依赖性，显然多利于医学专业，而少利于我们病人。
属于街道委员会管辖的其他八间合作医疗中心，都是做着类似的工作。据我们的东道主说，它们基本上是做着检查和预防的工作。这样，就可以使医院集中应付患重病的病人，各诊所除了直接的保健之外，还涉及组织本区内居民的活动，诸如我们所见到的游行以及分发标语和讨论之类的活动。
工厂诊所
我们在上海机床厂做了一般的参观之后，我们分成三组，讨论具体的问题。三组中有一组会见卫生人员和工人，以讨论医疗服务及工厂里的职业病问题，这间工厂（已在工业一章中讨论过）有六千职工。据说。工厂内有五个卫生站，每一个站约为一千工人服务，每个站并且还有一间约有一百零四个床位的疗养院。总共有四十个医务工作者、二十八个看护和十二个医生。有三个医生本来是厂里的工人，被选为研究医学。他们开始在厂诊所受训，后来被派到一间医院受训。初步训练时期总共为一年。在厂诊所经过两年的实习之后，他们再被派回医院，加受六个月的训练和学习。现在，他们已回到诊所工作。他们作医生的准备工作，包括反复的实习和学习。
工厂诊所医治普通疾病，诸如伤风、胃痛、季侯病和小伤之类。工人于日间可以随时到诊所看病，对他们看病是不收费的。工人的亲属也可以到诊所看病，但一般要付一半医药费。在机床厂的工人，也可以得到医院免费挂号（通常挂号费是十分人民币，约合美金五仙）。如果在这种诊所的病人是重病，则将他送到厂中可以去的五间医院之一间医院。对于这些工人，医院是免费医治的。厂中卫生组与医院之间的关系是密切的。它们共同做研究工作，研究职业病的影响及预防。
此外，工厂诊所为了医治病人，还做相当的预防工作。在机床厂的工人，每人每年作胸部爱克斯光检查一次。因工作而须接触镍一类物质的工人，每隔一段时间作一次验血，以检查他是否中毒。有些镍的化合物吞下去时会损害肝和脾，其他的物质会造成皮炎。有一种叫“四羰（络）镍”的特别化合物，会引起肺损害，并且可以引起癌症。在制造高度洁化金属时，要用这种化合物。用镍的过程及监视的方法，详情这里不讨论了。另一种的预防工作，是传播有关卫生的知识。这里的医务组，使用公开演讲制度和贴大字报以教育工人。要工人穿保护衣和戴防毒口罩，并采取其他的安全措施。
工厂里还有特别为妇女而设的诊所，有一个女医生在看病。女工每年检查一次，看看有无子宫癌和乳癌。这个诊所也主持节育宣传。在这里也有人告诉我们，中国妇女可以获得五十六天的带薪分娩假。当一个女工回厂工作时，她可以把婴孩带到工厂托儿所，每天到那边去喂奶，和她的孩子在一起。
如果这间厂的工人生病需要卧床休息，如果家中有人照顾他，他可以留在家里休息，也可以到厂里的疗养院休息，或在一间医院休息。病假达六个月之久，他仍可以支全薪。留在医院，一天只须花费四角钱人民币（约合美金二角），而在工厂疗养院更便宜，只须交费两角人民币（约美金一角）。
一个女工告诉我们，“解放前，要是一个工人生病，老板就不愿意他再工作，并且不给他工资。最近，有一个女工胃部生肿瘤，花费了两千元人民币（约合一千美金）将肿瘤割除，全部手术费，都由国家支付。工人说，“社会主义好，它为我们的医病而付钱，并且确保我们的健康。”
这场讨论，对两性在卫生制度上所起的作用，引起了一次生动的意见交换。当诊所一位刘培穆（译音）医生（男性）提及七位医生有五位是男性，而二十八位护士都是女性时，茱迪便问“何以护士都是女性？”一位翻译（男性）在翻译这句话时不禁笑起来，在场的两位男性医生也微笑着。但在诊所工作的一位女性对他们的取笑，看来有些难于作答。她解释说，“在有些其他的诊所和医院有些男性护士，只是在这里才全是女性。这间工厂是一个基本医疗单位，不像一间医院，男女间地位的差别并不很显著。并且他们有时是交换工作的。护士看病，医生便去工场。”
茱迪对此种解释还不满足，便说，“为什么男女间有这种差别？”全体东道组开始讨论此事，然后女同志也继续发言。“在某些医院，女医生多过男医生，并且在医学校，也是女的多过男的。只是在这间工厂，情形有些两样。文化革命以来，情况变了。我们比较注意女性，不只是医务工作者如此，干部，教师以及其他等等，也都是如此。但是，这里所有的护士都是文化革命前毕业的。妇女比较男子做较多的医务工作。”
茱迪则答称，“在美国，也是女人比男人做较多的医务工作。但是，她们得的工薪则较少。”诊所的工作人员则说，“在我们国内则不是这样。”一个有经验的护士得到一百元人民币或更多一些。而一个新毕业的医生却只能得到四十六元人民币工资。最高工资的医生现在大约是一百元人民币。在文革前受训的医生，工资约六十元人民币。但一个有经验的护士跟一个有经验的医生所得工资相同。
