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1月我们六个男生，四个女生来到西塬。西塬离宜川县城80里路，接我们的老乡赶着几头毛驴，驮着我们的行李早上从县城出发，先沿着县川河走了一天平路，天快黑了开始爬山，到了村里就全黑了，我们累得倒头就睡。第二天早上，打开窑洞门，才看清楚了我们要扎根的地方。
全村九十多口人，十八户人家，分布在山梁东西两侧的三十几孔窑洞，没有砖窑，都是土窑，我们的窑就在西侧。像老人脸上深深的皱纹，岁月给西塬留下了大大小小的沟壑，每天出了窑洞就得爬上爬下。最大的平地是村头的场院，比三个篮球场大不了多少。长长的井坡通向沟底的水池，从山缝里流出的一股潺潺泉水养育着全村人家，赶着毛驴到沟底驮水，一趟要一个小时。处处可见的石磨石碾、木桶木犁，展示着时间的永恒不变，连挂在窑洞门口的一串串柿饼，堆放在院子里的一捆捆柴垛也好像在向世界证明，从前是这样，现在还是这样。
只有仔细看，才能看到时代的步伐：从树杆到树杆，最后进入窑洞窗口的金属线就是时代进步的见证。家家户户的炕头上都挂着一个陶瓷喇叭，没有外壳，没有开关，就是一个纸盆，每天定时播放公社转播的全国联播节目。喇叭声音听起来像苍蝇飞蚊子叫，可是老乡们爱听，“东方红”百听不厌。本来嘛，这曲子就是从这黄土高坡诞生的。问老乡今天广播里有啥新闻，他们都会说“不解（陕北话“不知道”，发音xie）” 。不在乎天长地久，只在乎曾经拥有，小喇叭是他们拥有而祖辈没有的唯一东西。
土改时定阶级成分，除了一个单身户是贫农以外，全村都被划成中农。刚到村里的头一段日子我们的心里就有点犯嘀咕，我们是来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把我们放在中农扎堆的地方符合政策吗？平时上工歇歇儿（陕北话“休息”）时，村里人就爱给我们讲，解放前哪个山坡上的哪一块地是谁家的，种的是什么，让我们觉得有点资本主义复辟的味道。想跟老乡搞个忆苦思甜，老乡就说实话，没过过什么好日子，也没过过什么苦日子，解放前跟解放后一样。我们知青六男四女，从进村的那天起总是听到 “六个娃，四个女子，这日子咋过嘛？”之类的奇谈怪论，我们听着怪不顺耳的，中农的觉悟就是不高。陕北人实在，其实就是这么回事，要在农村扎根一辈子，六个娃，四个女子确实不好办。
刚到那天早上，几条狗蹲在院子里。这狗也真新鲜，看见生人也不叫，好像闻到了吃的东西。刚从城里来，有年头没看见过狗了，于是，我们就把剩下的干粮拿出来，一边逗狗，一边喂它们。不知什么时候，院子里人也多了起来，有大人，有小孩。突然，人群里一个人喊了一声“给娃吃些嘛”。我们震惊了，我们这些城里来的少爷小姐，就是不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谁说中农不能对我们进行再教育？刚来第一天就给我们上了生动的一课。还记得当时把干粮给孩子们时的尴尬场面，让我们无地自容。孩子们接过干硬的干粮时高兴的样子，也让我们马上预感到，苦日子在后面等着我们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