妈妈在哪？
两天爸妈都没回来，全由保姆照顾。第三天下午放学回家保姆说爸爸一个人回来了一下，说是联系燕京坟地。司徒校长的夫人就葬在那里。这个坟地是在东门外燕京牛奶厂旁。解放后，学校要大发展，奶场，坟地都没有了，每个人可自己移走坟墓，或深埋，我外婆就深埋在那里了。
那天父亲办好坟地就回去接棺材。安葬完毕，很晚爸爸一人回来，显得疲惫不堪。
我们问：妈妈在哪？
他说：住院了。
那天坐小汽车进城的途中妈妈说心绞痛，痛不欲生，支持不了，没有去看外婆，就住进了城里的一家医院。安顿好妈妈再去看外婆，人已去世。就与姨，外婆的干儿子等亲友商量安葬问题，最方便和省钱是葬在燕京墓地。然后就到医院陪妈妈，在那里过夜。由于是法学院的院长白天骑车上了班，没时间回家，又骑车反回医院陪妈妈，现在外婆安葬完，妈妈病情稳定，他才可喘口气，回来睡觉。
我们问：妈妈什么时间可出院？
他说：要一段时间，不会很快回来。
从这天开始爸爸早出晚归，白天忙着上班，教课，然后骑车进城陪妈妈，再回来和我们在一起。我们三人突然都长大了，有事情让保姆帮助，尽可能不打搅爸爸。这时我家只一个保姆，洗衣，买菜，做饭，收拾屋子，已经很忙了。我们三人呆在楼上，自已念书，做事情，玩耍。我和妹妹一屋，总有伴说话，姐姐一人一屋闷了就过来找我们玩。
一个周末，家里只我们三人。吃了午饭，实在无事可做。姐姐又想进来和我们玩。我和妹妹商量，不让她进来，因为她永远比我们得到更多的特殊。现在我们住在一起成为优势，我们应当气一气她，怎么办？我们把厕所中的小脸盆装满水放在门口，摆了三层。三层盆很宽她进不来，我两高兴的要命，打一打她的傲气。
这场战斗很有意思，我俩体会到团结就是力量。当然我们也把过道弄得很湿，给保姆增加了不少的额外工作。
这就是我有生以来作的最淘气的事情。
怪病
过了一个多月妈妈回来了，我简直不能相信这是妈妈。她老得要命，走不稳，没笑容，见了我们也不说什么。保姆薛妈送妈妈到她的卧室，出来后说，我们必须保持安静，走楼梯要掂起脚，除弹琴外都要轻轻的。后来又来了一个保姆刘淑芹专门照顾她。自从妈妈回来后，过去常来我家玩的小哥哥小姐姐再也不来了。因为他们忍受不了必须保持绝对安静的苛刻要求。但我们必须尽快适应。
必须安静，开始总做不到。这样小的孩子自由的说、笑、玩、有点声音很自然，现在不许有一点声音。这病太奇怪了。有时我故意出一点大声，保姆马上出来说我。我很想知道她听大声有什么不舒服，但她不召见就不许进。
我姐姐很高兴，她再也不用背由妈妈特别教授的唐诗，我也庆幸我根本不用学了。但长大后才知道我丢了这么好的学习机会。我的语文和作文一直不好，姐姐比我要好得多，妈妈对她的特殊培养是有效的。
过了一周多，我大胆问爸爸，妈妈是什么病，爸爸说没查清，就是要静养。妈妈大小便都在卧室，其实厕所就在对面，这两步路都不能走，我不懂。但我自己的体会是高烧、头昏想躺着，其他是可以坐和走的。没过多久就说妈妈病得更厉害了，变成无法睡眠，要用安眠药。后来又成天喊着心摇晃，心慌、心跳。
这时校医院主任吴大夫，和协和医院的护士长二包子的妈妈蔡伯母，常来给妈妈看病。
有一天我盼望见到妈妈的愿望终于实现了。保姆叫我进去见妈妈，我高高兴兴的走进去，把我吓了一大跳，妈妈越养越坏，头带个头圈，比刚回家还老，眼神无光。我都吓了一跳。