这种意见交换，说明了常常反复讨论的几点。两性差别在许多方面是存在的。但在青年人中间，这种差别则少得多，尤其是那些在文革后受训的医务人员。现在，中国很强调女性工作，并且有很多例子，证明现在女性做着前此为男子独霸的工作。但是，男性做的工作被认为是女性的工作，这种例子却较少。露滋.希德尔在她所著《中国的妇女和儿童照顾》一书中，对这个问题，有较深入的论述，并且引证的文件也较为广泛。这本书是企鹅出版公司出版的。
在讨论中，我们的东道主对我们自己的某些观察，有共同的看法。我们在中国，无论到了哪里，都要求我们提意见，而且我们的意见受到重视。以医疗这件事而论，我们评称，虽然中国的医疗设备、技术不如美国先进，但是，看来在现存设备的利用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却很先进。卫生工作显然是走向为全体中国人的需要服务。甚至于在我们小规模的会谈中，也有工人和医务人员一起参加讨论。并且补充了他们有关卫生服务的意见。这种相互的关系，沟通了专业人员与非专业人员之间的鸿沟，有助于消灭专业上的特权阶级，也消灭了未受过学术训练的人无可贡献的错误观念。无论何时，我们参观一个医疗机构，我们屡次亲眼看到医务人员尊重人民，愿意向人民学习。自然，医务工作者拥有专门技术，他们的目的是教人民如何预防疾病，而同时他们继续处理现存的医学问题。但是，我们最有印象的，是他们申述，卫生知识属于全体人民而不仅属于少数人这一观点。少数人的专门训练可能使他们脱离人民。
华山医院
当我们于三月四日参观华山医院时（这是附属于上海医学院的一间教学医院），我们受到代表该院各方面的工作人员的欢迎。其中包括护士、医生、教授、医务技术人员、学生和救护车驾驶员。他们有些是医院革命委员会的成员，正如在别处一样，这是个监督医院日常管理的团体。
在我们进入医院时，我们穿过一个传统中国式的美丽花园，进入有一间长会客厅的大厦里。据说，花园及医院所在的所有土地，一度为一个很有钱的人所拥有。这个人曾为他的患肺结核的独生女儿建立了疗养院和错综复杂的花园。花园里有着雕栏画栋的建筑物。今天这座美丽的、有着各种木刻的建筑物，看来像是茶楼，已作为教室和会议室之用。而花园则为病人和职员提供了休息和宁静。现在一座新建的钢骨水泥大厦，则为数以百计的病人服务。而以前这里的设备，只是为了一个人。
在听简短介绍之时，我们一面饮茶，一面吸烟。据说，医院有六百零七个床位，工作人员几乎达八百人。其中包括二百八十个护士，二百一十五个医生，一百多个医务工作人员，一百六十个行政人员。虽然职员方面没有赤脚医生，但赤脚医生到医院来学习和接受训练。医学院方面为他们办了实验班。在我们听介绍时，据说，医院分内科、外科、神经科、皮肤科、中医科、针刺科和艾灸诸科（艾灸是一种传统的草药烧灼技术、跟针刺有关）。
我们的东道主在范围很广的一系列讲话中，把医院的工作情形告诉了我们。其讲话的一部分大致是这样：
在文化革命过程中，我们遵照毛主席的指示，把重点放在农村。我们已经派了十四队的医生、护士等等到农村地区和我们祖国的边区和山区。这些的队有五百个医务人员。今天欢迎各位的医务人员，其中有许多曾做过这种工作。
这些年里，在使用中西医相结合的治病当中，我们取得了某些成就。例如肺炎、心脏病、及小儿麻痹症的副作用。我们在针刺方面也取得一些成就。在一九七二年，我们曾用针麻做过两千三百多宗手术。这种手术的疗效，大约是百分之九十。但是，我们认为我们的工作还只是开始，我们还有许多工作要做。在诸位参观了以后，我们欢迎诸位多提意见。
今天，我们欢迎诸位参观使用针麻的某些手术。一项手术是割除脑肿瘤，一项是胃切除手术（即切除胃的一部分或全部）。如果还有时间，参观一项椎板切除手术（即涉及（椎间）圆盘的背部手术）及一项切除颈瘤手术，还有一项牙床骨癌手术。
听了医院工作情况更详细的说明之后，我们这一批人被带往参观一项手术。我们一行共有十人，加上一位翻译员和外事处的朋友，被分别带往主楼男女更衣室。我们穿上白衣，戴上口罩、帽子及特种长统靴。这些都是为了我们的安全，也是为了病人的安全。
我们于是被迎往手术室。手术室的中间，是一张朴素的手术台，穿着白衣，戴着口罩和手套的三位外科医生和一位护士，站在病人那边。病人的头是剃光的，身上盖着消毒过的毛巾被。医务组另两位成员，抱住女病人的头。他们的任务，在给予病人以支持，并替她量血压和摸脉搏的速度，以观察她在手术期内的情况。病人是个学校女教师，年纪三十三岁，她患头痛和痉挛已一年，经诊断为大脑中生了一个肿瘤，要实行颅骨切开术，将她的肿瘤取出。
