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海的第二天，大学时我们称“大脑壳”的陈同学来接我在上海玩。他说他早上一起床就出发，但等到我见到他，时间已经是上午十一点了。中国大城车多路多车比路多得多。人还是原来的样子，矮不变，脖子像是短了。大头依然大，光头照样光。见面先熊抱。久别重逢毕竟难得亲切。人过了六十还在喘气，是值得庆祝的事。要知道我们是经过文革还活着的人，当年吃得糟。辛亏当年小。脑子并没有受到多大冲击。要说人变化不大，那是胡说。但两种东西是真的一点没变。一笑一胡说。几十年的日子怎么眨巴眼就没了，让人惆怅看夕阳？
在崛起厉害大中国开车，真的不是件容易的事。车多路多车种多，用行话讲叫路况复杂。上大学的时候，陈同学特别腼腆，长得有点卡通，现在阳光灿烂，也能侃得很。我俩的欢声笑语，把车棚都震得哗啦啦响。我说你知道不知道你的本家，咱共党的头把书记独秀，被国军抓了在监狱里大张旗鼓地过性生活，狱卒看得发呆，咱霹雳震天响的书记大喊：“我犯法但我的性欲没犯法”，义正词严掷地有声如鱼得水云雨牛叉。他说，“有这事”，我只知道星星之火。当年我们上大学的时候，伤痕文学正方兴未艾：农村党支部书记好多都喜欢强奸城里女知青。通常女青年是要反抗的，但保不齐耳边会响起耄主席的语录 “要急贫下中农之所急“。精神刹那就变物质，身体软弱稀泥，书记省了力气。瞎聊帮着时间就过得飞快，车开了一个多小时就到了我的”人大代表“孙同学下榻的宾馆。居然都过了吃午饭的时间了，随便在旅店旁的”四川小馆“各自吃了碗四川小面。辣，我已经完全不适应正宗四川辣椒面了。
我们赶着去徐汇路参观中国老电影博物馆。也就是在原上海电影制片厂的地方。上海地方小，单位多，厂的概念跟其他地方不一样。大门前是三个昂首挺胸的工农兵。合影一张，我说是上海三雄。并自报黄金荣。他俩是杜月笙和张啸林。我大学班的同学都眷恋当年一起分享生命里的宝贵四年。发张照片让同学们乐呵乐呵。
走进老电影博物馆，全是明星大头照。崔嵬，金山，赵丹，孙道临，白杨，秦怡，王丹凤，于蓝（虽然现在江姐已经是二奶），张瑞芳，刘江，程之，葛存壮，陈强，王心刚，李亚林，庞学勤，祝希娟，谢芳。。。熠熠生辉。他们的演艺精彩时候，正是我们的风华青春年代。人物相片还是黑白好，那一双双炯炯有神的眼，一个个内涵饱满的人。中国百十年的电影，到现在却是些小鲜肉打斗，人和人臭贫。按说胡歌，靳东也长得神采奕奕，但却没有赵丹，孙道临的韵味。赵丹演的《林则徐》我最喜欢，孙道临演的《早春二月》我爱看。老孙和谢芳的含情脉脉劲道十足，但又要娶上官云珠。
中国的艺术，老得受最高人物的喜好变。耄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讲话》，和头两年喜的什麼讲话。讲什么劲？赵本山讲话：咱小学都没毕业。文化跟着权位走，是中国文化文艺的悲哀。我找了半天才找着高高挂的陈强，赶快跟他合张影，男人都想“南霸天”，当然东，西，北也行。电影是个很复杂的工业，幕后的那些人我都不知道。几百个人，一个个认过来也得一整天。走在老电影博物馆，回想起老年月，我们也有过稚嫩和年轻。像白杨，秦怡，王丹凤，谢芳真长得漂亮。不像现在的人，比如范冰冰，李冰冰，弄些高级化妆品把自己弄得跟青花瓷一样。找了半天也没找着赵子岳，我特别遗憾。《南征北战》里的高营长，《我们村里的年轻人》里的李亚林。一个文革自杀，一个多病难过。年轻就走完了人生。陈戈演戏很神，演共军大官，演国名党“王保长”。当年这些人，都是民国人。确确实实，民国的时候中国还算有文化。比如我又在读的《未央歌》，当年的西南联大，在那麼艰难困苦的条件下，培养出了那麼多的各行各业的翘楚。大学校长实在是太重要。
因为大学是培养有“鸿鹄之志”，有创新发展的有思想人的地方。
参观了中国老电影博物馆，好像上了一课。电影是个奇特的工业，创造明星，创作出时代。记忆和青春一起，成为人生的永恒。中国在进步，这个老电影博物馆很不错。用不着过多话语，只是那些制作电影的实物和光彩夺目的明星们的人头大聚会，就已经唤起我的青春记忆。中国历史长，不太在意历史。其实历史是镜子，多多少少照着点未来的影子。比“跟着感觉走，拉着梦的手”还着点六二五。人最后都会走完，留给后代些好东西好精神，我觉得是一个国家，一个行业的责任。
回忆好像让人容易饿，晚饭是在一家云南餐厅吃的。孙同学有事，帮我们点好菜，买完单才告辞。真是好地主。殷殷同学情倒不是在乎谁付账，而是抢着付账以示我看重我们的从前。我一再在同学里说，我们是同学，没有官大关小，没有钱多钱少。当我们在一起的时候，我们还像从前。让现在的时光还是昨天的好时光。我不知道是不是病得久了，有些多愁善感。吃得饭都记不得味道，云南菜的一个小炒肉味道不错，但说不清。陈开车送我回宾馆，一路继续欢声笑语。我们又创造了往事。约好明天到他家里吃饭，看他的两个姑娘，尝他太太的手艺。（待续）