妈妈说：她得了怪病，也治不了，快死了。
我说：不会的。
她接着说：她死后爸爸一人是照顾不了我们的，让他给我们找一个新妈妈。她觉得那位丈夫已去世多年的阿姨和我们很熟，会对我们很好，是合适人选，我们要好好的对她。
我非常沮丧的听了这些，也不懂该怎样和她说话，就默默的走出来。我觉得妈妈瞎想，都变疯了。我没敢和家里任何人说。
直到文革后的一次计算数学会议在长春举行，这位护士长蔡伯母全家正住在那里。会议主席徐伯伯是他们燕京老友，她请我们吃饭。席间她提到妈妈。
她说：妈妈只想自己，其实没有什么大病，就是稍微严重的神经衰弱。
接着又说：爸爸太照顾妈妈了，真耐心。要是在别的人家会如何？！如果在脖哥家又会怎样？我告诉她妈妈当时和我说的那段话。
她说：妈妈总往坏处想，总想她自己，如果多想想丈夫，孩子，就没病了。
她每次都劝妈妈，但没用。当时燕京很多人很同情爸爸，许多人议论妈妈，说她是当时的燕京一怪。她是以极大的耐心来帮助妈妈的。
听了这些我很后悔。如果我把对妈妈的看法与她和医生商量，也许我们全家齐心协力用科学的方法对待她，而不是一切顺从她，她的病会早好。她可以写出更多的小说，教出更多的学生 ，包括我。
文革之后妈妈搬到我校，一天她让我去民族学院去看她的老师冰心太师母，我与太师母聊天，她回忆1947年曾到燕京看朋友，也来看妈妈。她看到妈妈的病样，很为妈妈难过。并劝妈妈，要起来多活动，要继续写作，写作会使精神有所寄托，对身体会很有好处。过去她是非常看好妈妈的，现在的样子让她很失望。她多次提到妈妈是很有才华的，但不能正确对待自己的疾病，使得自己埋没了自己的才华，没有写出更多的作品，也没在文学方面作更多的研究，实在可惜。
妈妈太固执了，连她最崇敬、最爱戴老师说的话也听不进去。回家后我告诉妈妈冰心太师母所说。妈妈也很后悔，说她认为抗日前，开夜车写小说、散文使生活没规律，过度疲劳而得病，她自作主张应当完全静养，不动脑筋，才会好。没想越来越坏，自己浪费了宝贵时间。抗日胜利后妈妈没做什么事，而其她人家的妈妈抓紧时间写文章，做研究，很多人硕果累累。原来领先的妈妈落到了最后。
理解
现在的我，经过历史，现实，社会，国内外的洗礼，可以很好的理解当时的妈妈的情感。大约在抗日时外婆已经得了妇科的癌症，但没有认真对待。直到转移，全身痛，靠打吗啡度日。我见过她给自已打针，打在她的骨瘦如柴的腿上。妈妈认为外婆抽大烟、打马啡是用毒品解愁，没有思想准备，她会很快去世。
抗日胜利我们搬走了，妈妈住燕京，骑车技术差，又没有公交车，不方便经常进城去看外婆，就交给了姨和保姆。她自己没有好好照料，很是自责。
她的父亲甩掉她母亲后，她与母亲相依为命，精神和经济都受到很大的打击。她们痛苦的挣扎，奋斗。直到妈妈大学毕业、工作、结婚，有了爸爸的支持、帮助，才有一点好转。
日本入侵，又生活在痛苦的环境了。刚抗日胜利，可以有好日子过了，外婆就去世，实在太悲惨了。
在听到外婆的去世后精神上的打击太大，再加上从不锻炼，不会疏解自己的精神痛苦。当时的治疗手段，采用吃药、静养的方法，使妈妈越养越坏。
现代治疗精神不正常的观点和方法与过去有很大的不同，非常多样：以体育锻炼、心理疏导、改变环境、音乐疗法等非药物治疗为主、配合一点药物。因为这些药都有极大的副作用，特别是对心，肾的损伤。一般心臟病大夫是不主张用的，除非迫不得已。现在更不主张用静养的方法。所以妈妈越躺越睡不着，吃安眠药是雪上加霜，心慌，心晃，心跳，全身大出虚汗都是副作用。