在手术室的一边靠壁处，有两张这个妇女头盖骨的爱克斯光照片。一位曾欢迎过我们的女医生带我们去看照片，并讲了肿瘤的大概情形，也解释这项手术的过程、冒险及可能的结果。关键要看肿瘤是良性或恶性。室内有此现象使我们很惊讶，那就是它极其简单，只有一两个储医疗器物的橱，和一个小小的工具盘放在手术台旁边。茱迪最近在纽约市附近一间大学医院参观过颅骨切除手术，那儿的设备多得惊人。在茱迪看来，中美手术最大的不同，在于使用麻醉的方式的不同，也在于医务人员对待病人的关系不同。
手术室的另一边壁上，有一张人体图，图上列着针刺的脉络及各个针刺的穴位。病人的面颊，已用一根针刺针加以麻醉（技术上说是止痛。因为这种针刺的疗效在于止痛，而不在于麻醉）。但病人仍然清醒，并且警惕。在手术期间，我们在手术台四周行动，并窥视她身上盖的毛巾被。女病人望着我们，知道我们在那儿。同时，外科医生很灵利地切开头盖骨的上层，再经过大脑的骨，而将肿瘤取出。不幸，后来他们表示，这肿瘤可能是恶性的。
我们在这里的十个美国人，其中有九个没有受过医学训练，这是就我们不懂手术室消毒过的技术而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颅骨切除手术当中，我们拿着笔记本和摄影机站在那儿。中国人对我们出现于手术室，显得比我们放心。我们对闯入这个消毒过的地方感到不安，因为在防止传染这件事上，消毒是很重要的。后来因医务组表现出镇静和干练，才使我们的不安如释重负。
手术的本身，使我们留下很深的印象。原来病人是处于清醒状态。而让她的头被割开，肿瘤被取出来。外科医生工作很迅速，而且他们还有时间对她谈话。他们对她表示了尊敬和体贴，并问她对手术的反应。这是我们首次见到的一个配合无间的全组（包括病人）共同努力的手术。
有关颅骨切除手术，最令人特别感兴趣的是外科上使用针麻。我们曾见针麻之实验上的使用，并曾与几位研究员讨论过针麻的理论。颅骨切除手术只用过一针，但我们见过的其他手术为对某青年男子所施之胃切除手术。则用了八针之多。这家医院告诉我们，所用针的次数之多少，随手术的部位及个别人的情况而不同。如果病人（在施行手术时）不舒服，就需要插入较多的（止痛）的针，或者增加针的次数。要使针发生（止痛）的疗效，或许要增加针的转动。这可以将针接在一极低伏特的电源上。这是代替用手操纵的、很容易控制的代替物。据说，针麻得到病人的合作用之有效时，有一定的好处。那就是手术施行后，较少肺炎的危险。因为病人在施行全部麻醉，及使用管子插入以维持通气之后，不会碰到分泌太多的问题，恢复的时间显著缩短。因为病人处于清醒状态，可以较早一些时间开始身体活动。病人本人因为与手术密切合作，故有较多的谅解而减少痛的恐惧。有些人相信针刺技术对血液循环发生稳定的效果，从而在动手术期内减少流血过多的危险，其结果也可以减少输血的需要，并且也可以减少手术不调和的反应。
另一重要的不同是护士、医生和卫生组其他成员（包括病人）之间的工作关系。在美国，高层卫生工作者中间，特别是医生和护士中间以及护士和助手中间，产生一种敌对情绪，可能妨碍对病人的照顾。工作人员之间往往紧张多过互信。其结果，减少了创造性的协调合作，而这种协调合作会更好地为人民的健康需要服务。中国的一位护士对我们说：
在文化革命前，护士与医生之间有条鸿沟。护士有实践的经验，但因为受限制之故，护士不能看病。例如一个病人觉得痛，护士得叫醒医生施药止痛。现在，这种情况改变了。医生和护士只表示一种分工。而目标则是相同的，即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所以，护士和医生之间的关系是一种同志的关系。
护士现在可以参加医疗工作，而在传统上，这是属于医生的特权。（现在并且征集护士受医生训练）。护士可以实施诊断性的针刺，诸如脊椎抽液、体格检查、小外科手术以及针疗。中国医疗制度的重点着重医务工作者学习，并使他们取得新的卫生技术，并着重改进人民大众全面的预防工作。护士和医生同在一个学习小组，一起提出目的在改进工作的批评。据说，在过去，医生往往有一种想法，自以为医病非他不行，因而不重视他们医务同事的工作。可是，现在医生参加体力劳动，在许多情形下，医生“放下了他们的架子”。现在，医生每星期亲自动手将手术室彻底清洁一次。
护士的训练和其他学生一样，这是遵照毛主席提出的一个简单原则，即是，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护士受训的时间是两年。学生或者已读完了初中，或者是已在农村受过数年教育的毕业生。他们是在一间护士专门学校受训和在医院主办的一间学校受训。医院的教学方法，主要是有关实际经验的传授，护生边学习边工作，接受理论联系实践的技术。一位护士说：
当学生上课时，他们已花了半天的时间在工作室，参加医务工作，并学习如何帮助病人，另半天的时间则专学习基本的理论。在工作室中，学生立即侍候病人，而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学习医学技术。半年之后，学生熟习了工作室的工作和护理技术。经过一整年之后，他们可以在白天或晚间工作，独立地解决某些问题。这种教学方法，速度很高……在较短的时间内，就可以把必要的知识结合起来。
我们依照毛主席的教导，应当对农村地区的医务工作，给予较多的注意。所以，护士不仅学习如何看护病人，也要学习一些医病的技术。当他们去农村时，他们可以使用这些技术，替广大的贫下中农服务。在城市里，他们可以学习较多的看护工作，如何去帮助病人。这其间是有密切相关的。
师生之间的关系是坦白相待，跟我们以前在其他学校、工厂和医院所见的一样。文革以来，学生和教师一起开会，作批评与自我批评，并讨论如何改进教育。他们尝试打破存在于他们之间的旧的隔膜和恐惧。教师不但教学生，也向学生学习。仍然有考试，尤其是有关医疗的实践的考试。但教师视考试结果不但是学生成绩的表现，也是他们自己工作的表现。
在华山医院，医生的基本的医学训练课程，已减为三年。护士课程则联系理论和实践。学生是从工人、农民和解放军成员中间选拔出来的。他们必须有很高的政治觉悟，了解人民群众的生活和具有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研究的经验。学生不仅学习医学，也要帮助改革医学院，与旧的特权思想和习惯作斗争。据说，这种斗争会有助于技术知识之更佳的理解。
有关中国卫生课程之学位方面，并无严格的实习上的限制。当学生读完看护学或受过医学训练之时，他们依据他们的经验和知识，替人民工作。如果一个护士有相当的经验并且技术熟练，她或他就可以担任传统上由医生执行的医疗任务。对工作已有经验并已取得较多知识的护士，往往可以像医生一样执行职务。在医学方面，正如在中国社会其他方面一样，职务是具有弹性的。这是源于人手不足。这在美国我们是见不到的。美国在法律上禁止护士和非正牌医生看病。即使简单的病，他们有能力诊治，也不准许他们看。这里，美国正在考虑对这些限制作某种的放宽，特别是在接生员这方面。这部分因为妇女运动在活动放宽限制。但是，大体上，医生反对这种放宽，认为这是侵犯他们的特权。
我们遇到一个青年，他以前是个赤脚医生，现在回到医院，再学习几近三年的医学，以便成为一个正式医生。虽然，多数赤脚医生不成为医生，许多都回到医院学习新的知识，取得新的技术。但这个青年则是例外。护士变为医生是较为普遍的。或者在其干护士之时，经过同事的推选之后，再回到医疗机构。
政治深入中国生活每一方面，华山医院管理部门也不例外。该医院是由十四人组成的革命委员会管理的。这十四人是；三个干部（行政人员），两个工人，两个护士和七个医生。这些人中有四人是女的，六人是中国共产党党贝。革委会实施的政策，是由医院党支部决定下来的。这些共产党员一半是医务工作人员，另一半是行政人员和“毛泽东思想工人宣传队”的成员。医院里的所有工作人员，都组成了若干学习小组。在小组会上不但有关于医院工作的批评与自我批评，也有文件的讨论。所有这一切的实行，其目标都在更好地为人民的卫生需要服务。
北京产科医院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产妇照顾，反映出中国妇女方兴未已的平等和尊严。北京产科医院成立于一九五九年，以促进妇女及其新生婴孩的卫生。该院有职员三百九十八人。其中医生和护士占了二百五十人。医务人贝百分之九十八是妇女。美国的产科和妇科的照顾，大抵由男人担任，亦由男人接生。但中国人似乎相信，妇女跟妇女讨论卫生情况较为方便，而且妇女也较全面地了解她们身体的机能。
该医院分为几个不同的部门，一个部门是有三十个病床的门诊部。妇女可以在那里堕胎或做子宫内避孕器的插入手术。做完之后，女工可以休息两天，不必上班。子宫内避孕器通常在生产之后两个月插入，除非发生什么并发症，五年到十年不必更换。诊所也配发节育丸，中国广泛使用节育丸。通常这种药丸一天服一次，服二十二天，一直服到月经期内。现在正在从事每星期一次、每月一次及每三个月服用一次的药丸的研究。关于前列腺素的使用研究，也在进行之中。前列腺素是属于荷尔蒙一级，可以作男性节育之用。即是使男性精液失去活动的能力。有如在美国一样，这种研究进行较慢。手术室也可以做结扎输卵管手术。而且，北京一般医院都做输精管切除手术。一位医生告诉我们，做结扎输卵管手术的比做输精管切除手术的多。这显示出对男性应当做较多的宣传。因为输精管切除术在某些方面是比较容易做的手术，比之美国，中国似乎较多注意使男性也负节育和育儿的责任。但在我们看来，在这方面，两国都大有改进的余地。