妈妈的这种状态一直到解放后见了苏联专家，才得到更正。
榜样
解放前在中国三妻六妾是常事。但在燕京就不是常事，校长司徒雷登就是大家的好榜样。刚在西郊建好燕京不久，他心爱的夫人就去世了。把夫人葬在燕京墓地，而不是送回美国夫人的家乡，放在身边，据说他只要住在燕京，每天早起去看她，坐在夫人墓旁，祷告说话。
他那时也不过50岁左右，可以结婚，周围有那么多的女工作人员，女大学生，也经常返回美国，但从不心动。更不会乱搞男女关系。燕京教授，教师，及工作人员，从没传说有乱搞男女关系的。但别的大学是有点小传闻的。
妈妈病成这样，爸爸一直爱着她，从没见他们吵架，或不耐烦。从来没有晚归或不归。根本不会想着去搞外遇，他的道德水准是极高的。小时我认为是受美国教育的结果。但到美国后知道他们乱搞的人是大有人在的。我有时想当时的教会可能比较好，对人们‘爱’的教育很高尚。现在我认为是燕京有一个好校长，好校风。道德水准非常高。
现在国内外，教会内外，道德水准都在下降。各国最大领导人都乱搞男女关系，说是小节问题，这样的国家怎能治理得好。现在中国对乱搞男女关系给了许多新名词：劈腿，小三，带绿帽子等。这说明绝大多数人是痛恨的，所以在反腐败，在电视，电影中都在批判这个问题，但总也解决不了。最后可能会由老天爷来给这道德败坏的世界以应有的惩罚。
陪伴
一个夏天的早上，我刚下楼，就见爸爸一个人在藤萝架下喝咖啡。一把藤椅，一张小藤桌，一杯黑咖啡，一个小碟上有一块抹有黄油果子酱的面包，看上去很孤单。当然说的好听就是极其寂静。我一向好动，好热闹，我去是可以打破这个寂静的。姐妹都在甜蜜的梦中，就我一人也可得到这少有的父爱。
爸爸穿着他夏天的丝绸长睡袍。我走过去，他告诉我在美国学习时他的教授夏天喜欢喝冰咖啡，他也学会喝，不放糖和牛奶。我也向保姆要了一杯陪爸爸喝了起来。是挺好喝的。现在我也常喝。当然从中医观点喝冰水是毁胃的。但是这清爽的早晨和爸爸在一起，真开心。
我长大后就懂得父亲多一点了。妈妈成天哀声叹气，要死要活的。爸爸没人可谈他的苦恼，回想他自己年轻时的留学生活，肯定有许多值得留恋的事情。所以想独自一人呆一会。
终于病倒
夏末初秋在妈妈生病很严重情况下，爸爸亲自带学生到社会学试验基地去实习，做调研。爸爸在美国这个花草繁多的国家得了草热病。
抗日时期住城里花草极少，所以几年没犯。现在燕京的花草如此之多，加之内外的劳累，草热病又犯了。由于对花粉严重过敏，开始是吃药，仍然坚持带学生到农村基地。每次调研回来，爸爸病情加重，妈妈心痛的劝爸爸休息几天。他没有听从，继续吃一点药，又出发了。
爸爸认为到农村基地去调研是非常重要的，是理论联系实际，追求真理，实事求是的最好时机。数十位学生在基地调研中完成毕业论文。
最后爸爸终于累倒了，整日打涕如狗叫，他怕吵着妈妈，就铺个行军床住在楼下他的书房。躺在床上休息了几天，又继续带学生到基地调研。直到过了这个野草丛生的季节，病好后才搬回楼上。后来他每年都犯，直到去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