在手术施行之后，门诊部对妇女进行检查，并进行指导胎儿出生前应注意事项。如果发生问题时，还做个别的指导。但多数的指导，采取集体上课的方式。在确定了怀孕之后，已怀孕两个月的，一个月去检查一次，然后每两星期去检查一次，到最后一个月，每星期检查一次。跟妇女讨论的问题，包括怀孕期及产后哺乳期的营养，生育过程，胎体发育、阵痛、接生知识、新生婴孩的照顾以及小孩产后的家庭计划。
全中国人口及生育率难于估计。鲁滋与维克多赛德甫在一九七四年的《科学的美国》四月号的一篇文章中举出一些数字。一九七二年，上海报告该市中心每千人的出生率是百分之六点四，杭州这个小地区每千人的出生率是百分之五点九，北京附近两个农村之比较数字。一九七一年是千分之二十四与千分之二十一。解放前出生率估计为千分之四十五。美国白种人口的生育率为千分之十七。
在中国，地方这一级都可以取得避孕材料与知识。有计划的家庭生活已成为全国的目标。此一目标的理由以及避孕技术，由街坊和公社居民中受过训练的卫生工作人加以传播。在我们看来，妇女解放（由妇女就业倾向表现出来）、婚姻选择自由、职业歧视终止及（妇女）领导地位以及对男尊女卑思想的抨击，这些都是生育率下降之主要原因。同时，对生育的控制，已成为妇女解放之一股伟大力量。
同样，老年人的解放，是遏止家庭人口的一个阶级因素。工厂工人和政府工作人员的养老金占工资七成，这就是说，父母不需要担心在退休时，要靠许多儿女来维持他们的生活。
家庭人口减少的另一因素，是婴孩死亡率的减低。父母不再需要生许多儿女，以希望能有几个长大成人。一九四九年，一岁以下儿童的死亡率，在上海为千分之一百五十。在同期，纽约市的死亡率，白种人是千分之二十四，非白种人是千分之四十一。一九五九年，上海的死亡率已降至千分之三十八。一九七二年，据说是千分之八点八。一九七〇年，纽约白种人和非白种人儿童死亡率分别为十九与二十六。北京产科医院报告的数字是千分之七点七。
产科部有一百二十张病床，加上一间看护室，一百张有栏杆的婴孩床和十二个早产婴儿保育箱。产房有八张床，当我们进入该室时，所有的床上都住满分娩妇女。那是一间光亮的房间，有着大窗户和白墙壁。在分娩期间不给孕妇用药，但给她们做深呼吸运动，使她们松弛。所有待产的妇女无一人尖叫或显出痛苦的样子。并不使用莨菪碱（一种健忘剂）那类为美国所广泛使用的麻醉药剂。这有助于妇女尊严之保持，使她们在分娩期内能自我控制，以后能清楚记得分娩的情形。
产科部有六张待产床。有三张在单人房间，有三张在一个房间内。通常不用麻醉剂，除非是胎位不正之类的难产。碰到这种情形，通常是用针刺。如果是剖腹取婴，通常是用针麻。然而，有时也施用硬膜外注射（麻醉药剂碳柯卡因的注射）。
女阴切开术（切开女阴便于生产）并不像在美国那样常用。美国大约有百分之三十首次分娩的妇女接受女阴切开术。首产之后，百分比就下降。
丈夫不在待产室。我们问及原因时，据说，“不需要丈夫在待产室”。待产室是朴素和简单的。女人在平铺的床上分娩，只在难产时才用大腿支撑物。显然不用静脉袋和杆。只有过婴孩呼吸困难时，才用吸筒和氧气。所有其他器械都放在附近的一个壁橱内，“以免待产母亲见而害怕。”钳子是极少使用的，倘使难产，宁愿用吸出的方法，帮助婴孩通过阴道。
分娩后，妇人留在产后房间休息四天到六天。当我们参观该房间时，有七个女人同住一个房间，大伙儿一起有讲有笑。她们都是农民、工人和行政人员。
婴孩要等到产后十二小时，才交到母亲身边，这是为了让产妇获得休息。在那段时期内，婴孩被喂以瓶装糖水。此后则每隔四小时喂奶一次。另外就很少补助性的喂奶。在产后期内，婴孩不与母亲同在一室，因为有传染的危险。医院职员告诉我们，妇女喂奶通常达一年半时间，然后才断奶，改用杯子喂流质食物。
其次，我们去参观妇科部。我们在这里被邀参观卵巢囊肿手术。病人是个三十多岁的工厂工人，她被用止痛药麻醉，并用了六支针针刺，手术进行得很快，而且成功。病人始终是清醒的，三个医生和护士站在她头边喂橙汁给她吃，对她谈话，并且一般给她增加信心，在卵囊肿取出之时，外科医生拿给她看，然后进行结扎输卵管。这女病人已有三个儿女，不愿再生。整个手术的完成只有半小时。在手术结束之后，我们从观察台走下去，进入室内。病人微笑着站起来，告诉我们：她感到很好。我们问及产后复元期，据悉，这个病人将直接回到她的家中，因为用了针麻，流血较少，呼吸系统也没有并发症。
在参观完医院后，我们饮茶谈天。我们走到一个阳台上。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是旧紫禁城和故宫的宫殿以及住宅。既美丽而又肃穆。现在则是中国劳动人民的创造和技术圣地。同时，我们觉得北京产科医院也是一个圣地——中国劳动妇女和中国全社会的健康和幸福的圣地。在这里，孕妇并不被认为是病人，她们受到健康人的待遇。中国青年（国家的未来的接班人）的诞生，是在开朗、温暖和合作的气氛，一种真正导致健康和幸福的恢复的气氛中产生的。
西沟人民公社与保护大队
因参观了两个公社，使我们有机会介绍中国农村的医疗。这两个公社一是山西省的西沟人民公社，另一是北京郊外的中朝友好公社。我们在农业一章中提到，在华北中部的西沟公社，全社有人口一万五千人，分为十个生产大队。我们在那里停留的那个生产大队，有一千六百个社员，分为十二个生产队。一个下午我们参观了诊所，对农村人民公社的卫生工作得到了一个全面观察。
西沟生产大队诊所是一座两层楼的结构，建在一个山边。在底层的四间房子，看来像是钢骨水泥的窑洞。这是我们在山区所见的一种普通的建筑形式。它是在一九七二年两个月内，由农民和工人建筑起来的，建筑材料用的是木材和本地的石头。这是医疗自力更生的好榜样。
年富力强的青年医生杨奇志（译音）出生于西沟，在省会受过三年的训练。他带我们走上陡峻蜿蜒的小径，达到诊所的上层（病人或走路到诊所上层或被人抬上。因为这地区的房屋全部傍山建筑，一如他们在这地区任何别处一样）。诊所的楼下一层是传统的中医组，楼上则是西医组。里面是一个长走廊，右边有几个房间，左边有几个窗口，阳光从左边窗口射到灰泥墙壁上。房子尽头处是手术室，是早几个月才建立的。它的面积可以跟任何美国医院比较，但设备却极其少；两张床，一个煤炉，一盏现代化的灯，一张手术枱和一个盛医药和仪器的柜。没有静脉注射瓶，也没有复杂的麻醉设备。从远处墙边窗口往外望，可以看到山谷中的房屋和田地，以及另一边的梯形山。
杨奇志把过去两个月所施行过的各种手术告诉了我们，包括胃溃疡的胃部切除术及剖腹取婴手术。这些手术并未施行全身麻醉，而是代之以硬膜外手术，即是将麻醉药剂注入近脊柱处而非注入脊柱，使液体吸入脊柱和中央神经系统。（美国也使用硬膜外注射，但医生不喜欢用它，因为注射的时间较长，并只要使病人清醒）据说。诊所的一个护士已被派往县立医院。学习三个月针麻。当他回来时，便会组织一个班，将针麻技术教给其他医务工作人员。
杨奇志对我们说，县医院所有的手术，有百分之八十是使用针麻。“当我们学会时，也可以使用针麻。我们可以做割盲肠这类手术，甚至于现在在农民家里也可以动这类手术。但是，有了针麻那种新知识时，将会安全得多，也会容易得多。”
手术室的隔邻就是配药房。配药房大橱中备有西药和传统中药。多数的药，一般都是从县里买回来的。但有些草药，则是由大队中的成人和小孩在周围地区采集来的。像其他医务工作者一样，配药师是个二十多岁的妇女。她在县里受训过一年。回到大队做实习工作，然后再去受训一年。现在回到大队诊所工作。她告诉我们，病人可以得到其病情之详细解释，连同医生所开的药方，还被教以预防方法。医疗照顾和医药都是免费的。
当我们沿着泥泞的小径走下诊所的下层时，外面相当冷。我们把穿在我们外衣上面的实验室白衣的扣子扣起来。昨晚飞雪，山上积着雪。这个崎岖的背景，倒是增加了我们对西沟农村保健工作的认识，他们的工作可艰难呀。
下层的一个房间是传统的中医诊所。门对面的白壁上挂了一张毛主席的肖像，中医查志安（译音）即在诊所里面。他是一个六十九岁的老人，个子矮而且胖，一脸的笑容，配着一双深思的眼睛。当我们走进室内时，他坐在枱子旁听一个女病人说病情，慎重地研究她的病情。他依传统看病方法按了她手腕上的脉，并要她把舌头伸出来，然后问她的病情。他告诉我们，这女人患风湿。其后，他给了她四种中国草药。
我们在另一个西沟大队，参观一个赤脚医生诊病。这赤脚医生到诊所来，曾再受训一个月左右。他对三个人施行针疗。三人中一个妇女和一个少年，都患胃痛，另一个妇女则患背痛。他在那个患背痛的妇女胃部扎了一针，在她的双手每一手腕内侧上面，各扎了一针。他分别走到每个病人面前，将针转动着，问他们有什么感觉，并问他们是好些还是坏些。
当生产大队的人生病时，便来诊所看病。如果他们的病可用传统的中药诊治，他们便去找查志安要草药或针刺。要不，就到下一个房间看西医。当我们望了一下里面，只见一个女医生正在检查一个青年妇女，另有其他两个妇女在等着看病。检查是在其他病人众目睽睽下进行的，并不私自进行。在中国人中间，关于医事似乎很少什么怕羞的。当然，也没有什么隐秘的，诸如不使病人知道诊断情形。许多妇女到诊所来看女医生。这女医生通常跟一男医生隔日轮班。
我们会晤了诊所的接生员杨希兰（译音），她在县立医院受训了一年，现在救十个生产大队每一大队的“负责人”以有关生孩子的事情。杨希兰接生，几乎全是在农民家中。如果是难产，如果需要剖腹取婴的话，孕妇就到诊所，就用硬膜注射和局部麻醉。但当公社卫生工作人员学得了针麻时，就将大大地改用针麻。
堕胎也在农村地区实行。使用吸引法，效果甚好。这是一种迅速而无并发症的方法。密封瓶产生的真空附在一具仪器上，由仪器将尿素吸出。一个量表标出吸的力量，无须用电。据说，因为有良好的节育教育，农村也有堕胎。不过农民愿意多生儿女，所以堕胎并不常常实施。但是，可以实施，而且是免费的。
参观之后，我们再与杨奇志会谈，对诊所工作作一般性的讨论。他提醒我们，诊所是一九七二年底才建立的。因此，该所可能做的工作与人民的需要，二者之间仍有差距。他强调诊所跟公社的经济与政治生活关系很密切。他指出，是公社生产的增加导致成立诊所和训练医务技术工作人员。而现在，诊所是成立了。
维持和改进保健之最初的方法，是成立一个医疗队，共同工作和共同发展。这是一个不脱离人民的医疗队。西沟的医务工作者一星期共同开会六次。医生、护士、赤脚医生、接生员等等。他们每星期一起从事政治学习四次。每星期批评与自我批评一小时，医务学习一小时。这些学习会议为思想交流与进步提供基础，打破了卫生工作者之间的专业分工，也打破了专业人员与农民之间的隔膜。
在我们的工作中，主要的任务是预防。我们十年来不曾有过传染病流行。一九七〇年医好了所有的局部性疾病诸如甲状腺病（或许甲状腺肿是因为食物中缺乏碘质而引起的）。我们往往使用传统的医治方法，结合草药与针刺。我们做有关计划家庭的宣传，
我们扫除了新生婴孩的破伤风。解放以来，我们已消除了性病。现在，我们的任务在防止随春天而来的疾病（或许是流感病毒，但我们并不亟亟于此）。我们已经给六千人看过病，给他们服用草药。
西沟的医疗工作者给人们打预防针，特别是小孩。并分发传统的中国草药。教育对他们的工作也很重要。特别是有关定期检查饮水、粪便、肥料以及果树。由于解决了农民中间的疾病问题，农民的一般卫生水平也改善了，从而有助于增加生产。农村医务工作者的工作，是配合农民的生活和需要的。
此外，又努力于扩大保健技术的了解。所有这里的中学儿童以及许多年纪较大的农民，已经知道针刺穴位达三十个。这样，简单的毛病诸如头痛之类，都可以由人民自己诊治。诊所不时训练赤脚医生，并且有四位正规医生在有农民的田里工作，直接了解人民的需要。这样，诊所就可以衡量它自己的工作，视需要而改变其重点。已在计划于本年底，成立一个有三十张床的单位。
我们讨论完毕，便行到外面的寒冷而清新的空气之中。太阳正开始下山，晨间的积雪已复成略带紫色的冰。我们为我们的东道主拍了几张照，他们穿着白长衫和白帽站在他们协助建立的诊所前面，颇有自豪而又谦逊之感。对我们来说，这几乎是农村保健之理想的形象。他们集体地工作着，为人民服务。这和我们自己国家（指美国）的农村地区的保健其实是不同的。在美国，私家医生往往很少，而且离农村很远，半专业医生等于是没有，因此，无法满足农民的保健需要。
西沟诊所是中国农村保健机构发展之一个样板，也是中同医疗制度成长之最新发展之一。卫生工作特别是人的废料之处理，周期饥荒之终止，害虫控制计划，对付疾病之群众运动，农村生活之一般改善，这些对农民的健康都有着深刻的影响。但是，保健制度（医生和医院）早期的发展却集中于城市。一九六五年毛泽东曾批评这种偏重城市的作法，曾斥之为“城市老爷卫生部”。
文化革命风暴期间，把毛主席这个政策付诸行动。最重要的行动是派大批由城市和人民解放军医务人员组成的流动医疗队，到农村去训练医务工作人员，并在设备上加以改良。如西沟新建的诊所就是这样。这时候，且有兴办合作医疗。医疗照顾也值得加以简单解释。人民公社的活动，与城市多数企业不同。一个工厂工人是国家的职工。政府拥有工厂，付工资给男女工人，并提供医疗保险和设备，作为工作福利的一部分。对比之下，公社社员在土地上耕种并分配农作物。作物为公社所有，而非国家所有。在文化革命前，医疗费一般由农民及其家人负担。虽然也有好多公社社员自告奋勇，帮助解决医疗困难。（见洪若诗《我在新中国十五年》）。文化革命以来，建立了合作医疗的方式，即农民每年付出某种数目，据说大约一元人民币。全面来说，百分之七十的公社已建立了合作医疗。因为这是集中在人口较稠密的地区，或许已有百分之七十以上农民包括了进去。这个工作实际情形怎样，我们所能知道的很少。或许建立一间诊所或聘用一个医生，其做出的决定像公社或大队决定其他形式的投资一样。
红星中朝友谊公社
在北京郊区的红星公社，被认为是一个郊区公社，因为它很接近市区。因为这个原故，红星的医疗照顾，比之较偏远地区农村如西沟者有较多发展。这公社有七万八千社员，因工作关系，分成十个行政区。每一个行政区有一诊所，对社员作卫生服务，全公社则有一间医院。此外，在一百二十四个生产大队中，每一大队有两三个赤脚医生。他们多数时间和其他人做着同样的工作，但是他们还处理日常疾病和意外。他们注意同事的健康，并做着预防的工作，例如给同事打防疫针之类。
我们再一次听说，生活与卫生情况跟生产直接有关。如果猪的生产增加，就有更多的肥料，肥料一多，谷类生产也增加。粮食一增加，就可以提高人民的生活，从而也可以做较多的医疗服务，并增进健康。
在我们短暂参观期内，我们走过了诊所几个不同的房间。第一个房间是内科医疗室。房间小，只有一张床，一张办公枱，一张桌子及一个火炉。曾在北京医学院学习了三年的女医生对我们说，她们的主要工作是预防。诊所的工作人员每个月都去生产大队和社员家里种痘和做其他预防工作。他们工作时，每天都和赤脚医生密切地联系。赤脚医生是卫生照顾的第一线。当大队的人生病时，他们先找赤脚医生。赤脚医生不能解决问题时，然后将那人送往诊所，如果需要诊所以外的医治，则将病人送往公社医院。
在邻近诸房间，储藏着中西两种药物。我们发现专储藏草药的房间很有趣。凉爽空气之中，飘荡着一股大茴香。室内有许多麻袋和盛以树根、花和叶的盘子。它是“自然的宝库”，用以医治和预防人类的疾病。在西方差不多全着重于医药之科学的生产，对草药医病的传统很表怀疑或加以轻视（诸如对美国印第安人的医疗实践）。我们忘记了今天的许多特效药是有机物质的合成品。它们的用途，多世纪以来的文献上都有记载。在我们自己的传统草药中，一定潜藏着很多有用的医药，我们美国人却不去加以利用。
草药和针刺与西医相结合，也是一种很切实际的方针。每一次针刺可以用来代替药物，公社或街坊的诊所便多一点自给自足。公社和其他单位培植或采集草药就意味着可以减少化学和药物工业要做的工作，并且把它运到农村去也比较简便。这种实践，可认为跟强调生物昆虫控制方法并行不悖，并且还可以促进本地农业单位不依赖化学工业。科学与技术的发展，决定于社会目标。虽然中国正在发展和扩大药物工业，但中国人却在使用那边所已有的（药物）。这是“两条腿走路一之另一范例。
在小小的针刺室中，我们看见三个人正在接受针疗。一个妇女的手臂本来已不能动，在经过了五次针疗之后，手臂已恢复了动作，而且动作的程度不断增加。疗序是将一根极小的针，插进她的右太阳穴中，另将三针插进左右两肩。在疗程中，针往往转动，历时大约二十分钟。在针刺期间，病人坐着向我们解释她的病情，还不时摸摸坐在她旁边的幼子。据说，这个诊所也用针刺治疗精神病，因为针刺可以减少焦虑和幻觉。
我们再到院子那边参观妇科和家庭计划室。我们受到那里一位女接生员的欢迎。她在公社受过三个月的医生训练。她看一切妇科和产前疾病，并且接生。但有高度危险的生产不接，不论是在产妇家中或在诊所。关于生育节制问题，她对我们说，避孕丸和子宫内避孕器（IUD）几乎是专用的。我们参加了一场讨论，谈的是中国接生方法之利弊。其余的团员则已经离开了，我们只得要我们的一位女团员平卧在床上。其时有人提醒我们，他们走了，继续参观去了。
卫生与青年
培养儿童良好的卫生习惯，对于疾病防止计划是很重要的。上海幸福村小学的学生，每星期要受村中一位医生指导一次。开会一小时，她教他们基本卫生习惯诸如洗面、剪发、修指甲、洗澡、换衣、刷牙齿，并注重眼的良好习惯如：记住保持眼睛与书的距离，阅读时要灯光适度，坐要直腰——不可躺下来，每年要作两次眼检查。学校很少儿童戴眼镜。有一间教室贴了几张宣传画，显示一个少女在做眼部运动，并解释作此项运动的步骤。而且，学校经常提醒学生注意眼睛卫生。医生告诉我们，儿童每天有两个短时间作眼部运动。
在一个针刺班上，三十个儿童拿着针和碘酒和酒精瓶在他们自己身上或他们同学的身上，实习某些穴位的针刺。教师告诉我们，她教他们某一穴位可以防止和解除头痛、喉痛和普通伤风。除了这种知识和插针的实习之外，并讨论中国人对于针刺脉络的传统概念。
后来我们获悉，学生还被指ding在卫生室值勤：每天早上和下午有两个学生在小诊所工作，看小毛病。这是使儿童们懂得他们身体的功能及健康的维持，同时减少对专业卫生工作者的神秘化的一个多么好的机会呵。儿童参加卫生工作，将疾病的预防扩大到最基层，因为将来担负一乡卫生工作的人就是他们。中国这方面的卫生照顾，将农村与城市地区的预防和治疗结合起来——到处强调自力更生与合作——形成一个令人感奋的计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